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66 · 人物传记——范旭东：中国化工之父——永利碱厂的工业救国梦

EP266 · 人物传记——范旭东：中国化工之父——永利碱厂的工业救国梦——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工业救国不是建工厂，而是种下科学精神的种子1924年8月，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们围在出碱口前，炉火映红了每一张脸。这是中国第一家纯碱厂的第一次试车。出碱口打开，流出来的却是暗红色的半固体——不是纯碱，是废料。有人蹲在地上哭了。范旭东站在人群中，说了句被后来的中国化工史反复引用的话："搞化工，本身就是一次次失败堆出来的。失败了再来。"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人被洋碱卡了二十多年脖子的屈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纯碱是工业的粮食——玻璃、肥皂、造纸、纺织，没有纯碱全线停摆。但全球纯碱市场被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中国每年进口几十万担洋碱，价格由人家说了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运中断，洋碱断供，中国很多工厂直接停工，肥皂厂、玻璃厂、造纸厂全线瘫痪。那时候的中国工业，连一袋纯碱都造不出来。范旭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做纯碱的。这段经历说来心酸。一个六岁没了父亲的孩子，在湖南乡下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冬天手上全是冻疮。但他母亲有一个坚持：再穷也要让儿子读书。范家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这副对联范旭东记了一辈子。他大哥范源濂比范旭东大十一岁。范源濂是清末的激进维新派，跟梁启超是至交，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01年，范源濂把弟弟接到日本。范旭东后来回忆，从湖南乡下到东京，那种冲击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街上跑着电车，商店里摆着玻璃橱窗，学校里有真正的化学实验室。他在日本读中学时第一次摸到试管，第一次看到化学试剂在烧杯里变色，从此就迷上了化学。他说："化学是造物之学，万物皆可由此而造。"在京都帝国大学期间，范旭东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四叠半的日式小房间里，每月生活费只有大哥寄来的二十日元。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近重真澄教授对他格外器重，经常在课后单独辅导他。近重教授有一句话对范旭东影响很深："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看它的三酸两碱就够了——硫酸、硝酸、盐酸、纯碱、烧碱。这是工业之母。"这句话后来成了范旭东一生的纲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范旭东在日本听到消息，激动得一夜没睡。他当时在日记里写："中国有救了。吾辈学成之日，即是报国之始。"第二年他就带着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证书回了国。他1883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六岁丧父，靠母亲做针线活拉扯大。大哥范源濂是清末维新派人物，后来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大哥的影响很直接：范旭东12岁跟着哥哥去了长沙时务学堂，那是梁启超和谭嗣同办的——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1901年，18岁的范旭东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学的是化学。在京都帝国大学，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近重真澄教授。近重教授是日本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教给范旭东的不只是化学方程式，更是一种信念：化学是实业的根基，而实业是国家的脊梁。范旭东在日本待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如何靠化学工业一步步崛起。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背后都有强大的化工体系支撑。而中国呢？连最基础的盐都要从日本进口精制盐。1912年辛亥革命后，范旭东回国。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制币局做化验员。干了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他不是那种能坐在衙门里喝茶等退休的人。他对朋友说："我在日本学了十一年化学，不是为了回来化验银元的成色。"他要做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取之不尽的盐资源。但当时中国人吃的盐，都是土法制盐——海水晒干，杂质一大堆，颜色发黄发黑。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要花高价买进口的精制盐。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那年他31岁，全部身家是大哥帮他凑的三千块银元。