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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看似老百姓迎来了好日子，但还有很多阴暗处。
其中盘踞在偏远山沟里的地主恶霸，国军残兵，还是老百姓头上的一大顽疾。
他们的存在，不仅制约和压制着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还占据着广大的土地，使得解放后的民众并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公开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尚有三分之二的解放区还保留着完整的封建土地制度。
那样的话，当时占农村不到10%的地主阶层，和富农阶层占有着全国7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60％以上的贫雇农只占不到15％的土地。
为了打破那一“死局”，就必须实施土地改革。
为此，我国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形式宣告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然而，法律虽然有了，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盘踞在乡村的地主恶霸，早已横行霸道惯了，且手中还持有武装。
地主恶霸是封建统治的“最后一公里”
在旧社会，宗族、保甲与地主武装三位一体，地主的权利很大，就像“土皇帝”一般。
他们私设刑堂、豢养家丁，甚至拥有武器，对农民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他们霸占着大量土地，或养着长工给他们干活，或将土地分包出去赚取着高昂的地租。
以湖南湘潭为例，土改前每亩水稻产量仅150公斤，地租就占去了90公斤，农民连最基础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北方城市也好不了多少，地主的高额地租，几乎要收取50-70%的租金，农民辛苦忙了一年，到头来还是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另外，如果遇上灾年，地主还会推出“卖青苗”的手法，给农民放高利贷，利滚利使农户“寅吃卯粮”，世代沦为佃户。
其中著名话剧里，杨白劳的故事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更危险的是，除了地主恶霸，还有一些此前曾在日伪、国军政权里担任保长、乡长的人，一直以来都在欺压着百姓。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坏事干尽为非作歹，且他们与各方势力勾结，是很难消灭的一个现象。
为此，看似1950年6月，我国推出了土地改革政策，可实际落实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几乎根本无法推行下去。
尤其在东南地区，一方面地处偏远，另一方面多山，信息封闭，更加难以推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顾全大局决定抗美援朝，10月19日，第一批部队奔赴朝鲜战场。
当时我国刚准备大面积实施土地改革，却因朝鲜事宜耽搁了，而此前的一些地主恶霸和国军旧部开始趁机作乱。
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全国约出现了40万邪恶势力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接受地主恶霸资助。
一时间，地主大院成了“小司令部”，恶霸本人成为“情报站”。
为此高层不得不祭出大旗，并明确指出：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斗争，更是“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政权的斗争”。
高层清楚的明白，只有把恶霸型地主从组织、武装、宗法、经济上同时摧毁，才能切断其与外部敌特的联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打击地主恶霸
定调之后，任务很明确，第一步就是“清匪反霸”。
各地组织工作队开始深入乡村，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召开控诉大会，揭露地主恶霸的罪行。
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轰轰烈烈。
在陕西洛南县，仅1950年便斗争恶霸百余人，其中80名罪大恶极者被公审处决，千年积怨一朝得雪。
湖北、四川等地同样声势浩大。
凤县斗争恶霸29人，废除债务折合银元万余块；乐山专区通过四期土改，将“划分阶级、没收财产、分配果实”步步推进。
昔日骑在农民头上的“赵老爷”们被彻底拉下马。
不过，面对汹涌的群众怒火，高层也怕闹的太过激，明确提出“区别对待”政策。
即对一般地主仅没收土地财产，给予生活出路；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改的犯罪分子”，则经法庭审判后公开打压。
那样既震慑了敌人，也避免了乱打乱杀。
当时毛主席的态度很鲜明，“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在此原则下，许多中小地主被允许回乡参加劳动，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到1952年底，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农具、房屋，每年免除地租折合粮食3000万吨以上。
更重要的是，昔日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阶层被连根拔起，农村基层政权牢牢掌握在贫雇农手中。
直到那时，农民们才有资格喊出“天下终于是我们的了”的口号。
那么，当时土改运动到底处决了多少地主恶霸呢？
这个数据估计很多人都要大吃一惊，在没有看到这个数据之前，文史君也是不太敢相信的。
据1954年公安部给高层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全国“镇反”与“土改”中的打压规模：
全国共逮捕262万余人，其中71.2万人被处决，130万人被关押。
那是官方最早给出的数字。
到了1996年，又有新数据浮出水面：全国“恶霸分子”中被处决人数为87.3万。这两个数字，成为目前官方渠道最接近“答案”的统计。
后来还有资料披露，周公曾估算过，土改中被处决的恶霸地主约为83万人；而毛主席则认为，实际数字可能在200万到300万之间。
数据之间之所有有这么大的差距，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有的地区把“地主”与“恶霸分子”分开统计。
其二，有的地方，群众运动失控，私刑、批斗致死未被纳入正式统计。
不过，对于我们的官方数字，外国学者普遍持保留态度。
美国学者Roderick MacFarquhar等人估计，1950年至1953年间，全国被处决人数可能在100万至450万之间。
今天，我们追问“上世纪50年代到底杀了多少地主恶霸”，或许，真正的答案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风暴中。
但那些倒在批斗会上、公审台下的人，无论是罪有应得，还是含冤而死，都已成为那个时代无法回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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