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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2年，对于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莱茵省自由派资产者等很多人，对于科隆、莱茵省乃至整个德国的自由主义，莱茵报是个中心角色。
马克思3月开始给莱茵报供稿讨论政治问题，他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发明显。鲍威尔兄弟主导的团体柏林“自由人”越发显现文人的清高和狂悖，他们憎恶柏林人的服从性，到处反对教条和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的狂娟，要“震惊”资产阶级，比如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越发脱离实际，表现出犬儒主义自由倾向，他们延续了古希腊犬儒主义对自由意志和个人自由的崇尚，对他们眼里的庸人不断嘲弄和玩世不恭。但并没有继承犬儒主义的极简、禁欲、苦行、摒弃名利物质，反而继续在柏林维系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这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跟他们的社会位置有关，这些小资知识分子在充满官僚、军人、教士的柏林是孤立的，没有进步的市民阶级支持他们，所以涉及政治行动就胆怯和犹豫，于是脱离政治运动，只是在他们擅长的思想理论领域把哲学批判推向极端，把批判变成目的本身，改变外界世界并不重要，只要在理论上得到解放，自己便成为自由人。他们逐步走向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施蒂纳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这种个人主义包含了强烈的精英主义，他们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就是揭露他们有害的反动思想。
他们的经历跟犬儒主义的历史很相似，早期犬儒主义者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但后来犬儒主义者走到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从理想主义走向虚无主义，本质是对世界悲观绝望。当马克思在研究希腊晚期伊壁鸠鲁主义的积极因素逐步走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们则走向了希腊晚期犬儒主义的暗面，这是历史的不断重复。当布鲁诺·鲍威尔还在波恩时，对自由人团体是蔑视的，马克思曾指望回到柏林的鲍威尔能改造自由人团体，但不久鲍威尔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精神疾病，因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象牙塔空想主义内核，遇到挫折就会变得颓丧，并非真正的革命家。
黑格尔曾对犬儒学派的自由思想做出深刻的批判，指出“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逃避有关他人和其他生活的事务，相反，自由在于意识在投身于全部现实之中能够超出现实，不为现实所制。”
从自由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消沉犬儒主义、精英主义，青年黑格尔的这一派代表了知识分子常见的一种堕落路线。
布鲁诺·鲍威尔在3月29日被撤职，动摇了自由人团体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心。多数自由主义报刊上都发表了抗议文章。自由人团体把火力转向那些袖手旁观的派系，即幷非无条件拥护自由的派系，攻击那些妥协者，那些拥护中庸政策和君主立宪制的人們。
埃德加尔·鲍威尔写作《中庸之道》发表在莱茵报，反对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說:“任何原則都是极端彻底的。但是拥护中庸的人没有原則，不肯定，不表明意见。历史通过对立发展，中庸則厌恶对立”另一篇文章写道:“一个政党只在它有貫彻始终的原则时才能被称为政党，知道它们想从革命中取得什么东西。真正的政党，只有两种:一种是极左的,另一种是极右的。一个是人民、自由、人类的政党,另一个是合法的、上天保佑的、依賴和信仰权威的政党。在它们之间的一切都是暖昧模糊的。在它们之间的一切都是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和畏首畏尾的。”，“现代人抛弃了一切权威。除自己外不再尊敬任何人。” 埃德加尔否定任何妥协并批判一切现存事物，把批判绝对化成目的本身，认为只有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才是唯一本质的存在。
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施蒂纳在他4月发表于《旅茵报》上的文章《我们的教育的错误原则，或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中，否认人道主义是教育的原则，因为人道主义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并且把宗教引人了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也反对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既是法国革命的结果，所以它是会把外部的自由与平等看成是教育的任务的。在《关于爱的国家的初步考察》中，他批判普鲁士国家，把市民仅当做臣民，也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作为原则的基督教的爱。鲍威尔也批判过以爱为名义的新思想流派，本质是以集体主义侵蚀个人主义。在否定了一切后，只剩下自我是唯一实在，就只有绝对个人主义唯一原则，就自然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