在塘沽的盐碱地上，他搭了个席棚当实验室，开始研究怎么用化学方法精制食盐。这个席棚实验室说起来寒酸，其实就是用芦席和竹竿搭起来的一个棚子，地上铺了几块砖，摆了一张旧桌子和几个烧杯。塘沽的海风大，席棚经常被吹倒，倒了就重新搭。范旭东后来笑着说："我在塘沽搭过的席棚，加起来比久大的厂房还多。"从技术上讲，精制盐并不难——把粗盐溶解、过滤、重结晶就行。难的是怎么把成本降到老百姓买得起的水平。范旭东算了一笔账：英国进口的精制盐一包卖两块银元，而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到四块银元。吃好盐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范旭东的目标是把精盐卖到一包五角以下。他用塘沽当地的粗盐做原料，反复试验再结晶的工艺参数——温度控制在多少度、搅拌速度多快、结晶时间多长，每一个参数都要反复调试。调试了整整八个月。1915年夏天，第一批"久大精盐"出货，雪白的盐粒装在印有蓝色"久大"标志的纸袋里，一包一角五分——不到洋盐的十分之一。久大一炮而红。到1919年，久大的年产量突破五万担，不仅覆盖了华北市场，还开始出口日本和东南亚。范旭东用赚到的第一桶金在塘沽买了地，建了正式的厂房和实验室。也是在这时候，他开始认真思考纯碱的问题——精制盐只是让中国人吃上好盐，而纯碱关乎整个民族工业能不能站起来。久大的成功来得比预期的快。他用"再结晶法"去除原盐中的氯化镁、硫酸钙等杂质，产出的精盐洁白如雪。久大精盐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中国老百姓终于能吃到国产的精盐了。到1920年代，久大年产精盐六万多担，范旭东也被称为"精盐大王"。但范旭东的心思不在当"大王"上。他心里有一件更大的事。纯碱。1917年，他和几个朋友在天津发起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纯碱的制造工艺叫"索尔维法"，被欧洲几个大公司牢牢垄断，从不公开。中国没有任何人做过纯碱，连索尔维法的基本原理都不清楚。范旭东找来了侯德榜。侯德榜是MIT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人。1921年，侯德榜回国，范旭东专程去上海请他。两个人在黄浦江边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范旭东说："德榜兄，你在美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吧。我们一起把纯碱做出来。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再买洋碱。"侯德榜答应了。他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位，来到天津塘沽，一头扎进永利碱厂的实验室。接下来的六年，是中国化工史上最艰苦的六年。侯德榜带着团队从头摸索索尔维法。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一切从零开始。索尔维法的原理说起来其实不复杂：用食盐、石灰石和氨做原料，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生成纯碱。但工业实现极其困难——反应塔的温度和压力控制、原料的纯度、中间产物的回收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几十个需要精确控制的变量。索尔维公司经过六十年的迭代才把工艺做到成熟，而侯德榜要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从头摸索。最难的一关是碳化塔。这是索尔维法的核心设备——一座十几米高的钢塔，内部结构、气体分布、温度和压力分布全是索尔维公司的核心机密。侯德榜根据一些零散的外文文献和自己在MIT学到的化工原理，先做了个缩小版的模型塔，失败；再做中等大小的，还是失败。碳化塔的试验做了上百次，每次失败都要把塔拆开清洗、重新组装。侯德榜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想碳化塔里的气泡是怎么走的，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昨天的实验数据。"范旭东在这六年间扮演的角色，往小了说是"扛"，往大了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出色的风险投资者。当所有投资人都撤资的时候，他一个人扛起了永利的全部资金。他把久大的利润全部投进去还不够，又把自己的住宅抵押给了银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那几年他每天晚上都坐在书房里对着账本算到半夜，算完了就叹气，叹完气第二天又打起精神去塘沽。"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1925年的冬天，永利账上只剩下一百多块银元了。厂里一百多号工人等着发工资，锅炉因为没有煤眼看就要熄火。范旭东的夫人典当了自己的首饰，凑了三百块银元交给他。范旭东拿着钱，先给工人发了半个月工资，然后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车煤，让锅炉保持燃烧。他自己和侯德榜连续两个月没领薪水。实验失败多少次？侯德榜后来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三天就要推翻一个方案重新来过。"范旭东在这六年里做了一件事：扛。他是唯一的出资人，也是唯一的精神支柱。永利的投资人一个接一个撤资，他说服了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继续放贷。工人撑不住了，他一个一个谈心。侯德榜自己都说："有好几次我想放弃回美国，但每次看到旭东兄的眼睛，我就张不开那个口。"