七贤祠位于晋祠文昌宫内,供奉着晋祠乡绅学子崇拜的七位历史人物。雍正进士,曾为官台湾的晋祠人杨二酉在晋水七贤祠碑记中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这七个与晋祠结缘,让晋祠人引以为荣的的贤士分别是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和王琼。
文昌宫前,便是智伯渠,春秋末年,智伯讨伐赵襄子,修渠引晋水以灌晋阳。晋伯被赵、魏、韩三家消灭在晋阳城下之后,他的家臣豫让在晋祠以北一里的赤桥下谋刺赵襄子,留下千古侠名。
另外六贤之中,只有白居易没有来过晋祠,但白居易祖籍太原,他自己一直自认为太原人,李商隐为他作墓志铭时也称他为太原白公,更重要的是,他为晋祠留下了一首至今仍在传诵的诗作。
领导了明代北京保卫战的忠肃公于谦是永乐进士,33岁便巡抚河南山西,在他“手帕蘑姑与线香,清风两袖朝天去”进京任兵部尚书之前做了这两个省十九年的父母官。于谦和晋祠和山西渊缘极深,山西产煤,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咏煤碳》,借前代文人从未提及过的煤碳来表达自己为国为民利及苍生的弘誓大愿和开阔胸襟。清廉刚直的于谦曾得罪权贵,被诬下狱,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他鸣冤。于谦不仅赢得了两省民众的崇敬,而且也感动着上天,曾经遇旱亲自前往晋祠祈雨,并作诗以记之,竟然甘霖普降。
其实,对晋祠影响最大的却是七贤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
公元617年夏天,在隋朝江山的风雨飘摇之中,太原留守李渊正在加紧起兵的最后准备。与此同时,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两个亲信,李渊的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也做出了李渊将反的判断,设计以太原天旱,需到晋祠祈雨为名,准备借机诱捕李渊。但他们的计划被李渊心腹,晋阳乡长刘世龙察觉,于是,李渊擒杀二人于晋阳宫。
李渊最终还是来到了晋祠,但他不是来求雨的,而是为起兵祈祷。在他看来,自己起兵无异于当年武王伐纣,而唐叔虞正是武王之子,求他来保佑自然是寓义深刻。
617年7月,李渊在晋阳誓师起兵,仅仅126天之后便攻占了长安。第二年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创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跟随父亲在晋阳居住多年,时人称之为太原公子,他也一直把太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归途中来到了太原。第二年正月二十六,唐太宗驾幸晋祠,留下了晋祠最为珍贵的文物,树立于贞观宝翰亭内的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晋祠之铭并序》。
早在四年前,唐太宗就曾计划效仿秦皇汉武通过“封禅大典”来标榜自己“受命于天,功德卓著”,但遭到魏征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这一次,他要借发迹故地的山水神灵一吐心中的块垒。
《晋祠之铭并序》一方面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史迹以达到宣扬李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答谢了叔虞神灵保佑李氏王朝“龙兴太原,实祷祠下,以一戎衣成帝业”的冥冥之功。它既是一篇代封禅之作,又是一篇对当年李渊祷于祠下的还愿之作。
唐太宗一生雅好翰墨,尤其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很多人猜测《兰亭序》被他带入了昭陵。《晋祠之铭并序》的书法颇具王体特色,全篇四十个“之”字无一雷同,是唐太宗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融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旷世之作。《晋祠之铭并序》从碑成之日起人们就争相拓摹,被誉为仅次于《兰亭序》的艺术瑰宝。唐太宗曾将其拓片作为礼物赠给外国使节。
唐碑历经千年风雨,表面损坏漫漶,乾隆三十五年,杨二酉从民间找到原碑拓片,请族孙、书法家杨育摹钩一通新碑立于唐碑之侧。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新旧两碑均禁止拓印,祠内仅有一小店还保存着一张原唐碑的拓片。
唐碑使晋祠名噪一时,唐代许多文人显贵都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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