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谏太宗十思疏》一 太宗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从古至今，像魏征这样冒死上书的是绝无仅有。啊，想象一下商朝纣王时，有一位臣子也是像魏征这样----结果，纣王叫人把它绑在柱子上，当场挖出他的心脏。 从古至今，像唐太宗这样开明的君主也绝无仅有。换是其他君主早就杀死了魏征了。 从古至今，做皇帝的都是会创业而不会守业，唐太宗到了后期也日渐怠惰了。 魏征写的>中，“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可知魏征是冒着生命危险纳谏的，其实自古以来的皇帝到了后期都是如此，身为人臣的也只有顺从，闭口不谈。 而魏征“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直接指出了唐太宗的这种错误的行为。 -------------------------------------------------------------------------------- 解读《谏太宗十思疏》二 魏征写的《谏太宗十思疏》这篇文章，有他的历史背景。 在历史上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在贞观中期，唐太宗逐渐骄傲腐化，大修庙宇宫殿，四处巡游，劳民伤财，并以“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作为藉口。魏征对此甚为不满，并且四上奏折，劝告皇上，而此文是其中之一篇。 魏征第一段用形象的比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全文的主旨：“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 第二段指出历代帝王，能好好开始，却不能贯切到底的很少，是因为“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劝说唐太宗要竭诚以待下。这给当时骄奢忘本的唐太宗当头棒喝。 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内容，是“积其德义”的具体化。十思是针对唐太宗当时实在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十思中“谦冲自牧”,“虚心纳下”,”慎始而敬终”“慎始而敬终”尤其重要。 不“纵情以傲物”，就须“谦冲自牧”，表现为“虚心纳下”，“虚心纳下”的态度为“慎始而敬终”在落实“十思”的基础上，只要发挥下属的作用，知人善用。听取正确意见，那么，不必皇帝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太宗听后将此疏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 唐朝的强盛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他勇于进谏,敢说敢言,唐太宗都畏惧他,但他也离不开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他们可以说是贞观之治不可缺少的因素。 从中看到,治理好一个国家不止要有忠臣,也要有开明的君主。 -------------------------------------------------------------------------------- 解读《谏太宗十思疏》三 臣子进谏的文章我们已经读过好几篇了，虽然每篇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可像魏征这样大胆进谏却很少见了。 点出别人的缺点，就要知道别人的心里一定不好受，如果得不到理解，甚至会导致恼羞成怒。而对于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征，面对的是万人之上的皇帝，更是时时刻刻都是在死亡的边缘上徘徊。 -------------------------------------------------------------------------------- 解读《谏太宗十思疏》四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首先，他以“固木”、“浚泉”设喻，提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全文主旨。 接着，再在原来比喻的基础上从反面设喻，使其一正一反，对比鲜明。紧跟着的，是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 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竭诚则胡越之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 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转入正题，这里引用历史，提醒皇帝要注意民心，要争取民心。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 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最后，也就是全文的主要部分，道出了“十思”的内容，也同时说出了“十思”的重要意义，把整篇文章的主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加以叙述。 读完整篇文章，觉得它和其他的一些进谏的文章一样，都是针对君王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提出意见。从古到今，进谏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怀着不怕死的精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半句也不加多，效果是强烈的，而有是最冒险的，很容易弄巧反倔；而另一种就是婉转地，听起来根本不像是在进谏，更像是在讲故事，罗罗嗦嗦的，却不乏趣味，这种方法相对上一种来说风险要低得多，但效果却不怎么强烈，就好像一碗不苦口的良药。 而魏征用的正是第一种，直言不讳，不能说他不怕死，只是他有把握而已。 而唐太宗也毕竟是一位明君，对于魏征的无礼，他也怀着包容的态度，而且欣然接受了。 所以人们说，唐太宗和魏征是“互文”咯！ -------------------------------------------------------------------------------- 解读>五 文章一开始便用了求木长，欲流远和思国安作 类比，作了正反两方面论述。 “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和“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表面上既像是给太宗戴高帽，笔下锋芒却直指太宗----既然你身为一国之君，位高 权重，以天子自居，就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第二段指出“凡百元首，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暗示太宗应克守前人古训，善始善终。 又用了“在殷忧”和“既得志”作比较。“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更有渲染力：吴越这两个世仇之国，水火不相容，但“竭诚”却有如此威力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更何况是安抚自己国家的臣民呢？