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4.6 旧法党不爱，新法党又视其为眼中钉的苏轼被贬广东。新法党为了不再反复内耗，决议要彻底灭了旧法的念想。于是苏轼和这是一批的旧法党是时代党争泄愤的牺牲品。黄州、惠州、儋州，六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成为这段痛苦内耗的历史缩影。 1100年哲宗在位15年，25岁去世 无子，其弟弟宋徽宗即位。这一年，彻底废止了饱受争议的募役法，两党恩怨已无法调停，强行调停政治运行的糊涂账会使政治无法运行，此时只能等待其中一派彻底胜出。苏轼第二年也去世了。旧法党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宋徽宗，试图拉拢刚上位还没站稳脚跟的宋徽宗，卷土重来，但是这样的行为反而引起了宋徽宗的厌恶，于是反而更倾向新法党，当然这其中也有对其父亲神宗，还有哥哥哲宗的感情。从宋徽宗亲政时的年号就能看出【崇宁】崇尚熙宁之意，熙宁是其父亲神宗用过的年号。 在立定宋徽宗为储君时，同为新法党的 宰相章惇和时任枢密院秘书的曾布，意见相左，章惇认为宋徽宗赵佶 生性风流不羁难继大统，而 曾布随神宗之妻向太后一边支持日后的宋徽宗。他两也是1057年那一年科举的同榜进士，那一年曾氏兄弟家的曾巩也榜上有名，更是日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徽宗登基先后以曾布、蔡京为相，令其相互制衡。蔡京与其弟弟蔡卞 同年进士及第，前三名占了两，十分荣耀；蔡京的弟弟娶了王安石的女儿，按理说是新法党一派。但蔡京巧舌如簧，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来回政治投机。他的钻营之心往往放在研究对象的喜好方面。各种投机宋徽宗的喜好。蔡京本来已经被弹劾辞官在杭州过退休生活。他通过钻营宋徽宗喜欢字画，送了几幅古董字画给皇帝，又花钱在宫中打理为自己的能力造舆论之势，令徽宗重新启用自己。蔡京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给旧法党 除了司马迁之外，定了一根耻辱柱 元祐奸党碑，把所有旧法党的人的名字写在了上面。 蔡京这也是政客扮小丑有辱斯文到家了。苏轼在旧党中属于蜀党，程氏兄弟 理学的奠基人是洛党-天下之物皆能穷。还有文彦博，这些人都在这碑上。我们喜欢的苏轼也在第二年1101年就离世了。不久后的，1103年岳飞出生了。

1084年宋神宗病卧在床时，为了调和新旧两党相争，把旧法党中温和务实的 苏轼 从湖北黄州调往河南汝州，离中央近了一步。苏轼的调任令新法党警惕起来，而苏轼看旧党歇斯底里的守旧还不如新党朝气蓬勃，同年苏轼的小女儿夭折，苏轼无心立刻赴任，借故在常州驻留。这一年，王安石隐退金陵。因金陵与常州不愿，期间苏轼也拜访过王安石沟通请教。不久之后神宗就驾崩了。 苏轼调整好后，回到·朝廷任中书舍人 参与机密起草诏令，后任翰林学士，被当做宰相培养。但这一年他看见新党和旧党两帮乌合之众在为立场和颜面争斗，全然不顾及国本和百姓的行为，对朝堂失望，于是向皇帝提谏言，提出旧党兼并土地腐败行为极其严重。如果全然废除新法法案于国家不利。程氏理学与苏东坡学说对立。 这一谏： 把旧党也得罪了。新旧两派在这种节骨眼上，最不爽的就是老好人。苏轼一看与其在中央喋喋不休的斗争，不如外调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实。此时的苏轼才算真的放下了过往的执念与不安，此心光明，简单快乐的为老百姓做事。此后的15年是他最轻松的时光。这一年他写下 《菩萨蛮》买田阳羡xian吾将老(江苏)。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可以感受到她与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样轻松豁达。与他写赤壁赋时候的豪情已有所不同。 神宗去世后代一年，王安石、司马迁先后去世。司马迁执行效率还真是高，复出一年，把人家二十年的行政标准全部废除，司马迁把旧法党的希望给予年轻的中央办公厅秘书苏辙身上。而王安石为新法党留下了年轻的 章惇dun 负责财政。章惇和苏辙 苏轼 都是1057年那场科举的同榜进士。 旧法党这群油腻老戏精，称宣仁太后是“女中尧舜”毫不知耻。宣仁太后也忍受着这群戏精表演，她不是不知道这群老狐狸心里的算盘，她需要时间陪着哲宗长大为他争取时间，未来好让哲宗自己分辩如何借用两派相互制衡。

