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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来自章奇和刘明兴的著作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书， 该书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地方精英的权力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态度和激励。 那些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干部，为了确保其政治生存，更有动力通过提供地方化的产权保护机制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经济利益。 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聚焦于浙江省，追溯了该省 1949年前的革命历史 如何塑造了建国后的权力格局，并对比了游击队干部影响较大的“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在 民营经济发展绩效上的差异，认为前者因其边缘化地位而更倾向于支持本地经济发展。
这些来源采用了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包括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在更大的“核心观点与理论框架”背景下，这种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核心在于权力结构如何塑造地方政治精英的激励机制，并最终导致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一、 核心观点：政治精英的首要动机
该分析视角的基础在于对政治精英行为动机的根本判断：
- 政治生存优先原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最大化自己的政治利益，即确保其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是地方政治精英进行一切经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政治利益是第一位的，而经济利益最多是第二位的。
- 政治因素决定论：本书认为，政治因素而不是政策、地理或文化等其他因素，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 可置信承诺问题：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政治精英总是面临着政治生存和可置信承诺的问题。
二、 理论框架：权力结构与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
这种政治生存的需要，结合政治精英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形成了核心的理论机制：
- 权力结构与庇护路径：政治精英寻求支持以确保其政治生命，支持来源取决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他们要么向上寻求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的庇护，要么向下寻求下级甚至更基层的支持者的支持。
- 边缘化精英的激励：那些与权力高层关系疏远、在权力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精英，无法依赖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庇护。为了提高政治生存概率，他们必须转向体制外的力量（如普通群众、乡镇基层干部或新兴企业家）寻求支持。
- 利益交换与产权保护：为了将这些潜在的基层力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支持，边缘化精英必须提供实际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好处。由于资源有限，他们采取的有效方案是承诺不剥夺和没收潜在支持者的财产，从而提供类似于产权保护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
- 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由此形成的精英与基层支持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即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是对正式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全的替代机制。这种机制解释了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弱产权保护环境下，浙江等地的民营经济为何仍能持续快速发展。
三、 分析结论的引申
这种政治经济学观点也引申了对政府行为的深刻洞察：
- 政府行为的异质性：地方官员究竟是“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还是“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取决于他们在政治网络中的地位。越是靠近权力核心、依赖上级庇护的官员，越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反之，越是处于权力边缘、依靠基层支持的官员，越可能成为“援助之手”。
-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该框架强调非正式制度，特别是精英之间和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非正式制度联系，在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精英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性质（如边缘化地位）决定了精英与群众之间非正式制度联系的性质（如提供产权保护）。
- 历史的延续性：改革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之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两者之间存在逻辑一致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能将改革前后的经济表现人为割裂开来。例如，浙江的革命经历（1949年前）塑造了权力结构（1949年后），从而决定了地方精英的激励和经济策略，并最终导致了民营经济发展绩效的地区差异（见图1.1所示的逻辑和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