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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00:062026年清明前，太座给她父亲扫墓归来的晚上，梦见了她父亲。第二天早上跟我提起，我安慰她，老人生前最疼你，你也做得不错，没事的。
我在图书和影视作品里读到过无数的死亡，无论是林觉民、抗战烈士群像，还是《这里黎明静悄悄》《生活与命运》等......那些死亡，总让我悲伤痛怀，当然也看到轻如鸿毛之亡……
01:01我如今也已到年老力衰之时，耳闻目睹亲朋好友及其他人的死亡，也不算少了。多有同悲，偶有漠然，甚至也有了盼人早死的“恶念”——2017年，我心生此“恶念”，这让当时的我精神饱受折磨——想想，我这么一个善良温厚的人却存了盼人死的念头。但这内在的张力没有让我抑郁，得感谢朋霍菲尔。我通过当时阅读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菲尔传》，《狱中书简》、《团契生活》等，读到朋霍菲尔作为信义宗牧师，违背教义，参与了姐夫谋杀希特勒的活动，虽是外围，终究有悖信仰，但朋霍菲尔自己度过解决了这个内在的张力带来的精神危机，朋霍菲尔最终成为“圣徒”。读朋霍菲尔的自我开解，也解放了精神困境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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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江南的乡村度过。那个年龄段，对于耳闻目睹的死亡，充满着恐惧。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见过村里死人办丧事，见到村前路上送死人去火葬场火化以及出殡送葬的队伍，总是躲得远远的。我也跟着大人去吃个“斋饭”，方言也称“羹饭”（音“刚”）、“硬饭”（音“昂”），不是硬饭软吃，而是办丧事煮的米饭，要比通常的要硬一些。虽然旧时贫寒，吃斋饭也是难得有点好吃的，但我从来没有喜欢吃羹饭，除了因为亲戚关系不得不跟着大人去吃。到我可以不去的时候，我都想法设法躲开了亲戚家和村里人家的白事饭（故乡旧俗，村里人亡故，斋饭是要请全村人吃的，至少一家一个）。尽管那时我的年纪还很小。
无他，对死人和死亡气息的恐惧。当年的我即觉得饭硬得有股死亡的味道，吃不下，害怕传染。那种害怕，是无知无意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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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走过懵懂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我对于亲人或他人的死亡，不再只是恐惧，而是掺杂了更复杂的情感。
我22岁那年，两位与我有些转折关系的年轻人的殒命，给我的冲击极大。一位是我老师的孩子，他的父母是我的师长，我去过他家几次，并没有见过这孩子，我后来眼见到他死亡的悲伤如何在我老师身上留下的印记。另一位是我大学同学，我曾参与过他发起的斗殴，作为对立的一方，我也参与了我们班发起的向学校当局申讨并要求严惩他的“恶行”的行动。当我得知他的死亡消息时，我并没有一丝的幸灾乐祸，相反却是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更有一种失我同类的悲伤。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直接遭遇周围人的死亡。
我似乎第一次真正懂了中学时代语文课学习的两篇课文，屈原的《九歌·国殇》和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但既没有“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也没有“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而是，只有悲伤，以及愤怒。
07:42我后来耳闻了不少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朋友的死讯，尤其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些熟悉的朋友，如果家属也熟悉且有联系，即使不在身边，我也会奉上一份微薄的奠仪。更多，我则是用自己擅长的写文章来托寄自己的哀思。
我在自己的文件夹里，增添了一个“逝者”系列的文件夹。“逝者”系列，记得好像也是纽约时报的名栏目。我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工作新京报，也曾经有个“逝者”栏目，可惜后来没再坚持，财新mini，也有不定期的“逝者”栏目，我也曾在这个栏目里写过追思文章。