王安石改革的评价： 外部社会背景： 1. 历史上儒家衰微之时，一定会选择重农抑商防止农民起义。但此时多元结构的中国已经不再相信儒家可以强兵复国。反倒是尚武的辽国、西夏，学了儒家部分管理后，少了一份暴虐的气质。 2. 宋朝的小农+小商业结构，促使了城市化的建设便于税收管理，繁荣了土木。帝国权力加强，生产资料向上层集中，有了资本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会挑战皇权独大的情况。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变法，旧法党们也会带领着国家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宋神宗选择王安石也是因为，面对着辽、西夏、吐蕃、金的纷纷崛起，他太想做事了，做事就需要社会提供资金。不得不放弃资本主义的探索土壤，国家垄断关键行业，折腾了十多年。 技术手段： 1. 复古的方法：重农抑商，立国之本-儒家重农的理念； 2. 政治理想是：限制土地兼并，缩小平复差距，保障民生；宋朝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士大夫就是知识阶层又同时是地主，几乎全国土地被这个新兴阶层占有，农民成为这个阶层的生产力。 文彦博 四朝元老与神宗的对话（仁宗-哲宗）祖宗之法不需要改革，反而失人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其实道出了 宋朝皇帝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句话翻译一下，可以理解成【您是想做士大夫的皇帝，还是想做老百姓的宰相】。这其实就是旧法党和新法党的给皇帝的路线。 变法短暂的取得成功，没多久就被反攻了。食税阶级与承税阶级 产生了阶级对立和内耗，北宋被女真所灭，士大夫阶层非但不反思自己，尽然把锅甩给了王安石，怪罪于王安石。明朝秉持者朱程理学的信徒门认为王安石是奸臣，超越了士大夫的界限，吃饱了撑的革自己阶级的事情，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王安石出发点好，但是不符合人性，所以司马光憋着回去写资治通鉴了，说是历史书，但其实这是一部人性史的巨著，隐藏着勾心斗角和话中话，对人心的解读，除了解读人心，并没有为政治学提供出路。 1085年神宗在位19年，38岁崩了，新法没人保护了。哲宗即位时年仅10岁，于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掌权，皇帝年幼，。她召回旧党老人，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安定人心（苏轼1101年去世）。整个朝堂对司马光的复出充满期待。但历史的惯性并不会给司马光机会，说实话太后也深知这一点，太后让老人复出，只是想平衡朝廷里的怨气，政治平稳过度。做士大夫的皇帝，还是做老百姓的宰相；理解了这句话，也就理解了神宗驾崩后，宣仁太皇太后要恢复士大夫政治的原因了。哲宗年纪小，外戚家族不强大，自己也没有精力，需要仰仗士大夫，也防止王安石新法党做大；等到哲宗长大，一切都可再静观其变。 司马光上台逐一废除新法。他写了这么多年的资治通鉴，太明白政治里的输赢，所以做起来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政治斡旋力不多但狠劲十足。甚至连 ”募役法“ 都废除，这可是新旧法两党都认可的。苏辙也为此法鸣不平。，但实则并无用处，新法已经断断续续执行了十多年了。在民间已经是成长起新的一代人了，这些人正直青壮年大好时光，社会动力的转向，需要每个人都重新适应，突然更改社会中坚力量的行为习惯，会引发秩序的混乱，生活、经营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看似司马光废除的是一条条条例，其实是在改变新法制度下长大的这一代的行为惯性和精神气。这一点，我们的85-95年出生的朋友们会体会更深刻一些。 我不得不插一句：旧法党这么有力气作，说明新法真的给国家赚到钱了。要是没赚到钱，早就停止了。

