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晴有点苦恼。她喜欢了多年的歌手要开演唱会了。抢票当天，她提前15分钟就进入了官方指定购票平台。 数字在变动，时间在消逝。 “5，4，3，2，1” 倒计时结束，这一瞬间，她的心脏开始狂跳，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点。 有1秒钟的时间吗？她有点恍惚，“立即购票”的按钮瞬间黯淡下来，只剩下了“缺货登记”的字样。 她不死心，继续刷新，“是不是还会有回流票啊？”她心想。可现实是“缺货登记”也没有了，按钮变灰。 ——“已售罄。” 小晴没有抢到票，她不免心生难过。在社交平台上看着别人分享抢到票的喜悦，她怅然若失。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得到一张票呢？ 这时，她看到了一个帖子，“正经票务，XX演唱会门票，信息可录入”。 供需失衡：票务二级市场野蛮生长 后疫情时代，各类演出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并结合行业调研综合测算，2023年全国演出场次44.06万场（不含农村演出和娱乐场所演出），与2019年同比增长123.55%；票房收入502.32亿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150.65%；观演人数17113.64万人次，与2019年同比增长83.01%。 在繁荣发展背后，演出市场也存在着自己的“马太效应”：有的演出万众瞩目，开售即秒空；有的演出默默无名，直至开场仍有空位。不少人将票务二级市场视作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认为其是现场演出市场繁荣的杠杆。 目前，我国演出票务市场可分为票务一级市场和票务二级市场。票务一级市场票源来自主办方，平台包括大麦、猫眼等，其采取不溢价不打折的单一定价模式，主要作用是售票、出票和检票。 票务一级市场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刚性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无法回应，压缩或放大了主办方的票房空间或滞销风险，也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退转需求。小晴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于是她们将目光投向了票务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票源复杂，包括个人、黄牛、票务代理公司等。随着票务二级市场不断壮大，摩天轮、大河等二级票务平台诞生，闲鱼、转转等二手平台也成为票务交易的渠道。 在票务二级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下，交易价格更接近其市场价值，其交易模式包括传统线下交易模式（如线下取票）以及平台交易模式（使用平台进行二次交易，本质是票务二级市场的数字化改造）。平台汇聚了众多卖家和买家，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并通过卖家严选机制、票品鉴定服务、交易保障体系等降低交易风险，为消费者带来更便捷、安心的购票体验。 在消费者调研中，针对票务二级市场中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动态调整的机制，86.7%的消费者认为其有助于弥补市场供需矛盾，76.6%的受访者接受溢价票，其中86.1%的消费者可接受的溢价范围介于10%至80%。此外，还有68.2%的消费者认为需要区分看待票务二级市场中的平台和黄牛，认为平台的存在可以缓解黄牛乱象。 当然，这样以市场为导向的再分配机制后，埋藏着诸多祸端。演出市场的繁荣让票务二级市场分外活跃，乱象横生，信息不对称、跳票售假等情况让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主办方：被质疑是“最大黄牛” 目前多数演唱会交由专门的演出公司主办。例如五月天23年“好好好想见到你”巡回演唱会和24年“5525回到那一天”巡回演唱会的全程主办都是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简称“华人文化”），在各个城市则由华人文化控股的不同公司主办。此外，五月天演唱会票务平台之一的“纷玩岛App”所关联的上海名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华人文化100%持股。 演唱会的全部票源通常分为官方平台公开售票和“渠道票”两种形式。渠道票分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主办方。这些票有些是给赞助商、宣传商等合作方做资源置换的，它们会以邀请函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且多为内场的VIP票。而邀请函都是纸质票，无法进行实名认证，很有可能经过层层转手落到“黄牛”手里，然后“黄牛”再加价卖出去。有些则是直接留给合作的票务工作室，票务公司拿到加过价的渠道票，会再次加价后销售。 票务代理A女士透露，由于政策原因，演唱会的官方票价不能定太高，主办方为了利润就会扣下很多渠道票。 针对这一现象，去年4月21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表明“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这是针对演唱会门票公开销售必率的首次规定。 而后在9月22日，协会进一步针对观众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提出规定，对存在面向公众销售门票数量低于核准数量的85%或者为倒卖门票、买卖演出工作票证提供便利等情形的演出举办单位及票务代理机构，依法认定文化和旅游市场失信主体，并实施信用惩戒。 不久前，赵雷演唱会上出现了尴尬的一幕，第三方售票平台“秒售罄”，但现场依然有大量的空位，赵雷在台上表示“人坐得稀稀拉拉，但是票确实是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后续经纪人回复“因为门口的人太多了，开场的时候没有进来，票务没有问题”，但网友并不买单，“看到回复真的笑了，票务有没有问题您不知道吗，内场都已经炒到5000了，从我们的时光到没有信号，十年粉真的累了，不看了也不抢了”。 尽管官方做出了规范，但在所谓的“一票难求”背后，不仅仅是演出热度下的供不应求，“主办方就是最大的黄牛”这一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票务代理：“千层塔”模式 除了官方的票务平台，目前市场仍存在销售渠道票、二手票的票务公司、工作室、票务代理。 票务公司通常和主办方合作，直接向主办方拿票。他们掌握很多票源，且相较市场价格来说入手价偏低。 作为票务公司与个人票务代理的桥梁，票务工作室是票务公司的下线，也有少数大型工作室直接对接主办方。票务工作室采用招收个人票务代理的方式分发手中的票。个人票务代理再发展散户下线。 记者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尝试购买五月天深圳演唱会时发现，内场仍存有大量余票，且第40排到第3排售价依次递增，最高达到8500元。票面信息的票品提供一栏显示，这些余票来源于多个票务工作室，而这些票务工作室隶属的公司也都具有营业执照和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更多代理则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他们不仅票源不稳定，也缺少议价权，手里的票本身已经经过多重加价。