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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十七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波斯帝国，那个横跨亚非欧的超级大国。而在波斯的西边，隔着爱琴海，有一片多山、多岛、多海湾的土地。这里没有肥沃的大河平原，没有统一的国家，却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城邦。这里的人也不崇拜君主，他们崇拜的是公民、法律和自由。这片土地就是希腊。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希腊城邦时代。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之间。
希腊城邦是怎么来的？在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希腊进入了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没有文字、没有大型建筑、没有中央权力。到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希腊开始复苏。人口增长，贸易恢复，铁器普及。希腊人重新学会了写字，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了字母，加上了元音，创造出了希腊字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城邦，在希腊各地形成了。
城邦的希腊语叫“波利斯”，是城市、国家、公民共同体的意思。一个典型的城邦包括一个城市中心和周围的农村地区，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大多数城邦只有几千到几万人口，最大的雅典在鼎盛时期也不过几十万人。城邦的公民是男性自由民，他们有权参与政治、打仗、拥有土地。妇女、奴隶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城邦的核心特征是：公民集体统治，法律高于个人，没有世袭的君主。当然，不是所有城邦都完全一样，希腊有上百个城邦，各有各的制度。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希腊道路。
先讲斯巴达。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科尼亚地区。公元前八世纪，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的美塞尼亚地区，把当地人变成了农奴，称为“黑劳士”。黑劳士的人口是斯巴达人的好几倍，他们随时可能造反。为了镇压黑劳士，斯巴达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
斯巴达的公民都是职业军人。男孩从七岁开始接受军事训练，住在军营里，吃粗糙的食物，睡芦苇编的床，冬天还要赤脚走路，甚至被鞭打以锻炼忍受疼痛的能力。二十岁正式入伍，三十岁才能结婚，但六十岁之前仍然要住在军营里。斯巴达的男性公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和打仗，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由黑劳士承担，手工业和商业由被称为“庇里阿西”的周边居民负责。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寡头制，也就是少数人统治。实际权力掌握在二十八人的长老会议和五位监察官手中。公民大会虽然有表决权，但只能对长老会议的提案说“是”或“不是”，不能修改和讨论。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但国王的权力很有限，战时指挥军队，平时只主持宗教仪式。斯巴达人崇尚的是纪律、服从、坚韧、简朴。他们不重视艺术、哲学和文学，甚至鄙视这些东西，认为它们会让人软弱。斯巴达的男性公民被要求说话简洁、一针见血，“斯巴达式的”这个词后来就成了简洁有力的代名词。
斯巴达的女人在希腊城邦中地位相对较高。她们也接受体育训练，跑步、摔跤、投掷铁饼，因为强健的母亲才能生出强健的战士。斯巴达女人可以拥有土地、管理家产，这在其他希腊城邦是难以想象的。据说一位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给他的盾牌，说：“要么拿着它回来，要么躺在它上面回来。”意思是要么胜利归来，要么战死被抬回来。
斯巴达凭借强大的陆军，成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但斯巴达的体制有一个致命弱点：它太保守，太僵化。斯巴达几乎不参与希腊世界的文化交流，不发展海军，不鼓励创新，把一切变化都视为威胁。这使得斯巴达虽然能在战争中取胜，但对希腊文明的贡献远不如雅典。
再讲雅典。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周围有良好的港口，适合航海和贸易。雅典的历史和斯巴达完全不同。早期雅典也有国王，但到公元前八世纪，王权逐渐被贵族取代。雅典的贵族们组成了一个议会，每年从贵族中选举九名执政官管理国家。普通农民如果欠了贵族的债，可能把自己和家人都卖成奴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公元前七世纪末，一位叫库隆的贵族试图建立个人统治，但失败了。公元前六世纪初，另一位贵族德拉古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这部法律极其严酷，几乎什么罪都判死刑，所以后来人们说“德拉古式的法律”就是指严酷到不近人情的法律。但成文法的出现，至少让法律不再是贵族随意解释的秘密，这是进步。
真正改变雅典命运的，是梭伦。下一期我们会专门讲梭伦改革，这里先简单提一下：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梭伦被选为执政官，赋予他全权改革雅典的制度。他取消了所有债务，解放了因债务沦为奴隶的人；他按财产而不是出身划分公民等级，让有钱的平民也能担任官职；他建立了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让普通公民有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梭伦没有建立完全的民主制，但他为民主制铺平了道路。
梭伦改革之后的几十年，雅典内部仍然有派系斗争，一度出现了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僭主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权力的独裁者。庇西特拉图虽然独裁，但他推行有利于平民的政策，发展工商业，资助文化艺术，雅典在他的统治下反而更加繁荣。公元前五百一十年，庇西特拉图的儿子被推翻，另一位贵族克里斯提尼上台，推行了更彻底的民主改革，雅典的民主制度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斯巴达崇尚集体、纪律、军事、保守；雅典崇尚个人、自由、文化、创新。斯巴达的女人相对自由，雅典的女人几乎被关在家里。斯巴达几乎没有艺术和哲学，雅典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斯巴达的军队天下无敌，雅典的海军称霸爱琴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让希腊世界内部始终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有趣的是，当波斯大军入侵时，斯巴达和雅典又能放下分歧，联合起来保卫希腊。希波战争的故事，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讲。
希腊城邦时代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希腊半岛。城邦这种组织形式，第一次把“公民”这个概念带到了人类政治史上。在城邦里，统治者不再被视为神或者不可触碰的君主，而是由公民选举产生、受法律约束的官员。法律不是国王的命令，而是公民共同制定的规则。公民有权参与公共事务，有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些观念，后来被罗马人继承，再后来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发现，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
当然，希腊城邦也有它的局限性。公民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奴隶、妇女和外邦人，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但这个观念本身——普通人有权利参与政治——却是人类政治史上一次伟大的突破。
回顾今天的内容，希腊城邦时代是古希腊历史的独特阶段。城邦是公民集体统治的小国，其中最典型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把整个社会军事化，以纪律和服从著称，建立了强大的陆军。雅典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逐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发展了文化、艺术和哲学。两种城邦模式各有优劣，但共同构成了希腊文明的辉煌。而正是这些小小的城邦，在不久之后将联手抵抗庞大的波斯帝国，创造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深入雅典的政治变革，讲一位被后世称为“雅典民主之父”的人物——梭伦。他如何通过一系列改革化解了雅典的社会危机？他为什么拒绝了成为僭主的机会？他的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