从根本上讲，王安石试图利用来自底层社会的人性，却最终低估了这些人道德的底线。新法推行期间，王安石更是把官僚的分配资格变相的掌握在三司条例司（经济改革小组）手中。他将：官与职分立，互相牵制，官高不一定有职权，有职权的不一定官高。比如他掌管的三司史的长官虽职位较低，但其权利堪比宰相。 苏辙是新法派，王安石为相6年，计划的政治改革都有执行。 1074年熙宁7年 王安石隐退金陵；第二年因宋辽边境战争 复出。但新法的反复说明了上层设计的犹豫不决，这行为本身就是对改革的伤害。应急性的招王安石出来，是来背锅的，朝堂无人敢做决策，国家制度惯性依赖。 1080年 元丰三年时，王安石再度复出后认为从基层培养的胥吏可以用来贯彻执行中枢命令了。于是对中枢官僚机构大规模改革，精简机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均有不同程度的缩编，有些复原唐太宗时期的国家制度。受此最大影响的是 三司，其职被 户、工、还有其他门部门吸收。这直接导致三司体系的解体。解体后，财政没有了统一的指挥，监察上也不够方便。元丰官制的特色，官无虚职，名实相副。北宋这台运转百年的国家机器的动力被分权了。看似王安石变法短期的财政盈余达到了，但是对于宋朝建立时“皇权的正当性的表达“是一次深深的伤害。原本皇帝只用同二府、三司讨论国家大事。现在，三司没了，皇帝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民政上，当着皇帝却要操着宰相的心。这样就理解了，为什么之后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帝不想理朝政了。太琐碎了，皇帝当宰相只会越来越乱。 为了培养新法党的新生力量，王安石动了教育的刀子，扩充太学生生源，太学生通过平时的考试逐级分开，成绩优秀者不参加科举，直接任命。直接绕开了旧法党控制的官僚这种资源的分配。王安石变法为了避免冲突，走了太多捷径。同朝为官的人没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一旦政治失误，没有人会帮他。 最终，短时间内，王安石的变法，财政效果明显：皇家有钱了，地方不依赖皇帝了；可是社会活力被高债务锁死了。王安石在执行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只是应急解决中央财政紧缺时候的器物。所以才会追着时间赛跑，没有考虑过，民众对于宋的情感变化。

隋唐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分开的，中央能支配的叫上供，地方财政称做留州。 做预算向上报告的方法，在五代时期频繁战争时，可以帮助君主将财政权握在手中，地方财政归于中央的倾向性加强。这种倾向性续到了宋代，地方财政归中央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就导致地方的自由度不高，遇见大事需要等待中央批复，行政上的形式主义层层批复延迟的弊端显现，财政决策和审批最终汇聚至三司，容易滋生专权。王安石为了缓这类危害，计划地方财政可留出小部分自主推进地方预算支出——这种做法也是复古的一环。复古不一定就违背规律，需要看整个系统和社会动力层面是否支持。 宋太祖时期设置稳定物价的常平仓已经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官僚与商人、地主合作勾结，囤积居奇的温床。吃相极为难看。 宋代集中管理常平仓使得官僚阶级低价囤积青苗种子，当市面上种子涨价时；他们再瞅准时机利用【青苗法】从常平仓调用钱谷和种子借贷给佃户，这时商人与官僚再从中取利；他们在国家和老百姓两头吃，制造民难，吃相十分难看。这造成了一个不真实的繁荣，那就是常平仓依靠垄断和利息，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补贴地方的状况缓解了，但是社会层面则更为辛苦。青苗法落地过程中动作的变形和社会影响，成为旧法党打击新法党的发力点。也是元代历史的书写者将王安石列为北宋第一大奸臣的依据。

金融层面的—【市易法】救助小工商业者 豪商一般都有官吏家族的背景，这些家族又控制着小商人的买卖，容易囤积居奇。中央政府跨过资本大鳄直接向小工商人融资，促进产业发展，将商贩堆积的商品可以做抵押物，给小商贩基于国家信用票据类的【交子】融资。待小商贩将物品卖出再归还贷款。该法案是最脱离市场的，被旧法党指国家与商人争利；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该政策确实不高明：因为 国家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融资收取利息，并没有帮助合理化的去产能或者将多余产品出口，尤其是农产品这类，一旦卖不出去就会腐烂，融资来的钱明年继续投入生产，如果市场依旧不好，又要继续借款融资，反而加速小商人的返贫，国家物资损毁率变大。