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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欢迎来到《钟声》。我们讲述未被讲述，未经审视的中国故事。我是小钟。
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区县，你会发现地图上存在着一些“隐形”的边界。那不是民政局划分的行政区，那是当时一部分年轻人自定义的“江湖”。
这个江湖可能仅仅是一座跨河大桥的南头，一个总是冒着劣质烟味的台球室，一个挂着厚重棉布帘子的录像厅，或者是一条全城最繁华的步行街。在那个年代，只要你跨过那条无形的线，哪怕只是因为你穿了一件太扎眼的衣服，或者是在擦肩而过时多看了对方一眼——只要眼神对不上，迎接你的可能就是突如其来的围堵、叫嚣和拳头。
这种暴力，在当年的方言里有个特有的词，叫“超社会”。今天我们讲这段往事，不是为了猎奇，去满足某种对古惑仔电影的英雄幻想；也不是为了廉价的怀旧。
我们是要通过这些当年的“拳头与血”，去剖析那段猖獗一时的、中国区县隐秘暴力史背后的社会逻辑。
01:34 秩序的真空——暴力是怎么出现的？
03:37 群架——名为“荣誉”的困境
05:11 群架——关于钱的“地下秩序”
06:41 拉长时间线——暴力是历史的常客
07:34 消退与归位——国家能力的下沉
08:34 结尾——成熟社会的标志
【第一部分：秩序的真空——暴力是怎么出现的？】
要理解当年的暴力，必须先理解那个时代的“断裂感”。
90年代，中国正处于转向市场经济的深水区。但这种转型在地理分布上是极度不平衡的。当沿海城市在修建写字楼的时候，内陆区县并没有立刻变成到处是机会的“应许之地”。相反，很多县城的秩序正在经历剧烈的阵痛。
首先是“组织”的瓦解。那是国企改制、单位制解体的年代。原来的年轻人，毕业了进厂，有师傅带、有集体宿舍住。但在90年代，这种路径突然断了。大量的待业青年被抛到了街头，他们没有档案地址，没有工资条，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子化个人”。
其次是娱乐资源的极度匮乏。那是一个没有手游、没有短视频、甚至电视节目都乏善可陈的年代。对于精力旺盛的男孩来说，社交中心只能是录像厅、旱冰场和台球厅。这种高身体接触的社交空间，天然就是冲突的培养皿。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的分层。当时普高与技校的分流极其残酷。一部分被判定为“读书不行”的孩子，过早地脱离了学校的约束。
社会学者孙立平在《断裂》中提出，90年代的中国处于结构转型期——旧秩序瓦解了，而新规则还没有完全覆盖基层。这就是一种“制度空档”。大自然厌恶真空，社会秩序也一样。当正式制度无法提供身份认同和冲突调解机制时，人就会靠本能去寻找一种最原始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最简单粗暴的表现形式，就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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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一种群架——名为“荣誉”的困境】
在当年的区县，群架通常分为两种。第一种，我称之为“荣誉型”群架。
这种冲突的导火索往往小到令人觉得滑稽：也许是打篮球时一个带动作的犯规；也许是台球桌上为了谁先开球的一句口角；甚至仅仅是因为两个团伙的领头人，同时喜欢上了学校里的同一个女生。
但在那个语境下，这些小事会被无限放大。因为“面子”是那个真空地带里唯一的硬通货。如果你在对峙中退缩了，你在这一片的名声就彻底臭了。很多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心跳得比谁都快，根本不想打，但背后兄弟们看着，对面街的人看着，你没法退，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不是单纯的冲动，而是一种“群体压力下的身份建构”。这种群架的结构非常清晰：核心人物通常是体校生、长期游荡街头的“狠角色”；外围成员往往是同班同学、同乡兄弟，负责壮胆。
武器也充满地方色彩：削尖的钢管、路边的砖头、自行车链条锁。这种“荣誉型”冲突，虽然极少导致大面积死亡，但它带来的骨折、缝针和退学，却成了一代年轻人身体和心理上抹不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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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二种群架——关于钱的“地下秩序”】
如果说第一种架是为了“名”，那么第二种架，就是赤裸裸地为了“利”。
2000年前后，中国区县进入了半城市化时期。随着建设的铺开，县城出现了几块高现金流的“肥肉”：沙石运输、码头装卸、建筑工地、客运线路、以及歌舞厅的安保。这些行业的共同点是：规则不透明，且竞争门槛低。
当市场的大门打开，但合同法、地方法规还没能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从业者时，谁能控制这些地盘，谁就能获得现金流。
中国学者于建嵘指出，在正式制度能力不足的阶段，地方社会会形成一种“半地下规则”。贺雪峰教授也提到，当市场力量进入基层而制度建设滞后时，资源的分配往往不靠招标书，而是靠熟人网络和强势人物。
所以，你会看到在县城的砂石厂门口，或者长途车站出口，经常有规模巨大的对峙。参与者往往不再是学生，而是二十五岁甚至四十岁的成年人。他们争的不是谁更帅，而是这扇大门归谁管，这车沙子谁能运。这种冲突，是暴力在执行“准入许可”。打一次，定一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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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拉长时间线——暴力是历史的常客】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无限拉长，你会发现区县暴力并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历史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研究了湖北麻城长达七百年的历史。他的结论很清晰：在制度能力薄弱的时期，地方社会往往通过暴力完成秩序重组。
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失控，它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行为。90年代的区县群架，如果放在七百年的维度看，它不过是历史逻辑中的一次阶段性重演。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当合法的规则无法解决分配和认同问题时，非法的手段就会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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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消退与归位——国家能力的下沉】
为什么2005年以后，这种大规模的、半公开的区县暴力突然迅速减少了？
不是人突然变善良了，而是规则开始下沉。 第一是高压治理：96年、01年前后多次“严打”，对地方势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第二是技术红利：2000年代中期以后，监控系统铺开，暴力变得“极易被追踪”，犯罪成本呈几何倍数增长。 第三是空间重构：城市化拆迁打散了原来的熟人地盘，暴力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提出，国家形成的过程，本质是对暴力的集中与合法化。当国家能力增强，私人暴力的空间自然缩小。区县群架的消退，本质上是中国现代治理能力最终深入到了社会的最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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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今天，那些当年在河堤对峙、在录像厅横冲直撞的人，已经40多岁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隐入尘烟：有人开出租，有人做生意，有人在等着接孙子放学。
那段时间没有被正式记录，但它真实存在。我们讲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浪漫化暴力，而是为了理解：当一个社会无法提供清晰的身份路径，也无法提供透明的利益规则，冲突就会自己生长。
而成熟社会的标志，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我们不需要再用拳头，去证明自己。
感谢收听《钟声》，我是小钟。我们下期再见。
参考书目
•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 于建嵘：基层社会与灰色秩序研究
• 贺雪峰：县域治理研究
• William T. Rowe：《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 Charles Tilly：《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