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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赫斯1842-1843年初任《莱茵报》编辑和驻巴黎记者，文章主题是政治、社会和犹太人问题。1842年4月在莱茵报发表《19世纪之谜》写到，19世纪的中心议题，就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和平等，自1830年7月革命以来，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英法德的民众的头脑中正在不断进步。
5月17日匿名发表在莱茵报的《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问题》写到，一个国家是否中央集权，涉及法律是否牺牲个人自由的问题。如果个人真正符合人的本质，那么个人的自由与公众自由毫无区别，绝不会与法律相抵触，法律对他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国家政权是多余的，这样的健全社会，表现形式不会是国家，而国家恰恰应当培养民众具有这种理想。国家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可以是积极的，是人民教育机构，立法清除阻挠自由的障碍，此时中央集权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护，是独裁、利己主义、地方观念和等级偏见的敌人。也可以是消极反动的，法律专横，中央权力侵犯个人神圣权利，而自由变成利己的任性，国家本身就是自由和进步的最大障碍，比如当下的德国。
在经历过宗教改革的德国，为了个人自由发展取消了中央集权，日耳曼系民族的天性是追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担心中央集权侵犯自由。当然中央集权的衰弱也引起消极的后果，自由反而演化成社团、地方主义、等级偏见等等，自由发展、教育思想自由反而受到阻碍。而在法国，经历法国大革命，建立法律统治和中央集权，根源于拉丁系民族、法兰西民族的天性，政治和国家生活占统治地位，崇尚政治权力、法律、统一，喜欢从政，所以个人自由演化成独裁。但中央集权超越了界限，侵犯了精神生活和个人权利，所以法国在法治和独裁之间摆动。
综上，中央集权只有在超越自己界限侵犯个人生活时应该受谴责，否则应该支持。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各民族不断发展到丰富和理性的状态，特性和自我意识变得增强和完美。
赫斯这篇文章显然是青年黑格尔派味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让专精法哲学、目前正在酝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无法赞同，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集权问题》批判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正如狗是测度天候的准确晴雨表一样。在公众看来，好像是反动分子想出问题。
该作者不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而是以抽象的和空想的世界画图来代替现实的世界。他就图用关于某种“正直的人民”的虚构来消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作者假定人民全由正直的人组成，从这样一个高的角度，所有法律、成文法规、中央国家权力，以至国家本身都消失了。问题便解决了。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哲学观点”，是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关于完全由“正直的人”组成的人民这一虚构，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作者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
马克思的批判并未让赫斯动摇，他继续谈论他的民族性问题，6月12日在莱茵报发表《德国和法国的日报》：
德国人在理论上是坚定、实在、明确的，在实践上是不坚定、错误、糊涂的。德国最通俗的作家,如莱辛、席勒、白尔尼，也从来不从实践,而是从理论出发。理论的东西在德国反而是实际的东西、通俗的东西、有益的东西。一个国家里实际的进步没有任何历史的和通俗的基础，无论现存的法和政治教养都不能作为公众舆论的力量为进步做保证。因此要促进理论、认识、精神教养，为未来真正的实际开辟道路。
英国跟德国一样，虽然数百万人在理论上、报纸上，乃至集会请愿中反对现行法律，但只是纯理论的，距离实践和革命尚远。新闻自由在英国比法国大得多，但没有在实践中立即实现其信念的诉求，可以容忍理论和实际之间的矛盾。德国的情况比英国更严重。
在法国，理论与实际同步，甚至理论在实际后亦步亦趋。法国人不是生活在理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公众舆论表达着政治诉求，甚至意味着革命，现存制度是表达公众舆论的。
综上，在德国严格的新闻法并无意义，反而限制德国人的理论思考。
但赫斯毕竟是革命和进步的，6月26日他发表《谈谈英国面临的灾难》： 贫富悬殊、金钱贵族、赤贫，是社会痛苦的根源。工业从人民的手中转到资本家的机器中，商业从小人物小本经营转到大资本家手中。这个弊病受德国思想家和法国舆论重视，而在英国实际爆发了，英国人民的极度困窘将达到其承受力的顶点。一切政治改革，任何统治形式都医治不了它，因为这个弊病是社会性的，不是政治性的。
德国人在冷静地思考并且庆幸还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法国人充满激情的打算抢在历史前面有所行动，为傅里叶、圣西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欢欣鼓舞。而在英国，历史在发挥其一贯的伟力，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伟大的破坏者和创造者。
7月15日《论国家与宗教》写到：维护宗教的人认为宗教是一般的真理。除去理性、哲学外，还是有什么一般的事物呢。国家要么建立在神秘主义、宗教的基础上，要么建立在公众、理性、道德的基础上。
9月11日《德国的政治派别》写到，崇尚宗教的中世纪反动派别，包括法学界的历史学派，文学界的浪漫主义，社会的最上层力求在底层未受教育的人群蛊惑人心、恢复专制统治权。这一派在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失去立足点。他们的对立面是理性派，哲学激进派，最近立宪自由派（南德自由主义）、民族派和所谓的实践派加入。南德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也因此，已经落后于19世纪的实践。法国的七月革命展现了，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是中间阶级的统治，即西哀士的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所以它必然实行中庸主义。19世纪面临新的议题，是民众的贫困化，大多数人的奴隶现状，要求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中产阶级的统治，要求新的原则。当新的原则模糊出现在德国民众中，尚未成型时，以民族主义的倾向出现。但这种民族派，跟中世纪反动派有很大的亲缘关系，都是以民众盲目的无意识为主要目标，反动派把民族派当做自己的手段。所谓的实践派，关注物质利益和工业。当民族派为了民族性把物质利益和工业置于显著地位时，实践派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把德意志民族性吹上了天。
无论政治观点多么不同，我们为德国民众的政治觉悟进步高兴，进步为政治派别提供了条件，派别斗争又促进了进步。如果北美不把扬弃社会的贫乏和金钱贵族的对立当做真正的自由精神，那么，它的自由只能归功于新大陆的红利，而非其制度本身的优势。但土地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金钱贵族以银行的形式跟民众对立，虽然现在还没有成为民众的主人，但趋势已经建立。
