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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详细叙述了1937年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发生的暴行，资料翔实，为读者提供了事件的历史背景、暴行概况及日军进攻南京的详细经过。书中记述了日本士兵对战俘和大量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强奸和残忍折磨，并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对士兵行为的影响。作者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上被遗忘的现象，以及战后日本当局系统性地否认历史所带来的挑战。
1. 历史的“遗忘”与政治操纵的根源
南京暴行在过去几乎被西方世界遗忘。美国的多数历史文献和二战历史著作中，很少或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南京大屠杀。
造成这种历史性忽略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
- 冷战的后果： 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厉的惩罚。由于中国和苏联成为新的战后敌人，美国急于得到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种政治交易导致美国政府同意日本天皇免于审讯，并保留其皇位。
- 日本拒绝赎罪和赔偿： 日本政府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全面承担战争罪责。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许多日本战时高级官员战后重新大权在握。
- 压制真相的文化： 日本国内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和学术讨论。如果日本人表明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可能会面临失业甚至生命威胁。
- 有系统的历史清除： 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有系统地清除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他们从博物馆拿走照片，销毁原始资料，并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痕迹。
2. 当代争议：否认与篡改历史
当代日本社会中那些试图否认或淡化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和行动，认为这构成了对受难者的“再次凌辱”。
政治人物和学者的否认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曾发生过。
- 否认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 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不是真的，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前内阁法务相永野茂门也声称“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
- 淡化暴行规模： 日本政府官员如藤尾正行辩护称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并认为死难人数被夸大了。
- 对证言的攻击： 篡改者如田中正明攻击那些记录暴行的学者（如洞富雄和本多胜一），认为他们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缺乏足够的原始资料。
- 将侵略转为受害者叙事： 日本流行的篡改历史观点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亚洲。他们将日本塑造成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终极受害者”。
教科书审查制度
日本教育体系存在“选择性健忘症”，通过严格的教科书审查制度，故意隐瞒有关二战的重要历史信息：
- 删除关键内容： 审查官命令教科书作者删去关于南京暴行中国人死亡数字的资料，因为缺乏足够的依据。
- 美化暴行： 日本文部省曾要求将描述日军屠杀平民的文字进行修改，以暗示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而不是日军单方面屠杀。
- 侮辱性理由： 审查官甚至要求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声称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
恐吓与暴力威胁
日本的“恐怖气氛”使得任何试图公开承认暴行的人面临极大风险。
- 老兵的遭遇： 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在南京犯下罪行的老兵东史郎，在道歉后收到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恐吓。
- 政治家的遇袭： 长崎市市长本岛均因认为裕仁天皇应对战争负责，而遭到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右翼组织声称这是对他的“神圣的惩罚”。
3. 挑战遗忘与争议的努力
面对日本政府和极端分子的否认，社会活动家、证人以及本书作者张纯如为揭露真相所做的努力：
- 社会活动家的努力： 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组织会议和教育活动，通过博物馆展览、网络传播和报纸公告等方式，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 文献的发现与价值： 像约翰·拉贝日记这样的关键史料的出现，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供了最具结论性的证据。历史学家认为拉贝的记录——尤其是它出自一个纳粹党人、日本的盟友之手，并详细记录了美国人的证词——其价值超越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能够以重要的方式使人们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
- 幸存者的发声： 幸存者（如李秀英）的口述证词和日军士兵（如东史郎）的日记和忏悔，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个人证言，反驳了否认论者的观点。
- 作者的写作动机： 张纯如明确表示，她写作此书正是对那些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的日本人的回答。她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使其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南京的暴行留下的教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而当代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和沉默，与当年世人对屠杀的袖手旁观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罪行，正式道歉并对受难者进行赔偿。
这种对“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关注，如同历史中那些不朽的警句所揭示的：“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