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山西留神峪煤矿的警报声,和几十年前西南某座矿井下的敲击声,在我老领导的记忆里重叠了。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但在成为大学生之前,他是一个煤矿工人——从地底数百米的黑暗中,一寸一寸爬出来的人。所以每当矿难新闻出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揪心。因为他知道,那些在通报中变成数字的名字,昨天还在巷口抽烟,还在电话里问孩子考了多少分,还在盘算着过年给老母亲带什么礼物。
一个矿工的逝去,不是一个数字的消失,是一个家庭顶梁柱的坍塌,是一个孩子从此没有父亲,是一对老人在余生里,每次电话响都心惊肉跳。
而我想讲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