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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件在中文舆论圈获得巨大关注。这可能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范围、持续地报道发生在国外的性侵案件。对很多中国媒体人来说这是一次陌生的经验：找人在德国法院旁听庭审、发邮件给德国各地方法院，拿到德语的案件判决书和法律材料，再根据信息写报道。
基于德国法律体系司法公开的原则，媒体人（即使是中国的）也能拿到所有信息（真的是所有），包括：充满细节和创伤的犯罪过程、罪犯和受害者的双方关系，证据链条，完整的时间线......问题出现了——法院愿意公开的信息，媒体就能原样公开吗？
报道案件的大多是年轻的女记者们，女记者们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判决书已经隐去了受害者的姓名，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写受害者的故事吗？为了证明犯罪的预谋性披露下药方式，药物名称，会不会反过来成为一份可以被模仿的“操作指南”？男性施害者的信息要不要公开？如果不公开，曾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遭到侵害的女性，可能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公开了，会不会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施害者的成长经历应该怎么写？
案件热度褪去，我们也能更充分地讨论新闻伦理和司法伦理问题。这一期，我们邀请了长期代理性别暴力案件的中国律师周禹含，在德国学习和研究法律的博士陈欢，参与相关报道的媒体人张苹，从中国与德国不同的司法实践出发，重新复盘，一起讨论司法公开、公众知情和个人权利之间的边界。
陈欢：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律史博士研究生，微博@陈别扭不别扭
周禹含：刑事律师，长期关注性别暴力议题，微博@软蹬_周禹含
张苹：写作者，「异见房间」主播，小红书@苹什么
熊阿姨：资深媒体人，「熊家客厅」主播
时隔几个月，为什么还要讨论德国Telegram“老司机”群组迷奸案？
稿子发出后，为什么要紧急删除两个段落？
不在德国、不懂德语、不认识律师，国内媒体如何做柏林法庭报道？
德国司法机构为什么不怕媒体滥用判决书？
在中国，报道不公开审理案件的细节，是违法的，比如大同强奸案
判决书的信息都可以写到报道里吗？
德国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过度“心理化”的倾向，同时刑法也“重教育，轻惩罚”
在性犯罪案件中，怎么报道能既伸张正义，又避免暴露受害者隐私？
法院判决之前，媒体应不应该公布施害者邵某、周某的真实姓名？
中国网络上公布名字，怎么反而帮施害者减轻处罚了？
同样的迷奸案，英国就把邹振豪的名字主动向全球公开了
德国的月亮不一定那么圆——华人社区有发声、请愿的必要
德国的法官通常都很中产，很“白”，他们也需要更新性别意识
“盛大的审判，完全是围绕被告的一场叙事，被害人很难有自己的主张和诉求”
被害人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得到补偿
眼下媒体进入法院听庭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高
施害者孤独的童年经历，应该写到稿子里吗？
法院有权力强迫证人出庭吗？德国、中国实践标准不一样
采访性犯罪受害人，媒体不要过多询问侵犯的细节、动作
媒体也要保留证据、要仔细核实关键细节
媒体最好提醒受害者，稿件可能造成的传播后果
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时，父母有权利替ta 接受采访吗？
资料：
1.《中文舆论进入德国法庭：德国华人迷奸案Zhiting S. 获刑五年》，作者-林意荃，编辑-张苹，正面连接，2026年7月10日
2.《德国华人性侵案受害者首度发声：“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作者-冯兆音，编辑-于蒙，正面连接，2026年6月
3.熊家客厅此前相关播客讨论：《13.一个14岁女孩是如何开始霸凌别人的？》
4.BBC 报道手册：downloads.bbc.co.uk
剪辑：方改则
插画：董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