这些年，我为多位往生极乐的故友写过悼念文章，第一篇应该是悼念南京周建明兄，他是我同乡兄长，也是我媒体业同行，生前对我极为看顾，是我认识的同行中第一个英年早逝的朋友；及后给本村同宗大哥朱加伟写过，他在北京读大四的时候，我到北京读书，是我北京生活的引路人；吴泓和刘江，《时尚》杂志的两位创刊人，我亦师亦友的朋友，关于媒体业的见识，我受惠于两位不少；王涛，我的前同事领导，我早年的围棋棋友；赵赫，央视主持人，虽然没那么熟，他对我也观照；杨海鹏，唯一一个敢在微博上公开嘲弄我的前同行朋友、酒友，虽然我们俩观点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但并不妨碍他开玩笑自承他是我“私生子可托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何玉兴，我一位尊敬的师友，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在他生前，我们交流也算频密，他曾经许诺送我一套文字版的别尔嘉耶夫文集，最后跟我抱愧凑齐太难了，最后送了我一套PDF版；素未谋面的李健鸣老师，我们通过宁远有了联系，看李老师在朋友圈的文字，我一直以为李老师是和我年岁相仿最多比我长几岁的人，宁远提醒后，我才知道李老师是前辈师长，我80年代读的弗洛姆，就是她翻译的，在她生前，她还曾说要把她最新翻译的尼采寄给我，通过微信，她一直鼓励我提醒我，温暖着我。在那些远去的朋友中，最新一位，即是我印刷学院时代的同事郑萍，我在刷院工作时，他对我也很是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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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亲人的死亡，是1994年春天。我的小弟弟朱学新，因患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时年22周岁。从弟弟学锋头天给我打电话，告知学新化疗后当天凌晨开始发烧，让我尽快回家，我找我的同学潘建岳借了2000元钱，买了第二天飞常州的机票，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二天中午我到常州时，学新已经在去世，上午被父亲和学锋接回了前黄，我到家时，学新的遗体躺在院子里的门板上，脸色浮肿，家里一片悲伤，我放下行李，恭恭敬敬给学新磕了三个头。
学新的去世对我全家打击都很大，父亲一夜白头，祖父祖母也是充满哀伤，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后来母亲跟我回忆，她是因为要带小侄女，帮她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我当然心痛，手足同胞啊，更何况我们兄弟间感情一直都很好。
学新的丧事是按照村里的传统办的，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吹喇叭念经之类的人了。我个人很不喜欢这种安排的，但我尊重了相关安排，只是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学新出殡的时候，村里人路上还起哄玩闹，我毫不客气的严厉斥责了村里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他们那叫不懂书。在插着竹竿的墓地，我毫无顾忌地跳进了墓坑，据说叫暖坑，然后再把学新的骨灰盒埋进墓地。
学新去世后的斋饭，是我成年后吃的第一顿斋饭，也是至今唯一一顿。其实心痛而难以下咽。
我祖父母及一些亲近的亲戚去世时，父母都没让我回去，没有回去，不在身边，伤痛就会减轻。
12:14我后来读到林昭《在狱中给母亲的信》，在厦门的宾馆里仓促写了一篇《“斋斋我”的背后》的博文，里边有回忆到我祖母生前，见我和弟弟对祭祖仪式有些不太恭敬，担心自己老去之后在阴曹地府没人照顾，经常会跟我们兄弟念叨将来一定要记得“斋斋我”。九泉之下的祖母可以宽心的是，我们兄弟和父母一样，不仅在他们生前孝顺，在他们百年之后，依然恪守着旧俗，逢年过节不忘给他们磕头斋祭他们，我们不再是少年顽童，真正明白了慎终追远之义。
2022年10月31日中午，泰山大人驾鹤西游，我不在北京。不是我不想回，是回不了。我是在10月31日早上，才第一次抢到一张从常州到南京中转北京的票，比这早的直达的票，不是没票，而是系统性禁售。等我赶回北京，因为防疫要求，要核酸证明，我也未能去殡仪馆送泰山大人最后一程。虽然太座娘家都知道不是我的原因，都理解，但于我而言，内心自有隐痛。老人生前最疼他女儿，爱女及我，对我也很好。我后来能做的，就是劝太座和老太太，尽量保留一些老人的遗物，作为一种念想。
慎终追远是传统。鼓盆而歌，终究另类，我这种刻板保守之人是绝无可能的。毕竟，人世间难得有一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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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我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年，纪念堂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大学时期，进去时颇为紧张；一次是弟弟到北京，陪弟弟去；还有一次是父母来京，陪父母去。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我的遥远的延川》，回忆路遥《平凡的世界》之于我的影响，虽然今天批评路遥和路遥作品水平不高的声音甚嚣尘上，我还是愿意为路遥辩护，其实是为自己的充满激情但水平还低的青春年代辩护，我甚至借用了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一个时代的强劲有力的表现，自有其用处和存在的正当理由，并提供审美以外的价值。”