1924年的第一次试车失败之后，范旭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他变卖了久大精盐的部分股份，把全部身家压在了永利上。第二，他派侯德榜去美国再考察一轮，自己则留在塘沽和工程师们一起排查每一个工序。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第二次试车。出碱口打开，雪白的纯碱流出来。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全部放声大哭。永利纯碱的纯度达到了99%，与英国卜内门的洋碱不相上下。范旭东给产品取名"红三角"牌。当年8月，"红三角"纯碱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化工产品第一次在国际上拿到金奖。卜内门公司慌了。他们派人来中国，提出要收购永利。范旭东一口回绝。卜内门随即发动价格战——在中国市场把纯碱价格降到成本以下，想用倾销压垮永利。范旭东的应对是：你在中国市场降价，我就去日本市场打你。他利用久大在日本已有的销售渠道，把"红三角"纯碱以更低的价格卖到日本，逼得卜内门在日本市场也损失惨重。两年后，卜内门认输。双方签订协议：在中国市场，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史上第一次用市场竞争打败了西方垄断巨头。这场纯碱之战，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几乎所有版本的中学历史教材。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时永利的核心技术是侯德榜公开的。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出版了《制碱》（Manufacture of Soda），把被索尔维公司保密了几十年的纯碱工艺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范旭东完全支持这个决定。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人受够了技术封锁的苦，不能反过来封锁别人。"这本书后来成为全球化工专业的经典教材，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个中国工程师，把西方垄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核心技术，免费送给了全世界。1930年代，范旭东的目光从纯碱转向了更大的目标：酸。硫酸、硝酸、盐酸——这是基础化工的另一个支柱，也是国防工业的命脉。没有合成氨就没有化肥，没有硝酸就没有炸药。1934年，范旭东在南京长江边的卸甲甸创办了永利硫酸铔厂——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化工厂，连日本人都没有同等规模的硫酸铔厂。侯德榜再次担任总工程师。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铔厂投产，日产硫酸铵150吨、硝酸40吨。中国的化学工业，从纯碱到制酸，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基础化工体系。南京硫酸铔厂的建成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937年2月投产典礼那天，国民政府的高官来了大半，蒋介石亲自到场剪彩。一个民营企业家建的化工厂，能得到这样的礼遇，是因为所有人都清楚硫酸铔厂意味着什么——有了合成氨就有了硝酸，有了硝酸就有了炸药，有了炸药中国军队就不再完全依赖进口军火。但历史的讽刺来得太快了。投产仅仅五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八月份日军打到了上海，南京进入紧急状态。范旭东在8月13日那天紧急召集永利董事会。会议记录显示，当时有人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把工厂租给德国人保护，二是让国民政府军接管。范旭东全部否决。他的理由简单到残酷："工厂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保护不了就毁掉，绝不能留给敌人变成打中国人的武器。"他把撤迁指挥部设在了长江边的一间仓库里。工程师们不分昼夜地拆设备——能拆的发电机、压缩机、反应塔内件全部拆下来装箱，用木船走长江水道往上游运。拆不走的巨型钢制塔体、混凝土反应池，由工兵部队埋设炸药。11月中旬，上海的守军已经在撤退，南京城里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永利铔厂的最后一批设备装上了船，范旭东下令起爆。巨大的爆炸声在长江上回荡了很久。一个花了三年建成、耗费了550万银元的亚洲最大化工厂，在几分钟之内变成了一堆废墟。这次撤退中还有一个被历史忽略的细节：范旭东命令技术人员抢出了全部的技术档案和设计图纸。一共装了十七个大木箱。这些图纸后来在四川发挥了巨大作用——侯德榜正是靠这些资料，在自贡重新建立了实验装置，最终发明了"侯氏制碱法"。范旭东后来说："设备可以炸，但脑子里的东西谁也炸不掉。"但范旭东刚攀上巅峰，深渊就在眼前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告急。范旭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工厂留给日本人，还是自己毁掉？他选择了后者。他给南京硫酸铔厂的厂长下了一道死命令："能搬走的设备全部拆走，搬不走的全部炸掉。一颗螺丝也不能留给日本人。"当时有人建议：是不是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德国人（德国是日本的轴心国盟友），挂个德国旗，也许能保住？范旭东断然拒绝："中国人的工厂，不靠外国人保护。"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永利硫酸铔厂被自己人亲手炸毁。