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365系列 第114期:《天朝迷梦的破碎:甲午战争与中国的觉醒(1894-1895年)》

历史365系列 第114期:《天朝迷梦的破碎:甲午战争与中国的觉醒(1894-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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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4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柏林会议,欧洲列强在会议室里用尺子瓜分了非洲。而就在同一时期,东亚也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只打了不到一年,规模远不如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但它对一个古老帝国的冲击,却比此前几十年的任何一次失败都更加深重。因为这一次,打败中国的不是远道而来的西洋舰队,而是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岛国日本。甲午战争,把清朝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彻底打醒了。

要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得先看看战前中日两国的状态。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提出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国力迅速增强,并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876年,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朝鲜 traditionally 是清朝的藩属国,日本在朝鲜的渗透,直接触动了清朝的宗藩体系。而清朝这边,虽然搞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建起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但政治腐败、派系倾轧,军队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碰撞,迟早要演变成一场战争。

导火索在1894年春天点燃。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求援。清朝按照惯例派兵进入朝鲜协助镇压。日本抓住这个机会,也以保护侨民为名,大量出兵朝鲜。等起义被平息,清军准备撤回时,日本不仅拒绝撤军,反而继续增兵,并提出了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蓄意要把局势推向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清军的运兵船队。其中一艘被击沉的运兵船叫“高升”号,是李鸿章特意租来的英国籍商船,原本以为挂着英国旗,日本不敢动手。但日本军舰“浪速”号在检查完执照、确认满船都是清兵之后,依然发射了鱼雷,并用舷炮猛轰。当船开始下沉时,日军甚至用步枪向漂浮在海面上求救的中国士兵射击。一千多名官兵葬身海底。同一天,日本陆军也向驻牙山的清军发起了进攻。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的第一场大规模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上,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开战不久,北洋旗舰“定远”号的舰桥被震塌,丁汝昌身负重伤,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但北洋将士打得非常顽强。“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炮弹打光、舰体已经严重倾斜的情况下,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日军主力舰“吉野”号,试图与敌同归于尽。不幸的是,在冲锋途中,“致远”舰被日舰的炮火击中,锅炉爆炸,沉入海中。全舰二百多名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黄海海战打了五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多艘军舰受重创,但没有一艘沉没。北洋水师的战斗力遭到了严重削弱,黄海制海权开始落入日本手中。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北洋水师的基地——威海卫。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从陆路抄袭威海卫的后路,占领了沿岸的炮台。北洋舰队被困在威海港内,陷入了日军海陆夹击的绝境。提督丁汝昌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指挥残存的舰艇和劉公岛炮台,顽强抵抗了半个多月。但在援军无望、弹药将尽的情况下,局势已经无法挽回。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在绝望中服毒自尽,以身殉国。几天后,北洋舰队残部投降,曾经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就此全军覆没。

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决定了谈判桌上的结局。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核心条款,每一条都像刀子一样割在这个古老帝国的身上: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这等于打开了外国资本在华设厂的大门。

《马关条约》签订后,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俄国出于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希望日本独占辽东半岛,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三国一起向日本发出“劝告”,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同时把军舰开到了日本近海。日本当时经过八个月的战争,已经十分疲困,无力对抗三国,只好让步,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又从清政府手里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补偿”。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这件事让清政府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可以靠俄国人来牵制日本,却不知道这恰恰是引狼入室的开始。

但《马关条约》真正的冲击,不在外交层面,而在中国人的心里。割地之广、赔款之巨,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最让朝野上下难以接受的,是打败中国的对手,是那个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岛国”。梁启超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句话说得很准确。在此之前,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国虽然一败再败,但统治阶层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西洋人船坚炮利,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仍然是优越的。但甲午战争证明了一件事:日本学了西方的制度,就能打败只学了西方器物的大清。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在北洋水师的覆灭面前,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战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洋务派讲了几十年的练兵、开矿、铁路、轮船,在甲午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是“枝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变法必须从制度入手,要变官制、兴学校、改科举。梁启超说得更直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而不只是修修补补。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在外部冲击下一次次退让,但内部的变革始终是缓慢的、局部的。在此之后,要求全面变革的呼声,从少数先觉者的书斋,扩散到了士大夫群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在一场不到一年的战争中宣告破产,而一场更深刻、更激烈的政治变革运动,正在这条失败铺成的道路上酝酿成形。天朝的迷梦碎了,但碎梦之后,一个民族开始被迫睁开眼睛,审视自己与世界的真实距离。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内部接连发生的两场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一群读书人试图在体制内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而另一群农民则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外来的压迫。这两场方向截然不同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最后十几年里最悲壮、也最复杂的图景。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