骨肉至亲却形同陌路,这在唐太宗登位之前也许算不了什么，因为王孙贵族之间为了争权夺位，拭父杀兄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迫不得已的。 ·但登位后的太宗也有了儿女爱妻，若沦落为众叛亲离，这种寂寞未免太残酷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不积仁义，劳民伤财，导致民怨满天。这还不算残忍，更糟的是人民敢怒不敢言，你连改正的机会也没有。民愤一朝爆发，就难以收拾。那么，该怎么做呢？棒随棍上，在第三段，魏征立刻说出“十德”，总结起来无非是以民为本，以臣为辅，谦逊节俭，广开言路，赏罚分明。 其中数广开言路和赏罚分明最难。贵 为天子，难免有点骄贵，广开言路就难免有点逆耳忠言，但又必须赏罚分明。太多君主都是说得中听的就大奖，不合心的就小惩大戒，而且都是人之常情。在做到赏罚分明需要多么大的正视自我的勇气和海量汪涵的胸襟啊。魏征对太宗可谓大胆要求小心进谏。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提醒了太宗要知人善任，才能 垂拱而治，而不用像以往君主那样“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了。 -------------------------------------------------------------------------------- 解读《谏太宗十思疏》六 魏征写的《谏太宗十思疏》这篇文章，有他的历史背景。 在历史上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在贞观中期，唐太宗逐渐骄傲腐化，大修庙宇宫殿，四处巡游，劳民伤财，并以“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作为藉口。魏征对此甚为不满，并且四上奏折，劝告皇上，而此文是其中之一篇。 魏征第一段用形象的比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全文的主旨：“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 第二段指出历代帝王，能好好开始，却不能贯切到底的很少，是因为“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劝说唐太宗要竭诚以待下。这给当时骄奢忘本的唐太宗当头棒喝。 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内容，是“积其德义”的具体化。十思是针对唐太宗当时实在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十思中“谦冲自牧”,“虚心纳下”,”慎始而敬终”“慎始而敬终”尤其重要。 不“纵情以傲物”，就须“谦冲自牧”，表现为“虚心纳下”，“虚心纳下”的态度为“慎始而敬终”在落实“十思”的基础上，只要发挥下属的作用，知人善用。听取正确意见，那么，不必皇帝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太宗听后将此疏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 唐朝的强盛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他勇于进谏,敢说敢言,唐太宗都畏惧他,但他也离不开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他们可以说是贞观之治不可缺少的因素。 从中看到,治理好一个国家不止要有忠臣,也要有开明的君主。 一中语文网辑 1．作者简介 敢于“犯颜切谏”的诤臣——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人，后迁居相州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他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隋朝末年，为避乱，曾一度出家为道士。 后参加李密的后隋起义军。李密失败后，他降唐，辅佐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领导周、隋各史的修撰工作。书成，拜迁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魏征先后上书二百多事，大多被唐太宗采纳。魏征提倡“无面从退有后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建议太宗广开言路，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病卒后，唐太宗痛惜“遂亡一镜矣”。作有《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还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等。言论散见于《贞观纪要》。 2。 文学常识——疏 疏，是奏议文体的一种，奏议类文章是古代臣属进呈给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包托奏、议、疏、表、对策等。 《文章辨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奏初改书为奏。汉定礼仪，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有名的“疏”类文章有《论贵粟疏》（晁错）、《谏逐客疏》（李斯）、《论积贮疏》（贾谊）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是《论语》中的名篇。其主要内容是记述孔子诱导学生畅谈个人志向及孔子对学生的评价。文章先是叙述孔子启发学生言志，然后是四个学生分别谈志。在孔子的开导下，子路“率尔而对”，直言其志，表示他可以领导一个夹在大国中间、地理环境不好的“千乘之国”，三年之后，他坚信可以做到外抗强敌，内拯饥馑，而且还可以使那里的人们懂得道德礼法。由于子路毫不客气地把他的雄大抱负吐露出来，显得过于自信和率真，所以引起夫子“哂之”。曾晳听到孔子询问，“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发言表示不愿求仕，向往一种投身于大自然的恬静生活。孔子由衷地发出了赞叹，给予曾晳以赞许，“我与点也”。当冉有和公西华两人谈志时，孔子却没有丝毫表示。即使在最后曾晳问志时，孔子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在众多的分析和评价文章中，当涉及孔子对几个弟子的评价问题时，都认为是批评了子路，表扬了曾晳，赞同了冉有和公西华。对子路和曾晳，因为文章中已有明确的描述，历来歧义不大。但是对冉有和公西华两人，笔者认为当有疑问：因为在孔子对其二人的态度在文章中既没有正面表述，也没有其他相关描写，那么我们凭什么要说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是赞同的呢？不少文章在表达“赞同”主张的时候，所持的理由也仅仅是说冉有、公西华二人的发言非常谦虚，因此孔子对此表示赞同。显然这种推论是盲目的、片面的。冉有、公西华二人是谦虚吗？如何认识和看待冉有、公西华二人的谦虚呢？这些问题没搞清，就断言孔子对其二人是赞许的，未免有些牵强和武断。因此笔者想借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各位行家。 首先我们来看冉有和公西华两人是不是谦虚。文章中冉有表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则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一个说自己只可以治理小的国家，并只能足民，而礼乐教化，则要等君子来做，自己不行；一个说自己无能，愿意学习，只能做祭祀、会同时的小司仪。