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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公元266年2月4日，在洛阳的宫城里，发生了一场影响中国三百年历史走向的政权交接——魏元帝曹奂将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曹魏灭亡，西晋建立。这场看似按部就班的“禅让”，实则是司马氏家族三代人精心谋划的结果，它不仅终结了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西晋灭吴、持续近百年乱世中的三国鼎立，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门阀士族主导政治的新纪元。今天我们就详细讲讲这段历史，看清曹魏为何走向衰亡，司马炎如何完成权力更迭，以及这场变革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要理解这场禅让，得先从曹魏政权的建立与衰落说起。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当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位，自己登基称帝，国号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曹丕称帝后，延续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同时完善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收归中央。但曹魏的隐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作为权臣篡汉而来的政权，它始终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尤其当皇帝年幼或昏庸时，权臣很容易取而代之。
曹丕在位六年，于226年病逝，其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曹叡比父亲更有能力，他亲理朝政，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抵御诸葛亮北伐，维持了曹魏的稳定。但曹叡无子，晚年收养曹芳为养子。239年曹叡病逝，年仅八岁的曹芳继位，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之子，属于曹魏宗室；司马懿则是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朝的老臣，因抵御诸葛亮北伐有功，掌握军权。两人表面合作，实则暗斗。
247年，曹爽开始排挤司马懿，将他明升暗降为太傅，剥夺其军权。司马懿表面称病，不问政事，却在暗中积蓄力量。249年正月初六，曹爽陪同曹芳出城祭拜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占领武库，并以郭太后名义下诏，罢免曹爽兄弟职务。曹爽起初想反抗，但在桓范劝说下放弃，最终被司马懿以“谋反”罪诛杀，其三族也被牵连。这场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由此彻底掌控曹魏军政大权，曹魏皇帝彻底沦为傀儡。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司马师废黜曹芳，改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则更进一步，在260年镇压了曹髦组织的“弑君未遂”事件——当时曹髦不甘心做傀儡，率数百宫人讨伐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当场刺杀。事后，司马昭为平息众怒，杀了成济三族，另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曹璜为帝，改名曹奂，时年十五岁。此时的曹魏，皇帝年幼，朝政完全由司马昭把持，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问题。
司马昭为篡位做了充分准备。263年，他派钟会、邓艾率军伐蜀，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此举不仅扩大了司马氏的威望，还获得了益州的人力物力。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加九锡之礼，建天子旌旗，追封祖父司马懿为宣王、父亲司马师为景王，一切礼仪规格都向皇帝看齐。265年八月，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爵位，继续执掌朝政。
司马炎继位后，篡位进程明显加快。他首先逼迫魏元帝曹奂下诏，为自己加“相国、晋王”的封号，允许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完全按照皇帝的标准对待。接着，他让亲信大臣暗示群臣“劝jin”，即请求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群臣们心知肚明，纷纷上表，称“魏德已衰，天命在晋”，请求曹奂“顺天应人，禅位晋王”。
面对群臣的“劝jin”，曹奂表现得十分顺从。他在诏书中说“朕承曹氏历世之业，本无德政，值天下崩离，群凶竞逐，幸赖晋王匡复社稷，功高德茂，宜承大统”，并表示愿意“避贤让位，以安天下”。司马炎则故作推辞，前后三次“拒绝”群臣的劝jin，直到群臣第三次上表，他才“不得已”接受。这种“三辞三让”的流程，是模仿当年曹丕代汉的禅让仪式，目的是为权力更迭披上“天命所归”的合法外衣。
266年2月4日，禅让仪式在洛阳宫的太极殿举行。当天，曹奂在群臣的簇拥下，来到殿中，向司马炎献上象征皇权的玉玺和禅位诏书。司马炎接过玉玺，面向南方，接受百官朝贺。随后，他下诏改国号为“晋”，改元“泰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曹奂则被降为陈留王，封地在邺城，保留天子仪仗，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食邑万户。至此，曹魏政权正式灭亡，三国时代进入尾声。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首先是分封诸王。他认为曹魏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分封宗室，导致权臣篡位时无宗室勤王。于是，他大封司马氏子弟二十七人为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并兼任地方都督。其次是完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时期创立的选官制度，由中央任命“中正官”，负责评定地方士人的“品第”，共分九等，作为选官依据。司马炎继位后，进一步将中正官的控制权收归中央，由吏部直接管辖，确保士族垄断官场，同时拉拢世家大族支持新朝。
在经济上，司马炎推行“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可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按亩收税。这一制度旨在恢复因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文化上，他提倡儒学，设立太学，整理典籍，为后来的“太康之治”奠定了基础。
但司马炎的统治也存在严重隐患。分封诸王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九品中正制使士族垄断仕途，寒门子弟难以晋升，社会矛盾逐渐积累；他本人晚年沉迷享乐，后宫佳丽近万人，朝政交给皇后杨艳的堂弟杨骏，导致外戚专权。这些问题在他死后迅速爆发：290年司马炎病逝，其子司马衷继位，皇后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杀死杨骏，随后引发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国力耗尽，最终在316年被匈奴汉国攻破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
对曹奂而言，禅让是无奈却明智的选择。他自幼生活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亲眼目睹曹髦被杀，深知自己无力对抗司马氏。史书记载，曹奂退位后，迁居邺城，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他活到57岁，在陈留王位上共36年，是历史上结局最好的亡国之君之一。西晋灭亡后，东晋建立，陈留国依然存在，直到南朝宋时才废除。
这场禅让的历史意义远超政权更迭本身。它标志着三国时代的终结，中国再次实现大一统；它开启了门阀政治的时代，士族与皇权共治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常态；它确立了“禅让”作为王朝更替的“合法”模式，此后南北朝、隋唐的许多政权更迭都效仿此例。同时，西晋的短命也暴露了门阀政治的弊端——士族垄断权力导致政治腐败，中央集权削弱导致地方割据，最终引发五胡乱华的百年动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266年的禅让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重大转折。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削弱诸侯，加强集权；曹魏时期士族崛起，九品中正制固化阶层；西晋则通过禅让和分封，让士族与皇权形成微妙平衡，但这种平衡最终被八王之乱打破。直到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寒门子弟才有机会进入仕途，门阀政治才逐渐衰落。
今天，当我们回望266年2月4日的洛阳宫，看到的不仅是司马炎登基的瞬间，更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新秩序的诞生。曹奂的退让与司马炎的崛起，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历史潮流的必然。门阀政治的开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连锁反应在禅让仪式的钟声中悄然启动，最终塑造了此后三百年的中国历史。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司马炎以“仁德”之名终结乱世，却未能阻止西晋的短命；曹奂以“禅让”保全性命，却无力挽回曹魏的衰亡。这场权力交接，如同三国时代的缩影——英雄辈出，权谋交织，最终只留下一声叹息。但它也提醒我们：任何制度的建立与更迭，都需要兼顾理想与现实，平衡权力与责任，否则再辉煌的开端，也可能走向悲剧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