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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溺女
在传统中国，溺婴的对象主要是女婴，故在史料上常以“溺女”名之。
【起源先秦】
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中就有父母对于初生的孩子“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说法。早期溺婴之风的出现，多半与原始信仰与生育礼俗有关。如先秦、两汉时期之所以有“讳举五月子”的习俗，据说是因为“五月生”的孩子会给母带来灾难。
【兴于宋朝（税重）】
“不举子”是宋朝时期的社会现象，也叫“生子不举（养）”，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溺死或扔掉。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原因之一。“不举子”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在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并演变成一种杀婴习俗。
【南方常见，山西于北显著】
在清代至民国时期，溺婴的行为和风俗在南方更为常见（广东福建湖南江浙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溺婴最为多发的福建地区，生男稍多便不肯养育，“女则不问可知”），北方省份中，山西较为显著，主要见于晚清。
山西的受灾情况均较其他省份为重，而且旱灾和鼠灾、瘟疫等夹杂在一起。
【山西重商轻农，女性无法产生经济价值且厚嫁】
该省逐末者多，富商大贾之家，率皆男不知耕，女不知织。其不为商贾者，则亦但有农事，而无女工。妇女不习操作，嫁娶又责厚奁，（①肖倩认为奢嫁是富家和贫家溺婴的共同原因，前者会为了防止过多的女儿分割家产导致自家经济、社会地位下降而溺婴。②明清时期徽州的富商大贾也盛行为女儿赠送丰厚的嫁奁，原因大抵源于“不厚则为富家厌薄，且有因之而弃妇者，妇人之见，以为异日使其女不见重于夫家”，此则导致“不若即死堕地之初为尤得也，坐是相习成风，往往富家尤盛”）所以该省贫民养女，视为赔累，往往生而不举。本地将养女“视为赔累”乃和当地人从商者多而不重视农事有关。
在历代统治者眼中，溺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和败坏的风俗，但却不是—种犯罪，如在清代，溺婴行为并未被明确列入律例中予以规制，因此，教化成了一种重要的遏制溺婴的方式。
【官禁不止】
地方官员常用于禁溺的几个方法是童养媳、设立育婴堂和发布告示严禁。但实践中设立育婴堂的方法往往效果不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花费巨大且需持续投入，很容易陷入难以维持的境地。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潘筱洲想出了办戏捐这个“创新”的方法。显然，潘筱洲的思路是:演戏对于各村而言是一个长期的“刚需”活动，如果募集资金和演戏挂钩了，便能够保障开办育婴堂的经费源源不断。
办戏捐虽被冠以“化无益为有益”之名，实质上仍是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潘筱洲在锐意禁溺时不仅多管齐下，甚至“牺牲”了国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规制，这恰恰可以反映出当地禁溺的难度之大。
阎锡山主政山西后也曾措意禁溺，其采取的办法主要包括教喻劝诫、奖励育女（物质、名誉）等。（表明法律没什么效力）此时期山西当局对溺婴和禁溺的认识主要从人口、性别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如清代般主要将溺婴视为一种恶俗。
【恶因恶果】
溺杀女婴最直接后果是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增加了徽州男性择偶困难，从而间接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拐卖妇女、抢亲、逼寡妇再嫁等。徽州曾有寡妇立志为亡夫守节，结果夫家不允，其公婆伙同叔伯亲戚，不顾寡妇的意愿将其强硬卖与他人为妻。而此种逼寡妇再嫁的行为在旧时的徽州不是个例，往往会酿成看重贞节的寡妇不堪受辱而自尽的悲剧。另外女性资源的稀缺必然使得女子的身价水涨船高，一些新郎因无法支付高昂的聘金而面临女方悔婚的窘境，不得不铤而走险纠结众人前去抢亲，往往会因此引起纠纷，严重的甚至会引发械斗，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如道光年间，祁门县人张英因缺少财礼，被女方悔婚，在抢婚的过程中不幸将新娘之兄殴死，酿成血案。
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徽州犯罪率上升，严重威胁徽州社会的安定。其次，溺婴促使徽州社会风气败坏。
【补充】
育女奖励：
( 一) 本办法以奖励能养育幼女成人为宗旨;
( 二) 凡极贫之家，如果生女，不能养育者，应由村中酌给食粮，如村中无仓社者，得酌给银洋，但每年不得过十元，其给与期限，自生时三年内有效，前项给养办法，由村长副及本
管闾长联名报县后实行之;
( 三) 凡贫之女，一到学龄之年，应由村中给以课本笔墨纸张，并得给衣食之费; ( 四) 次贫之女，亦当依照前条规定，由村酌予津贴之;
( 五) 贫家能育女成人，在五女以上者，应由村区报县，由县长转呈省政府奖励之;
( 六) 贫家能育女成人，在三人以上者，得由村区报县，由县长奖励之;
( 七) 贫户不能自其女，或有族戚邻友，为之代养，不辞劳琐，不吝费用者，应由区报县，呈请省政府给与奖章，或褒奖;
( 八) 富户能独捐巨款，设立保婴院，多雇乳母，使幼女不失其养，并设备完善，办有条理者，应由区报县，呈请省政府，给予匾额;
( 九) 如有大慈善家，能热心励募，倡办育女之举，并苦讲演，能止溺女之风者，应由区报县，呈请省政府，酌给名誉之奖励。
引用
[1] 李俊丰.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溺婴现象与应对初探[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2,37(04):59-63.
[2] 白贤.宋代溺婴习俗的治理及其历史启示[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21,38(04):45-47.
[3] 李俊丰.清代溺婴现象研究述评[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0,40(04):85-90.
[4] 江慧萍,谈家胜,彭家国.明清徽州溺婴陋习探析[J].黄山学院学报,2019,21(0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