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以冷静、近乎琐碎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初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小说聚焦于主人公小林及其妻子小李的日常生活，通过“豆腐馊了”“请保姆”“挤公交”“调工作”“拉关系”等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琐事，展现了这对曾怀理想的年轻夫妇如何被现实生活逐步磨损、改造的过程。他们在住房、收入、人际关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下，从困惑、挣扎到最终妥协，学会利用人情世故谋求微小的利益。小说揭示了在转型时期，宏大的理想如何被庸常的生存现实所消解，凸显了小人物在世俗泥沼中挣扎的无奈与坚韧。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是当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彻底颠覆了传统叙事模式。小说没有统一情节，而是拼贴了几个在西藏并行发生却又支离破碎的故事：几个外来者企图观看天葬而失败，藏族兄弟顿珠、顿月与尼姆之间充满神话色彩的婚恋纠葛，以及一次无果而终的野人探寻。作者马原不断以叙述者身份介入文本，直言“现在我要讲另一个故事了”，主动暴露写作痕迹，形成著名的“叙述圈套”。其核心意图并非讲述关于西藏的奇闻异事，而是通过解构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揭示世界本身的不可知性，并迫使读者思考“叙事”本身如何建构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这部作品标志着文学重心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划时代转变。

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文革时期农村水利工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备受后娘虐待、沉默寡言的“黑孩”的故事。黑孩感官异常敏锐，被派往工地后，在铁匠铺当学徒，并受到善良姑娘菊子的关怀。他目睹了小铁匠与小石匠为争夺菊子而爆发的冲突，并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见证了菊子眼睛被误伤的悲剧。正是在这充满痛苦与温暖的氛围中，黑孩产生了幻觉，看到炉火中有一个金色透明、流光溢彩的红萝卜，这一意象成为他对美与温存极致渴望的象征。故事结尾，黑孩疯狂拔光地里所有萝卜却一无所获，其悲剧命运与对虚幻之美的执着追寻，深刻映照了特殊年代里个体对光明与爱的本能渴求。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被视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一个封闭、原始的湘西村寨“鸡头寨”。故事核心人物丙崽是一个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的白痴，他如同一个畸形的活化石，折射出村寨中充斥的迷信、野蛮与僵化的文化生态。寨民们在无意义的宗族械斗中衰落，最终依据古老习俗集体殉亡，唯独丙崽在灌下毒药后奇迹般存活。这个荒诞而悲壮的故事，并非意在讲述具体事件，而是以丙崽为象征，深刻批判了民族文化血脉中愚昧、非理性的“劣根性”，完成了一次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冷峻审视与寓言式书写。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改革开放初期的陕北高原为背景，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曲折的命运轨迹。才华横溢的高加林本是民办教师，却被权势子弟顶替，被迫务农。在低谷期，他接受了农村姑娘刘巧珍真挚的爱情。后因叔父回乡，他通过"关系"进入县城担任记者，与城市姑娘黄亚萍重逢。在城乡文明的巨大落差面前，高加林最终选择抛弃巧珍，追求看似更光明的未来。然而因告发失去工作，最终被迫返回农村，此时巧珍已嫁作人妇。小说通过高加林在爱情与前途间的艰难抉择，深刻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城乡差异对个体命运的制约，以及一代青年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精神困境。

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是“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早夭婴儿的亡魂视角，冷峻审视武汉码头“河南棚子”一个十一口之家的生存图景。父母与九个子女蜷缩于十三平米的板房，在肮脏、拥挤与贫困中，亲情让位于赤裸的生存竞争：暴力、欺辱与麻木成为常态。核心人物七哥从家庭最底层挣扎向上，其命运轨迹揭示了在极端匮乏环境下，人性如何被粗粝的生存法则所扭曲。作品不动声色地撕毁了温情面纱，呈现出一幅被主流叙事忽视的、令人窒度的社会底层残酷“风景”，引发对生存与人性本质的深刻反思。

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是“伤痕文学”代表作，讲述了文革时期西北农村孤寡老人邢老汉的悲惨命运。他一生孤苦，曾与一外乡女人短暂结合获得温暖，但女人最终被迫离开。此后，一条流浪狗成为他唯一的情感寄托，一人一狗相依为命。然而，就连这最卑微的温暖也无法幸存——在“打狗运动”中，邢老汉被逼亲手打死爱犬。这最后一击彻底摧毁了他生的意志，使他很快在绝望中寂然离世。小说通过邢老汉一次次被剥夺的遭遇，深刻控诉了那个荒诞年代对普通人基本情感与生存权利的残酷践踏。

冯骥才先生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一篇寓意深刻的短篇杰作。它通过一个看似奇特的外貌反差，深刻探讨了人性、偏见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