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酒馆，这一次和闹小仙 找了一个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王计兵的诗。 话题因我写了这篇而起，原文如下： 2025读书回顾 一夜之间，工作成了不可忍受的事 云也退 “娜拉走后怎样？”——在读《“娜拉”在中国》（许慧琦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版）一书时，当然要想起鲁迅的发问。易卜生戏剧在1910—20年代登陆剧变中的中国，鲁迅在1923年做了一场演讲，这演讲，和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谈到的女性自由的条件时，抵达了十分相似的结论：经济独立。鲁迅讲，出走后的娜拉，如果不堕落风尘，就只能回到旧家庭，否则无法生存。 结论很悲观：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要觉醒。结论也很简单：女性要有钱。 去年参加过不止一次女性为主的论坛，在坛上，发言人不止一次地说起，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她们的乐观使人感动，她们的自信源于有钱了，源于至少看到了独立的钱景。凭着自己的本事，露脸，讲话或表演，大量吸收关注，变现——这时代给出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径，走不通就换一条，仍是这个自由流程。资本在后边盯着，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被选中的可能，只要你肯干、放得开，并且干得得法。 [图片] 安妮·埃尔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书继续在翻译出版，我也继续在读。埃尔诺曾坦言，她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女性声音强大的时代。她的书都是赤裸裸的自传体，从月经到堕胎，从家暴到婚变，和盘托出，她的叙事风格和笔触，几乎都不给人留下怀疑其中有虚构的余地。 我念了她的一本访谈录：《真正的归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再一次看她写自己的事，还是有很多喜欢的地方，比如她说到，父母是开杂货店的，她上学后，常听父母说的一句话是“你以后肯定比我们强”。 上一代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强，尽全力供养他们。可是矛盾的是，受教育程度高了，人也就越不安分。到十六七岁时，埃尔诺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之间有一条很深的代沟。女儿爱上读书，使从不读书的父亲陷入两难：“或许他（父亲）更希望我不要念那么多的书”——因为两代人疏远了。 女儿越读书，越感到父辈的桎梏。娜拉觉醒了，继而是痛苦。 埃尔诺做过很久的老师以谋生计；她在读者，尤其是在女性读者的心中鼓起了持续写作的勇气。不过，无论是在访谈还是其他书里，谈到写作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她都喜欢谈论确立身份和自信这一面：“我写作，不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不太说起写作换来的收益，更不会使用“变现”这种粗暴的词语。 “变现”暗示了行为就是冲着钱去的，如不能得到钱，则行为也不发生；而对埃尔诺这样的（老一代）人来说，经济收益应该是“顺带”而来的，这个立场，这种与金钱保持矜持的心理距离的做法，对一个人保持优雅是最重要的。但无疑这也是背时的坚持。以价格为指标，以数字来衡量成败，有时是今日的人只此一途、别无选择的思维方式。 在《过渡劳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一书中，作者对外卖员、快递员的人类学考察，把这个行当揭示为时代气质的某种缩影。“外卖小哥”们的日常节奏，就是被派单、接单、送货所限定的，脑子里唯一的挂念就是数字，是每一单赚多少。平台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类似游戏一样的系统，让他们卷在一场没有上级压迫、全靠自我剥削的竞赛之中。这是一种因许多新技术的使用而催生的新型劳动，它既辛苦又危险，但又和二三十年前的社会里，人们能看见、能听说、并且会公认的那种辛劳和危险的职业大不相同。 [图片] 他们的辛苦不是不被承认的，但整个现实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让人无法把握。去年我在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生活过。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我坐过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xx跑腿、xx闪购，xx速递，xx急购……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 当我们日常所见的劳动者群体，几乎全由快递和外卖构成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这是个彻底的、城市化的消费社会，而且十分地疯狂，“闪”、“速”、“急”是商家（平台）对消费者的首要承诺。