爆炸声传到了十几公里外的南京城。范旭东站在长江对岸，一言不发地看完了整个过程。他身边只有一个随从。随从后来回忆说："范先生那天晚上没有吃饭，也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走，我们去四川。"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想逼范旭东出来合作。他们通过汉奸传话：只要范旭东愿意与"皇军"合作，可以把南京硫酸铔厂原样重建，还给他加倍的股份。范旭东的回答是："我宁可死在四川的山沟里，也不会跟日本人合作。"他带着永利和久大的骨干技术人员，一路西迁到了四川自贡。在自流井的盐井旁边，他重新搭起了实验室和厂房。四川没有海盐，但有井盐；没有塘沽的便利，但有抗战的精神。范旭东在自贡创办了"新久大"和"新永利"，利用四川的井盐和天然气资源，继续生产盐和基础化学品。那几年的日子极其艰苦。日军飞机天天轰炸重庆和四川各地。范旭东的实验室被炸过三次，重建了三次。有一次轰炸过后，他从废墟里捡回一本烧焦了一半的笔记本，翻了翻，指着上面一个化学方程式对侯德榜说："德榜兄，这个数据还在。范旭东在四川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继续办教育和研究。他在自贡办了一个小型的技术培训班，从当地招了三十多个初中文化的年轻人，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教他们基础的化学知识和实验操作。这些年轻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化工技术工人的骨干。除了永利和久大之外，范旭东还办了一个叫"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机构，1922年就创办了，是国内第一家民营的化学研究机构。他给黄海社定的宗旨是："研究化学工业之学理及其应用，协助中国工业之发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永利都快发不出工资了——他仍然坚持给黄海社拨经费。他说："工厂可以停，研究不能停。工厂停了损失的是一年的产量，研究停了损失的是十年的未来。"黄海社在抗战期间做出了很多成果：从四川井盐中提取溴和碘、用发酵法生产酒精作为汽车燃料、研究盐卤综合利用。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基础的工作，但在当时的中国，每一项都是填补空白。范旭东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贡献：他是中国企业界最早建立现代科研体系的人。他在永利公司内部设立了"技术委员会"，所有重大技术决策必须经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不是总经理一个人说了算。他给技术委员会的权力甚至包括了否决他自己意见的权力。有一次他提出一个扩产方案，技术委员会认为风险太大，否决了。范旭东二话没说就收回提案，还专门给技术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以科学态度独立判断"。这种对科学决策的尊重，在今天的很多企业里都未必做得到。"1941年，侯德榜在四川发明了"侯氏制碱法"——一种结合氨碱法和联合制碱法优点的新型制碱工艺。这一发明将制碱原料利用率从75%提高到了98%以上，是全球制碱工业的一次革命。范旭东当时已经58岁，身体也不好，但他听到消息后，当天就给侯德榜发了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民族之光。"1945年8月，抗战胜利。范旭东从四川回到天津，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永利碱厂。日本人占领期间把厂房当成了军用仓库，设备被拆得七零八落。他当时已经62岁，但立刻着手复建。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天津因肝癌去世，享年62岁。他死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两样东西：一张永利碱厂的复建蓝图，和一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相信科学"。当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得知消息后，送了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送的挽联是："力行致用"。这两个政治对手，在范旭东的灵前达成了一种罕见的共识。范旭东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到今天还在运转。永利碱厂现在是天津渤海化工集团的一部分；南京硫酸铔厂是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前身；侯德榜的"侯氏制碱法"至今仍然是全球制碱工业的基础工艺之一。他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后来演变成了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一个从湘阴走出来的穷学生，用三十年的时间，硬生生地为中国凿开了一条化学工业的路。范旭东这辈子说过很多有分量的话，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句是他在久大精盐创办之初说的："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做工业，是没有人愿意做。人人都想走捷径，抄近路。工业没有捷径——你得一锅一锅地烧，一克一克地称。"这话放在今天仍然成立。我们现在天天谈"卡脖子"、谈"自主可控"。但范旭东一百年前面临的处境，比我们现在严峻一百倍。