产能过剩的手工业制品也类似，只能低价出售，当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的时候，只能降低产品质量以还利息。所以旧法党的指责确实有道理。 1. 新法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迅速调整，于是第二年，推行【免行法】， 宋代 县级实际的政治运作交由胥吏进行，胥吏俸禄不来自政府，而从老百姓那里获得，胥吏熟悉官府的运作流程。官吏敛财往往通过胥吏。针对行会收取会费，这些各种商业行会收取的会费是用来聘用胥吏的。但在市场被螺旋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和胥吏往往会层层加码，难为小商人和创业者，加大行役的负担。 于是 新法规定 按各店利润比列出【免行钱】，用来雇佣特定的商人\商行筹措物资和信息，减少胥吏从中作梗，当然此时胥吏的俸禄由国家从税收中负担。如果胥吏有不法的行为，则有河仓法-处罚他们。 河仓法或叫（重禄法）加俸养廉、高薪养廉。从民间收取一定的税收养胥吏，但其实日常生活生产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才会用到胥吏对于官府流程熟悉的能力。其实王安石真是的本意是想从基层提拔一些能快速执行的官僚，这是复古秦汉的方法，宋代士大夫善于写文章，执行能力弱。河仓法试图让两者合流，提高行政管理中的【执行力】所以河仓法也打开了基层胥吏成为官僚的途径，参与政治。王安石也能有一群小迷弟。

青苗法是针对贫农的保护法）-小额低息贷款 纾困，保护并扩大自由农的数量 之前：农民在播种时 时常遇到粮食和种子不足的情况，于是会从地主处借种子，但由于客单利率过高，一旦收成不稳，非常容易导致小农逐渐沦落为佃户，佃户则进一步沦落为农奴；视频前的你或许觉得利率高使人返贫很难想象，那就看一下漂亮国的次贷危机时因还不起放贷，被迫把房子卖掉的人，亏了几年的放贷还依旧欠银行的钱。利率过高，体现的是市场银钱流动性差以及臃肿的【食税阶级】的极度内耗。 变法之后：借苗不需要抵押物，由保甲或地主承担连带责任 （十户选一保，十保选一甲），真要遇到天灾可以推迟补齐。粮价高时农民可以以钱代粮还本付息（增值的部分收2成的增值税），这样增值溢价部分的收益可以落入老百姓的口袋。这样的税收方法放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不过，青苗法的争论在朝堂最大，士大夫官僚阶级本身就是地主，青苗法令他们难放高利贷，而且此法案让农民意识到：官僚士大夫一直在干不正当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是社会的对立面。这样士大夫在民众面前的威信、可信度就降低了。 他们甚至认为，青苗法唤醒了阶级对立的意识。皇帝是国家土地最大的持有者，士大夫一直认为自己在帮助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太平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变法后，旧法党认为如此一来，士大夫是否还会依然坚定的站在皇帝的身边？开始令神宗动摇。但是如果不打击既得利益得到士大夫阶级，外戚集团和官商，国家利益又会被这些人腐化掏空。最终新法党顶住压力团结一致，彻底打压反对者，接着在次年推行【募役法，进行差役改革】。这是把 公共事业管理推向市场化。 宋代君主治 发达，在财政向上集中的同时，地方民众的负担也加重了。除了租税的征收和保管。差役有的时候要将物资运送到边境或中央，保管的物品若被盗，会让差役赔偿。当差没有可灵活变现的实际利益。远远不如，做官的官户，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可以免除差役。 一边科举的功利心之重，一边是差役的劳动之大。所以推动了 【募役法】，其方法是 合并小的州县单位，以减轻小规模农村的人口赋税和劳役负担。将所有州县的差役改为募役（酬劳），政府出钱募集志愿者替代壮劳力承担租税管理和运输等工作。对待本该承担差役的人，按期财力收取 免役钱（豁免钱）。因为缴纳免役钱的人一般都是商人阶层，所以政府也能用这些钱养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起到了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募役法是这么多法案中，唯一顺时代的，在用资本进行社会分工细化、人尽其用的同时，不但没有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使得有钱人从义务中解放了出来。 即使这样 募役法仍旧遭旧法党的打击。因为原本被免除差役的官户反而需要按期财产比重缴纳“助役钱”。苏轼写文章口吻较重的评价了募役法有违传统常理，所以被贬至黄湖北黄州（今黄冈一带）；从这一点看，苏轼被贬着实有些重纯属是被划拨到旧法党当典型了，苏轼肯定也知道自己少年成名应该藏锋一些，很不幸的被瞄准了。

