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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9年2月1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涌动着数百万示威者，军方电台突然宣布“军队保持中立”，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权彻底垮台。这一天，霍梅尼的追随者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标志着伊朗延续2500多年的君主制终结，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共和国即将诞生。今天，我们就从这场被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剧变出发，还原事件的前因后果、权力更迭的细节，以及它对伊朗和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
要理解这场革命，得先回到20世纪中叶的伊朗。当时的伊朗处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这是一个由礼萨·汗在1925年建立的世俗化王朝。第二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后，推行了一系列名为“白色革命”的改革，试图让伊朗快速现代化。这些改革包括：将大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赋予妇女选举权，推广世俗教育，鼓励工业化，以及削弱宗教势力对社会的控制。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旨在提升国家实力，却在实践中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对普通民众而言，“白色革命”并未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土地改革虽然分配了土地，但许多农民缺乏资金和技术，最终不得不将土地卖给富裕阶层，贫富差距反而扩大。工业化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农村依然贫困，失业率居高不下。更严重的是，国王家族及其亲信垄断了石油、金融等关键行业，腐败现象蔓延。据当时媒体报道，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拥有数十家企业，资产超过10亿美元，而普通工人的月薪仅够购买几公斤羊肉。
对宗教势力来说，“白色革命”是对伊斯兰传统的直接挑战。巴列维王朝推行世俗法律，削弱宗教学校的地位，禁止宗教人士参与政治，甚至规定女性不必佩戴头巾。这些政策触动了什叶派宗教阶层的根本利益。霍梅尼，这位出身伊朗圣城库姆的宗教学者，逐渐成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霍梅尼出生于1902年，早年在家乡学习伊斯兰教法，后来到库姆神学院深造，成为什叶派教法学家。他坚信“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认为穆斯林有责任反抗“背离教义”的统治者。1963年，巴列维国王推行“白色革命”中的“土地改革”和“妇女选举权”法案，霍梅尼公开谴责这些政策“违背《古兰经》”，并在库姆发表演讲，号召民众抵制。随后，他因“煽动叛乱”被捕，引发全国多地宗教人士和学生抗议。国王被迫释放霍梅尼，但将他软禁在德黑兰郊区。
1964年，霍梅尼因再次批评国王与美国签订军事协议，被流放到土耳其，后转至伊拉克纳杰夫。在流亡的14年里，他通过录音带传播自己的思想，提出“法基赫的监护”理论——主张由精通伊斯兰法的宗教学者领导国家，确保政权符合教义。这些录音带在伊朗民间秘密流传，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包括学生、工人、小商贩和宗教人士。
1970年代，伊朗经济因石油危机迎来短暂繁荣。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提高油价，伊朗作为石油出口大国，财政收入激增。但国王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采购和奢侈消费，而非改善民生。1977年，国际油价下跌，伊朗经济陷入衰退，通货膨胀率高达30%，民众不满情绪再次爆发。
1978年1月，一份批评霍梅尼的报纸《新闻报》在伊朗发行，称他为“外国代理人”。这成为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库姆的神学院学生发起抗议，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宗教人士借机号召全国哀悼，每周四举行大规模示威。到1978年底，抗议已从宗教城市蔓延至德黑兰等大城市，参与者包括左翼政党、民族主义者、学生和普通市民。
面对失控的局势，巴列维国王试图通过镇压和改革挽回民心。他解雇了一批腐败官员，释放政治犯，甚至更换了首相，但为时已晚。1979年1月16日，国王以“出国治疗癌症”为名，携带家眷和巨额财富流亡埃及，随后辗转摩洛哥、巴哈马和美国。国王的逃离让伊朗陷入权力真空，不同派系开始争夺主导权。
此时，霍梅尼在法国巴黎遥控指挥革命。他通过电话和信件与国内支持者联系，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世俗政权。1979年1月31日，霍梅尼指定亲信迈赫迪·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但强调“政府必须服从宗教权威”。2月1日，霍梅尼结束14年流亡生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据目击者回忆，机场聚集了超过300万民众，人们挥舞着霍梅尼的画像，高呼“伊斯兰革命万岁”。
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充满波折。革命初期，世俗派人士曾试图建立民主政府，但霍梅尼的支持者认为他们“过于西化”，拒绝合作。2月4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取代巴赫蒂亚尔的临时政府，并任命巴扎尔甘为总理，但要求所有内阁成员必须是宗教人士或支持者。
2月9日，德黑兰爆发支持霍梅尼的空军士兵与支持巴赫蒂亚尔的帝国卫队之间的冲突，双方动用坦克和机枪，造成数百人死亡。2月10日，革命委员会号召民众武装起来，保卫革命成果。次日，伊朗军方最高指挥部发表声明，宣布“军队保持中立，不参与政治斗争”。这一声明意味着巴列维王朝失去了最后的武力支柱。当天傍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全国行政权力。
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3月30日至4月1日，伊朗举行全民公投，以98.2%的支持率通过将国名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议案。同年12月，新宪法通过，确立“法基赫的监护”为核心原则：最高领袖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拥有任免总统、解散议会等权力；总统由选举产生，但需经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议会通过的法案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霍梅尼于1980年成为首任最高领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这场革命对伊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国内，世俗化进程被彻底逆转：妇女被要求佩戴头巾，禁止在非隔离场所游泳或观看体育比赛；宗教警察开始监管社会生活，惩罚“不道德行为”；教育系统被伊斯兰化，大学课程增加宗教内容。经济上，新政权将石油产业国有化，但计划经济模式导致效率低下，加上两伊战争的消耗，伊朗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在国际上，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彻底破裂。1979年11月4日，霍梅尼的支持者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外交官，要求美国引渡流亡美国的巴列维国王。这场“人质危机”持续444天，直到1981年1月才结束。美国随即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两国断交至今。此外，伊朗革命输出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激励了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的兴起，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
历史总是充满复杂性。支持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终结了巴列维王朝的独裁统治，让伊朗摆脱了西方控制，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批评者则指出，神权体制压制了言论自由和妇女权利，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民生困苦。但不可否认的是，1979年2月11日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国体和身份认同，也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国家在中东崛起，至今仍是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变量。
今天，当我们回望1979年2月11日的德黑兰，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政权的更迭，更是一个国家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艰难抉择。霍梅尼的追随者用革命结束了君主制，却也开启了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平衡理想与现实，否则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