他那时候工业体系是零——不仅是技术上的零，更是人才上的零。全中国找不出一个学过化学工程的人，他得从零开始培养。侯德榜是他从美国请回来的，后来的孙学悟、李烛尘、陈调甫，都是他一个一个带出来的。范旭东一直说："事业的根基不在资本，在人才。"他还有一个习惯很有意思：从来不叫自己"老板"或"总经理"。他的名片上印的是"永利公司技师范旭东"——技师，技术人员的意思。从创办久大到抗战胜利，三十年没换过名片。1943年，抗战还没结束，范旭东在四川自贡的防空洞里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对于战后工业建设的意见》。他在文中提出了战后中国工业化的十个要点。第一条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市场——是"确立科学的全民教育"。他写道："吾国工业之不发达，其根本原因不在资本缺乏、不在技术落后，而在于全国人民缺乏科学之素养。"一个做了一辈子化工的人，临终前想的不是怎么扩大产能，而是怎么让更多中国人相信科学。这是范旭东真正厉害的地方。他建的工厂后来大多经历了战火、重组、改制，很多物理形态上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但他种下的那颗"相信科学"的种子，在侯德榜、李烛尘、孙学悟这些后辈身上发了芽，又通过他们传给了下一代、下下一代。1999年，中国工程院评选"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侯氏制碱法入选。颁奖词里有一句话："这项技术属于侯德榜，属于范旭东，属于那个相信科学可以救中国的年代。"从1924年塘沽第一次出碱失败到今天，刚好过了一百年多一点。一百年前，中国造不出一袋纯碱。一百年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和出口国。范旭东没看到这一天。但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今天我们回头看范旭东的故事，很容易把它简化成一个"民族企业家艰苦奋斗"的励志叙事。但这种简化的代价是，我们会忽略他真正特别的地方。范旭东跟同时代的大多数实业家有一个根本区别：他做的不是"替代进口"——不是简单地仿制西方产品，用更低的价格抢占市场。他做的是"自主原创"。永利的"红三角"纯碱不是在模仿索尔维产品的基础上做的，而是侯德榜和团队在完全独立的研究中开发出来的。"侯氏制碱法"更是对索尔维法的超越——不是追赶，是领跑。这种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范旭东在永利建立了一整套支持原始创新的制度：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做基础研究，永利实验室做应用开发，工厂车间做工艺放大。这其实就是今天大家挂在嘴边的"产学研一体化"，范旭东在一百年前就在做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范旭东一辈子坚持企业不上市、不被外资控股。他不是反对资本市场，而是有一个深刻的判断：化工是长周期、重资产的行业，需要持续十年、二十年的投入才能见到回报。一旦上市，股东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就会迫使企业放弃长期研究。他在1943年的文章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近世工业，非积年累月不能见效。若以商业眼光办工业，则无工业可言。"这句话放到今天的语境里，就是对"估值驱动型创新"的一个提前八十年的批判。范旭东死后，侯德榜、李烛尘、孙学悟这些人继续扛着永利和黄海的旗帜。1949年后，永利碱厂和南京硫酸铔厂成了新中国化学工业的火种。1950年代在大连、吉林、兰州建设的大型化工厂，技术骨干几乎全部来自永利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旭东不是办了一个工厂，他是为中国化学工业造了一个"造血系统"——造的不是产品，是能继续造产品的人和制度。1945年范旭东去世前，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遗憾的是什么。他说："遗憾的是没看到胜利之后的中国工业建设。不过我相信，我培养的那些年轻人会替我看到的。"他说的那些年轻人，后来确实替他看到了——他们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化工项目，带出了更多的年轻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今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工生产国。范旭东用他的一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市场保护的落后国家，靠什么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他的答案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靠相信科学的人，一代又一代。他早就说过了："失败一百次不要紧，只要第一百零一次成功了，前面一百次失败都是有意义的。"明天早上八点，我们讲穆藕初的故事——中国第一位系统引进泰勒科学管理的人。他比范旭东小六岁，同样是留日归来的实业家，但他们选择的路径完全不同：范旭东走的是"技术突破"，穆藕初走的是"管理革命"。一个是化学方程式里的人，一个是生产线上的人。明天见。*主要参考来源：张守广《范旭东传》（南开大学出版社）、侯德榜《制碱》（Manufacture of Soda, 1933）、赵靖《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范旭东《我们对于战后工业建设的意见》（1943）、中国化学工业年鉴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