王安石变法1069-1085政治变革，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先依靠的手段是复古《周礼》中的天命观，论证英宗一脉继任权的正当性；而后神宗又以唐太宗为目标力图复兴大宋。汉朝之后的改革，都会拿着复古做文章，也是为了在政治上抢得先机，避免成为他人反对的理由。因为皇室祖宗之法对子孙的约束很大，所以要变革必须搬出比祖宗更大的传统礼法典籍《周礼》。变法之初，王安石要先联合儒家教义方面能帮助自己稳定天下学子的人。这个人便是我们之前提到过“横渠四句的张载“。王安石这一行为，在政治学术中呈上启下的作用是，开启了理学 复兴儒学的运动。除了张载，我会稍后会讲到宋代理学创始人中的其他几位。 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变法的开始，王安石邀请张载（理学创始人之一）加入协助，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 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同为范仲淹的学生，张载肯定是了解王安石做事的偏执的。其实他两 分别继承了范仲淹部分政治“遗产”。比如，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中革新的部分，王安石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使命和目标。 变法前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财政方面，既得利集团，官僚集团、大小通吃、腐蚀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宋人去辽、去西夏都可以好好生活，何必在宋地受压迫。 所以，王安石变法从财政、金融层面下手，因为此时这两块最急迫。为了能让改革快速反应，设置了三司条例司的经济改革小组，目的是直接绕开三司和两府，政策直达天子。这样一个应急的组织，其配置的成员，皆为精英。

除了冶炼产业领头，宋朝的文化艺术方面也别具一致； 1. 有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河南的龙门石窟，4-11世纪联系700年的工程，可与长城媲美； 2. 陶瓷制品，河北保定的定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北邯郸的磁州窑、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浙江龙泉的龙泉窑，已是当时五大官窑；北方森林资源的减少也使得南方—景德镇这个地方火了起来成为宋的第六大瓷器产地；这里的山丘走势、木材资源都有利于建造连续的倒窑，因形状像龙—这种形式也被叫做龙窑。 为什么制作陶瓷器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以至于生态都遭受破坏呢？ 是因为：陶土在1200-1500摄氏度时候开始成为液体；而火焰的温度仅有800-1200°，煤窑类似高压锅原理，可以通过控制炉内压力变化。但就是需要持续的吸收热量才能保持温度稳定，所以对煤炭的消耗量极大。到明清时期这些官窑质量和产量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中叶随着荷兰物理学家 范德瓦尔斯 发现的状态方程，确定了温度、体积、分子运动的关系；运用科学，德国和日本在窑炉技术上反超中国，随后陶瓷业也取代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我们小学课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在宋朝得到普遍运用，并传到了西方阿拉伯世界。