孤立地、表面地来看，这两段话的言辞语气确实谦逊，神态也属谨小慎微。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更不能孤立片面。如果联系全文和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谦虚，并不是真正的谦虚，更不能和美德等同。第一、他们所谈同子路、曾晳一样，都是自己真实志向和实际能力的如实表达。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治国能力的评价。作为自己主要的弟子，孔子对他们的了解应该是准确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冉有、公西华的所讲也就是实话实说。既然是实话实说，那就没有什么谦虚可言了。都是如实讲出自己的志向，为什么要说子路不谦虚，而冉有、公西华谦虚呢？至于说言辞语气的谦恭，那只能说是语言表达上的技巧。而“会说话”和谦虚不能当做一个概念。第二，谦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良好的品质，自觉的修养。真正的谦虚是要真心流露，不事张扬，绝对不能是出于某种动机、要达到某种目的的刻意表现。然而从文章描写的情况来看，冉有、公西华二人却显然属于后者。联系文章中的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冉有、公西华的发言明显受了孔子哂笑子路的影响，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他们要接受子路的教训，想用这种谦恭的态度去讨孔子的喜欢。如此工于心计和刻意表演，显然已不能以谦虚来论，而只能说是一种虚伪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孔子的态度。和对子路充满善意的“哂笑”，对曾晳由衷的赞许不同，孔子对冉有和公西华两人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如果说没有表态也是一种表态的话，那么这种不表态的表态显然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对二人的发言不满意，但又不好直接表达，所以只好不置可否。二是对二人的发言没有表态的必要，所以也就不置可否。但不管是哪种意思，不置可否的态度和对二人表示赞同之间显然缺乏必然的联系。 接受子路受到哂笑的教训，刻意采取低调的姿态，是冉有、公西华两人逢迎取悦老师的如意打算。对他们二人了如指掌的孔子，不可能看不明白他们的用心何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有才艺， 以政事著名。”虽然典籍中对公西华的记载不多，但能位列孔子弟子，并能与子路等同坐谈志，其志向、表现也应同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两位以政事著名的人，其内心的抱负和志向决不应该像他们所谈的那样。因此，孔子当时之所以不置可否，除了认为其志向不用评论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对其目的、动机的否定。因为听到他们两人言不由衷的谈志之后，孔子不好直接当面揭穿，而只能借不置可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是对二人表示赞同的话，从来不放过任何可能对学生的优点进行鼓励和嘉奖的教育家孔子，是不可能如此反应的。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曾晳问志时孔子对冉有、公西华的评价。这是全文中唯一对冉有和公西华进行正面表态的文字。因为对冉有和公西华的评价意义相同，所以我们就以对冉有的评价为例来进行分析。对冉有，孔子说“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这句话用我们今天的意思来说就是：难道冉有讲的就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小国难道就不是国家吗？虽然孔子是用反问句的形式来说的，没有正面表达他的意思，但我们联系全文来看，还是能读出这样几个明确的信息：① 冉有的志向也是治理国家。② 小国也是国，治理小国也是一种大志向。③ 冉有同子路一样，内心里面也有很大的志向和抱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所作为。这样的三层意思表明，孔子不仅非常清楚冉有、公西华二人的内心所想，而且特意指出二人心口不一。这些想法不向当事人明确表达，而对曾晳吐露，就再次充分表明了孔子对冉有、公西华二人的态度不是赞同，而是不满。 对孔子态度的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孔子一生所积极倡导的道德风范和做人标准中找到佐证。我们知道，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君子教育，反对虚伪做作和曲意逢迎。他所主张和宣扬的君子标准，除了高尚的品德，出众的才华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做人要正直诚实。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曾晳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凡满嘴讨人喜欢的话、满脸逗人喜爱的神色的人，仁德是不可能多的。这明确地表明了他对虚假逢迎的反对。同样是这句话，在《论语•阳货》中又被重复了一次。在《公冶长》中孔子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此可见，孔子对有意做出谦恭的姿态，以达到讨好他人目的的做法是极其不满意的。正因如此，文章中孔子才会对冉有、公西华有不置可否的态度。 我们说孔子不喜欢冉有和公西华还有另外的理由。一是孔子对子路的态度。子路在《论语》中始终都是一个心直口快、坦诚直率的人。他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之一，孔子理想落空想乘船出海时所带的唯一人选就是子路。由此可见孔子是非常欣赏和喜欢子路这种性格的。这也正是文章中孔子虽然哂笑了子路，但却明显表露出宽容和善意的原因。二是孔子对冉有的批评。据《论语》记载，冉有曾不止一次受到过孔子的批评。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当冉有为季氏攻打颛臾进行前后矛盾、心口不一的狡辩时，受到孔子前所未有的严厉斥责。孔子愤怒地说：“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一个“疾夫”表明了孔子对不诚的痛恶。根据上面的分析，再结合文章的具体描写，该如何认识冉有、公西华二人的谦虚，以及孔子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在众多的评论分析中，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文学情味和人物性格的描写曾给予了评价和肯定，毋庸置疑，这些都是文章的精华和重要的方面。但是冉有、公西华的表现，孔子对他们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解，更体现着孔子的道德标准和做人原则，因此重新分析冉有、公西华的表现，正确理解孔子对二人的态度，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文章的正确理解，更好地把握孔子的思想核心，其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