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伦敦圣玛丽医院,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正在进行普通的葡萄球菌研究。一次度假归来后,他发现一个培养皿中长了霉菌,而霉菌周围一圈的葡萄球菌竟然被溶解了。他没有将这看作简单的污染而丢弃,而是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霉菌(点青霉菌)的代谢物可能具有强大的杀菌能力。 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盘尼西林”(青霉素)。
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发现中的“偶然”。但弗莱明的贡献在于,他抓住了这个偶然,并进行了初步但关键的研究,证明了其抑菌效果和无害于白细胞(动物实验)。然而,此后十年,盘尼西林的研究陷入停滞,因为它难以提纯、量产,且性质不稳定。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在诞生之初却无法应用,这揭示了科学从“发现”到“应用”之间,往往横亘着巨大的技术与工程鸿沟。
直到二战爆发,对高效抗菌药物的迫切需求,推动了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和钱恩的团队,成功分离、提纯了青霉素,并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它拯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成为二战转折点之一。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共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弗莱明的故事,是科学史上一曲关于“偶然与必然”的协奏:必然性在于,微生物间的拮抗现象迟早会被发现;偶然性在于,是弗莱明,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注意到了它。 更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发现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将“异常”视为“机遇”的思维范式。 一个被污染的培养皿,由此开启了抗生素时代,永久改变了人类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