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0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今天是2025年3月25日，让我们将时间拨回一百五十四年前的明天——1871年3月26日，巴黎街头的投票站前挤满了头戴红色绶带的工人，他们即将选举出人类历史上首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成员。这场仅存72天的政治实验，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近代民主制度演进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场被称作“十九世纪最伟大社会革命”的来龙去脉。
要理解巴黎公社诞生的必然性，我们必须先回到1870年普法战争的硝烟中。那年7月，拿破仑三世轻率地对普鲁士宣战，结果在色当战役中全军覆没。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国防政府”宣告成立。但新政府首脑梯也尔面对普鲁士军队围城，选择了屈辱求和：1871年2月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不仅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赔偿50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六年财政收入）。更令巴黎市民愤怒的是，和约允许普鲁士军队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胜利阅兵，而梯也尔政府为支付赔款，竟宣布停发国民自卫军军饷——这支由30万巴黎市民组成的民兵武装，正是困守孤城五个月的主力。
经济崩溃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法国国家档案馆记录，围城期间巴黎面包价格暴涨八倍，市民被迫食用动物园的大象、老鼠乃至树皮。而资产阶级却通过囤积粮食和军火合同大发横财，仅军火商奥本海默家族就获利两千三百万法郎。1871年3月10日，梯也尔政府为恢复秩序颁布两项致命法令：要求巴黎市民缴纳1870年第四季度房租（围城期间多数人已失业），并宣布所有债务立即到期。第二天，蒙马特尔高地的家庭主妇们便举着空锅盆走上街头，这场自发的抗议迅速演变为全城骚动。
真正引爆革命的导火索，是3月18日凌晨政府的愚蠢决策。梯也尔秘密调遣四千名正规军突袭蒙马特尔高地，试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一百七十一门大炮——这些用市民捐款铸造的火炮被视为“巴黎自由的象征”。但行动彻底失败：清晨五时，当士兵们费力拖动重达7吨的青铜炮时，被早起的妇女发现并敲响警钟。据亲历者阿尔弗雷德·迪布勒伊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睡袍的洗衣女工包围了士兵，她们指着大炮上的市民捐赠铭牌质问：你们要偷走穷人最后的财产吗？”到上午九时，整个巴黎东部已筑起两千个街垒，倒戈的士兵与国民自卫军合流，梯也尔仓皇逃往凡尔赛。
此时的巴黎陷入权力真空。3月26日举行的选举，实质上是被压迫者的政治觉醒。根据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公报》记载，选举采用直接普选制：全市20个区共推举六百四十七名候选人，最终选出九十二名委员（其中工人代表35名）。值得注意的是，选民登记率高达70%，远超第二帝国时期40%的平均水平。新政权在3月28日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政教分离、免费教育、废除常备军”等纲领，并着手进行史上首次社会主义实践：将逃亡企业主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规定公职人员薪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工资（每月六百法郎），甚至尝试建立男女教师同工同酬制度。
巴黎公社的执政实践，堪称十九世纪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实验。3月29日颁布的《政教分离法令》彻底切断了国家与教会的联系，将价值15亿法郎的教会财产收归国有。根据《公社会议记录》显示，仅4月6日当天，巴黎圣母院、圣日耳曼德佩教堂等36处宗教场所被改造为民众俱乐部和救济中心。更令人瞩目的是教育革新——公社在4月20日通过的《免费义务教育法案》，要求每区设立三所世俗学校，教材删除所有宗教内容，并规定女教师占比不得低于40%。这些措施吸引了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等国际观察者前来考察。
经济领域的变革同样深刻。4月16日，公社颁布了著名的《关于废弃工厂的法令》：凡企业主逃离巴黎的工厂，一律移交工人生产协会管理。档案显示，里昂信贷银行下属的卢浮宫兵工厂被接管后，生产效率提升了30%，工人首次参与制定生产计划。而《禁止面包房夜班法》则体现了人道关怀，终结了延续百年的通宵劳作制度。不过这些政策推行范围有限，实际覆盖的工厂不足全城15%，且主要集中在军械、印刷等关键行业。
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暴露了公社的先天不足。由于旧军队已被废除，公社完全依赖国民自卫军——这支由厨师、裁缝、排字工组成的武装力量，巅峰时期达到19.4万人，但仅有3.7万支合格步枪。4月3日，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贸然发动对凡尔赛的进攻，结果两千名缺乏训练的战士在默东森林遭正规军伏击，阵亡人数达400余。这次惨败让梯也尔获得喘息之机，他迅速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达成秘密协议：释放10万法军战俘换取进攻巴黎的通行权。