宋代的民政和财政的决策权 高度集中在士大夫阶层。朝堂上变法的要求迫在眉睫了。在讲述王安石变法之前，我们来看看宋朝的生产力情况，并分析，为何如此领先的宋朝没有发生产业革命，促进社会稳定，反而是犹犹豫豫的在复古和维持现状的道路上反复拉扯、内耗 从五代至宋，频繁的战争也是促进冶炼技术的发展因。炼铁效率和纯度的提高，铁工具种类多，也会促进农业发展。 到北宋中叶11世纪左右 宋铁年产1200万斤（6万吨）铜1500万斤（8万吨）世界之最，英国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初产量也差不多这么多。达到顶峰后，产量停滞再无上升，这反映着开发能力、资源消耗、消费均达到了顶峰。这些迹象从市场端预示着北宋开始衰落； 让我们从技术发展的视角算一下这些铁的分配，分析一下停滞： 1. 商业繁荣，铜币紧缺，所以用铁掺入铜，铁的用量大概有300万斤。 2. 另有300万斤铁的流失，用于浸铜法，生产铜的铁在置换反应消耗掉了。这两项加起来占了铁产量的一半。 3. 农耕用具和武器制造按400万斤算。那么其余也就剩200万斤铁了，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以找到他们的用处。大部分的用于基建和房屋建设了。我们可以发现能参与机械研究的铁少之又少，铁的售价依旧居高不下。并且是垄断性的产品。 4. 而无法引发生产力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和盐价的压力，人无法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有时间可以思考。这最终把宋朝的发展锁在了技术变迁层面。宋神宗时期开始宋朝迅速衰落。

宋与西夏的战争后，除了发现帝国的兵源和财政出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银本位对于金本位的流沙现象。北宋的银本位 金融正面领着世界格局变化和长白山一带新崛起的女真带来的挑战。 在西亚黄金流通性高，且金价远高于银价，宋朝这边贵金属流通是铜钱和白银。于是回鹘人做起了贵金属倒卖的生意赚价差，他们以白银买入辽国的黄金，辽国压迫生活在阿什河的女真人处得到黄金。 而后回鹘人将黄金卖到西亚换取货物和白银，以此获得巨额的价差。辽国从回鹘人换到的白银又大量的流向宋。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你是一名生活在11世纪的回鹘商人，在西亚、欧洲用1金换13银；而后来到中国，在中国是5银换1金；你拿着手里的13银换了2.6个金。作为商人的您往返一趟仅利差的毛利高达160%，这还不算沿途物资的倒卖。 除了丝绸之路外，海上贸易也非常频繁，泉州、广州、宁波（阴州）聚集了阿拉伯、南海诸国的商人、日本商人、带着大量的外资——白银、进入宋朝原本宋对辽是贸易顺差，回鹘为辽带来如此多的外来白银后，宋辽贸易顺差逐步减小，间接推高了宋朝的物价。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国内盐、铁价高涨、通货膨胀影响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东西金银价差这样的高利润也帮助了阿拉伯文华的第二次大传播。《一千零一夜》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整合了世界各地的故事文化见闻。

说到张载，不得不提1057年 宋仁宗 嘉祐二年的 那场科举， 主考官是欧阳修；状元是章衡; 进士及第的人有：苏轼、苏辙兄弟（宰相）、苏轼20岁，苏辙只有18岁；就连仁宗看了这哥两的文章，都高兴地跟皇后说，为宋朝选了两位宰相。 还有刚才提到的 张载 及 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 兄弟； 张载是程氏兄弟的叔叔。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及其弟弟曾布 宋徽宗时期任宰相， 吕惠卿 王安石变法的二号执行人物 任宰相 章惇dun 进士及第时年仅22岁，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章惇又是状元章衡的叔叔。萝卜大根上的章惇比其侄子还小10岁；正式因为章惇年轻，成为后来新法党的中流砥柱。这一届的进士，将在10多年后宋神宗时期的 熙宁变法开始后，上演相爱相杀的党派之争。 当我们讲完那一阶段的历史后，会发现我们喜欢苏轼，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份读书人本该有的真诚吧。 