16:02李泽厚去世，我写“哲人其萎，遗响犹存。致哀。1980年代，李先生的作品，《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都曾经给予我发蒙，这也是我摆脱范进命运的影响因素。
李先生曾说过：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
始终站在理性一边。”
16:37金庸去世消息传出时，我正在成都喝酒。我自1980年代初中时接触港台新派武侠，先梁羽生而金庸，尤以金庸作品影响至深，里边颇多适合我当年传统的家国侠义情怀。我读金庸，从乡镇阅览室借阅到订阅杂志，从宝文堂到三联，间杂各种盗版，每部书内容熟悉之至，至今难忘，我后来买了三联全套的，结果放单位被人偷走几本，至今不全。在我青年时代，可以说，金庸就是我的大师，成年人的童话。1991年左右，我在北京印刷学院业余时间做起了出租图书生意，我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于我，不是从还珠楼主，不是从七侠五义，而是从梁羽生金庸开始的。我毫不讳言金庸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金庸作品的热爱。
我爱四大俗，我爱地摊文学，流行音乐，他们曾经滋养过我。
哈贝马斯去世后，很多人转发了悼念文章。友玩笑说朋友圈哀悼盛况：不看朋友圈都能想得到有三分之一人转的时候顺便都得损一下其他转的人：“好像对他很熟一样”……
我过去看到心里也会损这样一句，但现在不了。我后来想，如果所有关切都是自己特别熟悉亲近的，那我永远不会有远方和外面的世界，只有井底熟人社会。
哪怕是攀附蹭热点，至少，转发不熟悉的人事，也知道了有这样的人事存在，哪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去查阅翻看不熟悉的人事，这都是好事。
19:28我读过哈贝马斯的专业书，比较少，因为现在对哲学兴趣不大，也无天赋和基础，也读过他的一本厚厚的传记，我尊敬他钦佩他。但我对哈贝马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表态不满，也不理解。
我曾经奚落过网祭，但如今尊重他人的云网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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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死者为大”，不只是中国的普遍观念。就像我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西方国家对于葬礼的严肃隆重态度。对死者和死亡的尊重，恐怕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我懂事后，知道死者若与我无关，我一般也会保持一种尊重，对死者及他的家人亲友的尊重，以及对死亡的敬畏。这是死者为大。
死者为大，并不能干涉影响我自己的生活，比如唱歌喝酒，不过我会选择邻避。这就是陶渊明《挽歌》里所吟：“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忘了哪位朋友在朋友圈写到的：评价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评价逝者的时候，在两种情况下，“人死为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甚至无视。第一，有私怨，或，第二，有大恶。
我赞同这个观点。国仇家恨在身，自然不会认仇敌之死为大。伍子胥有私仇，所以掘墓鞭尸，虽然在后世看来，太过刻寡毒辣，但我能理解。未曾经历他人苦者劝人放下，都是乡愿。
20:58至于历史上那些故事，袁崇焕、谭嗣同、鲁迅的《药》……对死亡的幸灾乐祸和对将死者的愤怒，我会想，如果自己在当时的环境中，会不会做同样的事？
琼·狄迪恩说，“历史即语境”。作为事后诸葛亮，我无法回答自己的设问。但觉得今天的我，只能以鲁迅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来自圆。
至于那些“大恶”，我认知的“大恶”，如我前所述盼死的恶，以及佛教说的“口业”，明明可以不作的恶，作了，死了，我当然不再会有“死者为大”的认知，这种认知也是乡愿，德之贼。甚至，我更愿意化用杜工部句“白日放歌须纵酒”来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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