下单购物的人都获益，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却几乎是个幻觉，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一套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对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 在《揭秘煤气灯效应》（艾伯拉姆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一忍再忍》（洪仁毅著，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8月版）中，我读到了大量对“pua”、对“自我剥削”这类流行词语的分析，它们反映了时代气质之下个体的典型痛苦：便捷带来的舒适、闲暇，被蚕食一空，你所获得的便捷，迅速被用作某种名义，要求你更加投入、更加出色地工作，交出更好的成绩；就连不用工作和学习的人，也会被要求继续消费，因为消费很便捷；就连去某地旅游，景点也在要求人第一时间给出关注，给出某种表示，因为关注只是抬头举手之劳。 [图片] 我觉得，深陷自我剥削的劳动者，定然是一面挣钱一面厌恶钱的，同时，对于用最便捷的方式挣到大笔的钱，则会无比向往。以《一忍再忍》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书，都在探讨为何上班在今天变得不可忍受：简言之，有一些新的机制，诱使“劳动者用自己的身体、时间和劳动换取激情工作的幻想或自我剥削的快感。” 此刻，那些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家纷纷复活，在响应我们的困惑，例如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他1962年去世，生活在一个尚以生产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在1930年代就写出了《耗费》（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版）这样的论文集，他说，驱动所有的经济体系运转的，不是生产，而是过度的耗费，是非生产性的支出。 去年我在一些山川明秀的地方待过，那期间，我每天都有机会看着狗在草地上奔跑，看着落羽杉排列成行，红棕色和绿色错杂渐变，看着湖水内外优哉游哉的鹭和鸭子，看着鹎鸟欢闹，看着自然界里种种美好向我展开，我看，直到我开始怀疑眼前的自然界是有意图的，觉得它们在要求我第一时间给出赞美，第一时间拍照，并且为此而为我排除所有的障碍：我不用防蚊，不用卷起裤脚蹚水，也不用经常掸去脚面上的土——只要拍照就好；它们甚至连在哪里拍鸟、在哪里求爱都给我安排好了地点。 [图片] 乔治·巴塔耶 它们让我想起了巴塔耶的《耗费》：就像平台过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快捷的期待那样，景点的设计也过度地满足人对“美”的期待，当舒适过后，人会陷入更大不满足；我也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所说的“对自然的重大干预”——他是在《美女与野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版）一书中，在分析整容、抽脂、变性手术的时候，谈到这一点的。 [图片] 女性（以及书中所说到的一些男性，比如经常需要改头换面的南美毒枭和军阀首领）利用整形技术来挑战永恒的盛衰节律，试图把自己的身体“留在永续的春天里”，这多么像我看到的风景：我完全相信它们是抗季节的，过几个月来看，斑斓如此。 也许，像韩炳哲这类以词句简单易懂为特色的“哲学家”，是思维和表达趋于简单粗暴的当下人所乐见的，“绩效社会”、“倦怠感”之类的词语，随着韩著的流传而进入网民的口头。但更为深刻的诊断，来自被誉为“后现代”预言者的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专著正在修订重出，他的访谈得到新译，如《生而液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如《自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 鲍曼也创造了很多新词如“液态社会”、“废弃的生命”，但他的一个重大洞见，是现代身体和后现代身体的区分。他说，现代身体是士兵/生产者所代表的，他们的价值在于被严格规训的工作和战斗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父辈，还有像安妮·埃尔诺这样1940年代出生的人，为何会把工作看为理所当然，因为人活着，去生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工作中的身体体现了价值。 [图片] 1948年，鲍曼在一场游行中举旗 鲍曼又讲，当身体进入“后现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它根据消费能力来衡量。 他揭开了众多当代现象的迷雾。消费能力是什么？是“一种被诱惑的能力，一种对使人愉悦的刺激的高度敏感，随时准备去吸收新鲜的快感，拥抱新奇的、未经检验因而令人兴奋的体验。”后现代的身体不是生产的主体，而是享乐的工具，正因此，上班，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情，不值得付出半点的耐心；正因此，服装业、奢侈品的下滑，伴随着唇钉、鼻环、纹身，乃至整形、变性以及小众探险的方兴。身体只要寻求刺激，感官则永远在追逐图像和刺激性的言语。而冷静思考着这一切的头脑，则依然只有最陈旧的阵地——文字与书章可以驻扎。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3（总No.73） 他吸收了最好的营养， 却活到了一个最坏的时代。 崇高的审美，丰沛的情感，世界性的关怀…… 束缚了他的手脚， 使他难以接受、更难以融入时代的剧变。 罗曼·罗兰，他那听贝多芬和巴赫长大的耳朵， 听到了摧毁古老建筑的炮响。 《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他就进入了一场 漫长的退出， 退出，对他而言，意味着坚守。