赫斯也从原则上否定任何妥协，反对中庸妥协，也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但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绝对自由的角度，而是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按照赫斯的看法，法国革命和君主立宪制都不能实现国家的这一理想形式。政治自由主义不能解决社会問题。“直到19世纪还有奴隶，自由主义并没有把人从奴隶状态解放。不仅要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社会生活的整个无组织状态都需要改革。”
社会主义，加上源于费尔巴哈的空想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加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思想，就是当前的赫斯，后来他成了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对比来说，此时马克思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思想，正在形成的朴素唯物观念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加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还并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赫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议题的研究早于马克思，以至于后世很多人宣称青年马克思是受赫斯影响走向共产主义。但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不断进步，而赫斯则进步迟滞。根源是小资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空想性，对无产阶级的忽视。而空想性更强的自由人团体批评赫斯的行动哲学，说他模仿斯宾诺莎，把精神活动与现实过于密切的联系起来，没有看到精神活动的万能。
后来的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在1840年到了柏林。这一时期， 有一批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德国学习新的西欧哲学，如赫尔岑、奥格辽夫、屠格涅夫、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等，都是后来俄国的社会运动风云人物。1841年秋天，巴枯宁认识了卢格，冬天听了谢林的課，大量学习了黑格尔的哲学。在1842年离开柏林到德勒斯顿去，第二次见卢格并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卢格发现他“胜过柏林所有的老顽固派”。巴枯宁的基本傾向和赫斯相似，但他更缺乏政治和社会经验，因而观点比赫斯更加模糊。
10月，他给卢格的《德意志年鉴》写了一篇长文《德意志的反动势力》，跟埃德加尔鲍威尔和赫斯一样，也对JusteMilieu[中庸]进行了批判。宣称，自由，反动与民主的根本对立，是时代的课题，当代历史是受黑格尔的肯定与否定，即现存秩序与革命的对立支配的。二者势不两立。中庸派是和历史的辩证发展不相容的；辩证的发展使对立尖锐化，排斥中间的党派。矛盾有推动实践的力量，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穷人必然会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幷且作为革命的阶级,从此成为辩证发展的动力。 “左派说，‘2+2=4’；右派说‘2+2=6'；公正的中间派说‘2+2=5’”。甚至在俄国，在我们的很少被了解的、无边无际的、白雪茫茫的帝国里，也许前面有着伟大的未来，乌云在聚集，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
这篇文章清晰的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部分，是他探究德国哲学7年的成果。文章传到莫斯科，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他洗掉了过去的罪过，——我完全同他和好了。”别林斯基则说，巴枯宁跟自己寻找上帝的道路不同，但最后相会在同一个天堂里。”于是给巴枯宁写信和好，波特金也是如此。
同时，这篇文章也是他跟德国哲学的告别，他走向了法国革命。过去一年，他了解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如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勒鲁等。巴枯宁认为，这些法国思想家的空想方案同德国抽象的思辨哲学体系相比更实际、具体。甚至费尔巴哈本人也是“不现实的”、“纯理性的”；其他的德国哲学家跟他们“理论上的救世处方”只是“滑稽剧”。未来属于实干家。一个新朋友也助推了他的选择。海尔维格，跟恩格斯早期最喜欢的白尔尼同样是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激进派、实干派诗人，在进行他著名的全国巡游，10月在德累斯顿见到巴枯宁，两人相谈甚欢，引为知己，12月底就和海尔维格同去瑞士。
巴枯宁和赫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把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合起来的傾向，二是性格，他们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坚定深刻的信念和毫无保留的牺性决心。赫斯写文章反对反法傾向时，又给贝克尔的歌《他们别想占有它》配了新的曲子。巴枯宁在写作共产主义议题时，也在向德勒斯顿的贵族暗送秋波。
自从《哈雷年鉴》被禁后，卢格的《德意志年鉴》一直是最激进的共和民主倾向。8月初，维干德告知卢格《德意志年鉴》有最后被查封的危险。并且仓皇失措的问，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是否还要把斗争继续下去。卢格写道:“在上周六，我的年鉴的出版执照被正式吊销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给反动派护，这就使得它越来越猖狂。看看葡萄牙吧，那里的自由已被较杀。西班牙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英国，托利党人反常地得到了胜利。基佐的势力还很巩固，并且经常取得多数。随尼当了大臣!普赫塔到了柏林。布鲁诺鲍威尔被撒职，费尔巴哈退隐乡。我几乎是孤单一人，而最受欢迎的却是最没有原则的东西!”
但卢格继续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842年8月他写作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缺点是脱离生动的历史。黑格尔把历史事实归结为逻辑范畴、概念，把国家绝对化，把某种国家制度看做永恒的形式，与历史割裂开。黑格尔企图把世袭的王权、长子继承权、两院制等等说成是逻辑的必然，而这一切应作为历史的产物来解释和批判。任何国家概念和哲学都是历史的产物。精神历史地体现在具体的国家形式中。一般的国家制度可以借助“精神”发展的抽象概念来加以解释，但现实的国家制度却是历史范畴，而只有对它的存在的批判才是它的发展动力。批判哲学必须借助于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要把法国的实干精神同德国的理论精种结合起来，把政治同批判哲学结合起来。
德国批判+法国革命，这是赫斯、巴枯宁、卢格等一批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左派的共识，也是莱茵报查封之后，马克思和卢格合作《德法年鉴》时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