随着宋代——皇权政治与士大夫阶层共治民政和财政，机会主义在朝廷兴起；传统儒教因为规劝特权阶级而得不到好处图不到利益；于是宋代儒家士大夫阶层渐渐抛弃了政治理想，加入了为皇权提裙共舞的角色成为不劳而获的食税阶层，并为自己歌功颂德，以为天下的太平与他们的努力有关；接下来9个世纪，儒家文臣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到五四运动时期才被深深的批判。宋儒用原本管理权贵的道德观来管理平民社会，走的是与传统政治相悖的方向，是治国概念的扭曲。并没有成为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宋明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画像是：喜欢先喊口号把好话说尽，然后再把坏事做绝，最后两手一摊事不关己的伪君子形象。如若不是，徽钦二帝也不会被抓走，崇祯临终前也不会喊出“文臣皆可杀”的愤怒。 而反观，当代的《毛泽东理论思想》，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官僚主义的优越感要不得！文臣这种体制内的优越感 正以一种及其平庸的“科举”形式。侵蚀着（宋朝的）社会活力，这对工商业结构的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此时的社会状态，从观念上颠覆了一直以来 “非我族类” 的身份认同。 虽然形式上当时的人还各自自称 大辽子民、大宋子民、西夏子民，但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概念在11世纪中叶找到了起源。 从华夏认同到中国认同，说明二元体系均认同文化认同 超越了 血缘、族群这类的认同。至此，历史观念里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日后面临殖民侵略时，可根据文化认同而团结在一起。 通过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发现两个重大问题，1.是兵源的战斗力出问题了。宋建立之初的禁军那种势如破竹的劲头没了。2. 战争后勤的补给不足，财政吃紧的很厉害。谁曾想30年前，宋仁宗他爹的时候，宋朝是何等的富庶。我们稍后来讲宋仁宗时期宋朝的财富是如何像流沙一样抓不住流走的。于是。战争一结束，宋仁宗就委任范仲淹根据战争总结复盘找问题，开展了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启了北宋改革的风气，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作为文臣更为人所熟知的就是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 在范仲淹使命感的影响下，他的学生 张载和王安石 不久也会登上舞台。张载更是喊出了比他老师更铿锵有力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初读起来，一是令他人振奋人心，二是令说话人自己有极大的满足。但如果以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听到这样的道德信条，肯定会说：“咦，打住，你这是在歌颂自己还是在神化自己？”。这就是我下面要引出来的，儒家这类激情口号的般往来不绝，体现了 宋代官僚体制下忽视现实社会的政治愿景迷茫。因为口号里看不到制度实现的路径，只是在说正确的却又做不到的话，然后对社会的苦难却只字不提。是不是我们，更明白了《道德经》里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含义了。