最近我在作家酒馆共读群 荐读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能干的法贝尔》。 这个周末就聊聊这本书和相关的电影。 让我们从《阿凡达3》开始， 聊聊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 聊聊勒庞的《乌合之众》、 聊聊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 聊聊坐飞机、苏黎世、乐高玩具， 聊到《能干的法贝尔》。 总之，聊聊一个严丝合缝的技术世界的样子，在其中， 人会为自己仍然需要大小便而感到羞愧。 施隆多夫导演《能干的法贝尔》（1991）剧照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2（总No.72） 杰克·凯鲁亚克，“垮掉一代”的领军人物， “公路浪游写作”的开山者， 在1950年代末，当他因《在路上》名盛一时、也被千夫所指时， 他便隐居，与酒精、药物和母亲为伴。 朋友在他的书中都能认出自己， 他不赞美人或嘲讽人，却熟悉每个人的表达， 他刻画出朋友们的声音 就像从嘈杂的芸芸人声中提炼出一支支乐曲。

这期周末酒馆， 闲聊一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赫拉巴尔。 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我无比珍爱的小说。 他说他的人生格言，是从一个洗衣店里的“温馨提示”里看到的： 染上的脏污往往是洗不掉的，这时就得把衣物一起丢弃。 这是赫拉巴尔工作过的那家波尔蒂钢铁厂，门口的厂徽是一个侧脸女子。

卡夫卡会给每一个愿意耐下性子， 亲自去读他的人， 提供瞬息万变的感受—— 没有第二个作家是像他这样的。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1（总No.71） 这一期讲到了卡夫卡的《观察集》、《乡村医生》和《城堡》。 1914年8月2日， 卡夫卡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课。” 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则日记， 显得冷漠、抽离。 但你若生活在当时，你也只能这样疏离。 普通人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再轻易地共情也不再期待共情， 而是在彻底的无能为力之中， 用忧郁的抽离保护自己。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0（总No.70） 阿拉伯人的刀刃，吉卜赛人的月亮， 加西亚·洛尔迦从煎蛋感受皮肤的灼伤。 琴弦在指尖，弗拉明戈在体内 下午五点钟的男孩把裹尸布送到斗牛场。 赤子懂得所有 却依然是赤子， 他生于西班牙这块暴力美学之土， 犹如马在山中，船在海上。

《作家酒馆》第二季No.29（总No.69） 卡夫卡写了《变形记》后， 他就被人看做一个半人半虫的人， 六只脚，恐怖而恶心。 他像耶稣一样， 牺牲自己，去呈现世人真实的样子。 但他梦想成为的人 却是活在一个更偏僻、更原始的社会里的 饥饿艺术家，坐在笼中不吃不喝， 被人们参观、哄笑和嫌弃。

作家酒馆第二季No.28（总No.68） 布拉格，像许多历史名城一样， 拥有无数仿佛千年未改的景观。 它不夸张，不妄自尊大，具有一种人性的尺度， 二十年里，怀才不遇的克里玛 在布拉格干着卑微的工作，时断时续，直到退休。 “布拉格精神”保护了他， 他说：光明与黑暗必然同时而来， 我必须接受所有。

《作家酒馆》第二季No.27（总No.67） 从他的一本小说和两首诗 我们认识一下人见人爱的马里奥。 他从不谈魔幻现实，不谈美国对拉美的掠夺， 也不研究社会体制、农民叛乱或宗教； 他关心的是——上班， 上班族支撑起了首都城市的悠闲与繁荣， 自己却在文件堆中、会议室内 一天天循环变老。 但马里奥的笔下，办公室的骚动之声变成轰鸣： 缺爱，缺爱而已， 我需要红唇以抚慰生活的徒劳……

《作家酒馆》第二季No.26（总No.66） 他被誉为“美国蓝领阶层的编年史家”， 他发明了“当我们谈论XX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 这一经典句式； 他写的故事抚慰人心， 因为它们说出了我们窥视他人生活的隐秘欲望， 这欲望固然常常掺杂了恶意， 却似乎 总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酒馆长谈所说的 都是耐琢磨的作家，以及如何琢磨他们。 今天聊一聊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辛格写下的故事 揭示了那些心中有神的人的幸福。

《作家酒馆》第二季No.25（总No.65） 《第二性》发表二十年后， 波伏瓦逐渐被推上女性主义斗争中的领袖的位置， 但她自己更关心生活本身， 关心城市和山水， 关心照镜子，关心即将步入的老年。 她宁愿留在一种天真之中： 天真地相信，文学和哲学创作会滋养社会， 而女性要摆脱困境 也无需通过发动一场势不两立的性别斗争。 资产阶级的叛逆波伏瓦和她的无产阶级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

酒馆长谈8，《阿Q正传》三论结束。 本期会谈到《世说新语》，谈到labubu， 谈到本雅明1921年购买的保罗·克利的《新天使》，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