五月中旬，战争阴云笼罩巴黎。凡尔赛军队完成整编后，于5月12日开始炮轰城墙。公社的防御策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西郊拆毁贵族宅邸构建街垒，却忽视了南部的伊西炮台——这个控制塞纳河航道的关键要塞，守军仅有八百人对抗1.2万政府军。据炮兵上尉亨利·罗什福尔回忆，战士们为节省弹药，不得不用酒瓶制作燃烧的弹，而公社军事委员会仍在争论是否该没收法兰西银行（该行最终向梯也尔输送了25亿法郎金库）。
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能量。俄国记者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领导的妇女俱乐部网络，在两个月内发展到一百五十六个分区组织。她们不仅承担战地医疗、弹药运输，更直接参与作战——5月21日凡尔赛军突破圣克卢门时，女教师娜塔莉·勒梅尔率领300名妇女死守旺多姆广场达九小时。公社颁布的《未婚伴侣子女权益法》和《女工同酬令》，虽因战争未能全面实施，却为二十世纪女权运动埋下了火种。
文化领域的革命同样值得铭记。公社艺术家协会将旺多姆圆柱（拿破仑战争纪念碑）拆除，并在原址树立起“国际工人团结”雕像；印刷工人接管《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将其改造为每日发行量8万份的公社喉舌；甚至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工人电影节——5月15日在夏约宫放映的《无产阶级的黎明》，用幻灯片展示了工厂接管实况。这些文化实践比俄国十月革命早了整整四十六年。
当凡尔赛军队于1871年5月28日攻占最后的抵抗据点拉雪兹神父公墓时，巴黎公社的旗帜在血泊中坠落。这72天的革命实践，虽然以惨烈的“流血周”告终，却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凿刻出深远的裂痕。据法国陆军部解密档案显示，政府军处决了至少2.5万名公社成员，4.5万人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另有1.3万人在军事法庭受审——这些数字远超普法战争中的伤亡。而梯也尔在议会宣称“我们终于清除了社会主义毒瘤”时，不会想到这场镇压将催生更强大的国际工人运动。
巴黎公社的遗产在灰烬中生根发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炼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著名论断，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称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公社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免费化等主张，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被确立为全球工人运动纲领。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吸收其改革成果——镇压公社的梯也尔政府，在1874年被迫通过《童工保护法》，将最低工作年龄从8岁提高到12岁。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公社的失败反而加速了其理念的传播。1880年法国政府大赦公社流放者后，归来的战士中有37人当选议员，直接推动1884年《工会合法化法案》的出台。公社艺术家们拆除的旺多姆圆柱，至今仍以平顶基座的形式矗立，基座上镌刻着“这里曾树立着战争的耻辱，如今留存着和平的空白”。而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那段“公社社员墙”，每年五月都会堆满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色康乃馨。
站在当代视角审视，公社的局限性与开创性同样清晰。其未能建立农村联盟导致孤立无援，财政上放任法兰西银行保持独立更是战略失误。但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政权实验，成功证明了劳动者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公社委员会92名成员中，工人占比38%，远超当时欧洲任何议会；其推行的市政透明化措施，如公职人员薪资公开制度，至今仍是现代行政改革的标杆。
如今的巴黎市政厅档案馆里，保存着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在巷战期间写下的诗稿，其中涂改多次的《国际歌》初稿，最终被谱成响彻寰宇的旋律。而蒙马特尔高地圣心大教堂的地下墓穴中，当年铸造大炮的熔炉痕迹仍依稀可辨——这些静默的遗存提醒着我们：任何试图用暴力抹去历史记忆的行为，终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显露出它的虚妄。
感谢您收听本期《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日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另一段回响，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