如果说宋真宗时期需要解决与契丹辽国的边境关系，那么他儿子宋仁宗时期，则要面临西夏党项的崛起。 在陕北黄河几字弯以南是鄂尔多斯高原，。这里活跃着一支 鲜卑和藏族的融合部落——党项族，党项本来是吐蕃和慕容吐谷浑之间的一个小部落，在唐末被吐蕃压迫，沿黄河向东北方向 分布在河套地区。他们散居在城市、沙漠和绿洲中，人口集中度不高。即便附近有城市，汉人住在城市里，党项人则住在郊外过着半游牧边农耕的生活。 生活在沙漠的党项人是平夏部，平夏的名字来自地名夏州（陕西北部的靖边县），也是西夏名称的起源。平夏部的的一名将军 拓跋思恭 因为参与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唐赐国姓改名李思恭。 宋灭了南唐后，党项视宋为唐的敌人，并利用此时的机会团结党项各部并构建了落脱离文化母体的合理性。 从881年李思恭任定难军节度使起至西夏被蒙古所灭的1227年，李氏党项 政权共计346年。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连接着东西交通，商贸枢纽，这条交通路线，从东西横穿内蒙古。凉州更是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党项人久居此处，从中获利，得以在短期内积累巨量的财富。 西夏的建国 在宋太宗时期，党项部落首领李继筠yun（死后）与其弟李继捧交接时 党项内乱。宋太宗收编李继捧的人马，并把他们当做抵挡辽国的屏障；这种被当做前线炮灰的态度，令其弟弟李继迁十分不满。之后对宋造反，拓跋李氏对党项世代有恩，所以李继迁反宋的时候，党项各部落一呼百应。他更是迎娶辽国公主成为辽国女婿，获得辽国的政治支持。李继迁占领夏州后（陕北靖边县），兵指灵州（宁夏中部吴忠）。而从中原到灵州要穿过150公里的沙漠和高原，宋军不行，但党项人却灵活自如。因此宋军的物资运输非常困难。李继迁在路上就埋伏站和游击战，像科幻电影《沙丘》场景一般。 1002年灵州落入了李继迁之手；在占据并控制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其势力可以向东延伸吐蕃藏区的西凉。吐蕃因为有青海盐池 也向宋出口盐所以 同 西夏是商业上的敌人。 西夏与辽结好，令辽的南侵更肆无忌惮，于是宋禁止西夏青白盐的输入，西夏的经济陷入困难，各部落挣不到钱，甚至失去了生计，这类部落纷纷加入李继迁的部队。比如，横山山脉附近的横山部（陕西绵延至甘肃北部的山脉）。这样整个河套地区成为西夏安全的牧场。1003年李继迁建立夏国，也正是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出生。 西番吐蕃与宋进行贸易与宋为同盟，所以李继迁要东扩之前，必须先稳定西边的后院。在同西凉的战斗中，李继迁被流失射中而亡。若他要知道刚满一岁的孙子，能带领党项在宋辽吐蕃的夹缝中，建立强大一时的西夏，想必他一定会欣慰的。

宋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土地税和商品消费税 土地税依旧延续唐的两税法，夏征绢，秋征米。 这种税法有2个特点： 1将所有杂税项包含在两税之内，此外对农民不收任何税项。 2两税以货币的形式征收——这说明宋代城市化、金融化的程度相当高。大家请注意，我用到的两个词，因为城市化是金融化的先决条件。这种知识体系的跨学科性和连续性 是东方大学教育里很少教到的。在我的历史视频里，我常常讲到城市发展的理论，也是为了引出金融的起源。 宋朝，在非城市区域，往往是以物代钱的做法，会将折损率算进去多收一些。这就使得 宋朝的非城市居民压力很大，折换的过程中滋生了腐败和胥吏的偏袒（秦朝统一度量衡终究还是逃不过胥吏人性里的恶和懒）。这也迫使很多农民开始进入城市、学手艺从商从匠，比如，陶瓷，刺绣饰品、印刷、餐饮、旅店等行业从业者增多。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1， 非城市居民的自由农因为税务压力、买盐的压力，会直接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成为佃户，其中更是有一大部分成为负债者，迫使他们去城市里成为手工商业的从业者。 2， 对土地也贪恋且的士大夫阶层，会借着自由农反贫时，想尽办法并购土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上述过程中，导致政治上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即有权又有钱的特权食税阶级。财富向上聚拢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被用来消耗，税收无法通过福利的过程返回到农村建设或城市手工业者手中。这引起 农村土地-城市商业-食税阶层间的矛盾闭环 没有解决。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总有承压饱和的时候，那么需要的变革就迫在眉睫了，这便是之后“王安石变法”有迹可循的成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