同时，下游市场鱼龙混杂，缺少基本的行业规范。 实际情况是，尽管跟着工作室发的养号、引流教程一板一眼操作，也有很多人来询问价格，但小红在前几个月都没有开张，第一次成功交易的对象还是她的好友由于倒卖门票加价的空间有限，加上客源不稳定的问题，散户代理们拓展了另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找下一级代理。小红开始招下级代理，一个人的入会费是580元，这部分的利润是100%，不需要与上级代理分成，逐渐超过她在售票方面的收益。 “自主加价权全在上游代理手里，越是下游的代理，议价权越低。”小红透露。“下级代理手中一般都是没有票的，朋友圈里“手握多张票”的视频都是上家提供来宣传的”。对于下游代理而言，整个体系就像是分销模式，需要不断发展下线来赚钱。“承诺中的票”每经过一层代理，价格就会叠加一层。 实名制：落实后观看成本变高？ 为了规范票务市场，保障消费者权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开始实行购票实名制。这一制度要求观众在购票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在入场时进行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黄牛倒票现象，提高了票务市场的透明度。然而，购票实名制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 由于强实名制，部分消费者在票务处购买高价票却被拦在场馆外，还有许多消费者由于特殊原因无法观看，然而平台退票需要收取高达80%的手续费，转票也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强实名的前提下，仍有票务宣称手中有内部邀请函，录入信息即可入场观看。有网友表示，“原来纸质门票黄牛加价三五百，现在邀请函录信息基本一两千起”。 以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长沙站为例，在本次演出的官方售票平台大麦上，已经明确提醒“强实名”、“人、票、证信息不匹配无法入场”。但在开票同期，不少票务也同步售票，并且溢价在3倍以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抢票的时候演唱会门票秒没，但票务那儿有大把溢价票”。 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从强实名对“黄牛”的影响来看，可以明确的是，强实名的确打击了一部分“黄牛”，尤其是“路人牛”（抱着投机的想法抢门票的路人）和“粉牛”（买到票后因二手转票利润高而转卖手中票的粉丝）越来越少了，但依然会有少量票流通到二级市场。 其次，在有限的票量以及强实名的限制后，黄牛票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此前只需要纸质票就可以入场，但如今强实名之后，很多票源都是赠票等，黄牛票需要进一步内部绑定信息、实名录入。 再次，票源分配不够公开透明，也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虽然官方规定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但实际上，很多演出门票会同时放在三、四家平台上售卖，是否达到85%及以上的售卖比例，不得而知。 这就导致了黄牛票无法真正被消费者监督，也降低了消费者对“强实名”的信任度。 票务二级市场乱象怎样才能得到治理？ 不能否认的是，二级票务平台承接了市场供需调节和合理的价格调节作用。 近年来演唱会的项目周期从公布、售票到正式开演往往相隔数月，消费者购票后不能如期到场是很常见的现象。业内人士透露，“除非遇到不可抗力，正常情况下业内大多数平台是不允许购票人无理由退票的”。记者在大麦购票小程序搜索发现，平台购票须知中明确写出“票品为有价票，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不支持退换”。 在国家没有对演出票退票机制有明晰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官方和一级票务平台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无理由退票需求，因此消费者通过二级市场转让或收购门票对于促进资源二次分配、提高上座率、刺激市场活力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正是因为二级票务市场的发展是市场供需关系的体现，且目前我国二手票的交易仍以私人之间交易为主，二级票务市场界限难以划分，使得其始终未能通过行政立法正式纳入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的管理范畴，缺乏明确的管理标准和监管细则。 二级市场的规范度、成熟度欠佳，为一些不法分子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提供了空间。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部门、专门网站以及专线的方式对二级票务市场卖家状况进行实时监管，并为消费者提供投诉通道，对于倒卖假票或演出票过高抬价者也要设定更明确的惩罚。 纵观票务二级市场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政府对二级票务机构的准入制度和售卖行为做出了明文规定，如限制代理费用、实时公开转售票量等。例如在佐治亚州，二手票卖家得先拿到一个类似“门票代理人”的执照，才能在当地的二级票务市场出售二手票。二手票卖家还需要在佐治亚州境内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并且只能在这个办公室里或在网上出售他们的二手票。 更严格的监督机制也增加了二级票务市场卖家在交易过程中所需承担的风险概率，会阻挡违规销售演出票的卖家。 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强实名制”。推进购票全过程实名制，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购票人与入场人身份信息保持一致，抵制“代拍”市场。 与此同时，也要对强实名制政策实施后带来的退转票困难问题予以重视，制定退转机制，通过增加限制转让的次数、增加转赠手续费等措施保障消费者权益。 此外，票务网站需要积极探索新技术，例如尝试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证门票真实性和唯一性。NFT 门票所承载的不仅是门票本身的信息，还有能在链上留存的身份等信息，除了可以解决传统票务系统中纸质门票制作成本高昂、制作周期较长而且容易伪造、容易丢失或损坏的问题之外，还能够方便地对门票持有者进行身份识别以用于后续的社区运营，并提供持续创收可能。 演唱会抢票狂欢不仅仅是一个票务销售活动，其背后蕴含的是无数乐迷对偶像音乐、现场氛围的热爱与渴望。每一张门票都承载着乐迷的期待与热情，而抢购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正是对主办方和票务平台的一次严峻考验。 满足粉丝的观演需求，不仅是主办方的基本职责，更是对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关注人的需求与感受，让音乐的力量温暖每一个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