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有松》姜思达和仁科的播客之后，我看完了仁科的小说 两个同样稀奇古怪但有趣的人类碰撞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少 这一期，每个被困住的当下自我，都能破茧

成都三环懒人top one、互联网生活极致用户、美团跑腿SVIP客户...... 曾经是我的头衔 半年多的运动，与自己最好的对话，与情绪病的和解更进一步 当然也收获了下降的体脂率和无比满足的愉悦感

播客首期嘉宾：土澳人士Leo！（此处掌声） 3000元赴土澳，至今是我认为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数度哽咽（夸张修辞手法）录完的一期， 这部剧最大的贡献，是给所有创作者上了一节名为“良心”的课程。 第一季在普吉岛永远定格，第二季的曼谷只剩下一地鸡毛。 拿观众心里的白月光去泼狗血，这叫公然投毒。

大家好，我是盆子鱼，这是我第一首喜欢听的泰剧歌，完美的让我跟长得像豆芽菜的泰语胳合和解，也确实难学，我学了半年就会这30秒 战歌听了，泰腐女孩们情来这里集合，我相信可以吗这三个字再听见还是会心动 那一年，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一出，在国内成为现象级爆款，也就有了现在还在流行的一句话：普吉岛的夏天不停歇，我爱的少年永远热恋， 豆瓣开分9.3，小组讨论好几十万，微博话题阅读量过亿，连带着普吉岛从旅游目的地变成粉丝朝圣地。今天回头看，《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已经不只是一部剧，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泰式文化产品输出， 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品牌，今天想换个角度聊聊它——不是聊剧情多甜、CP多好嗑，是聊这套产品打法：它怎么出来的？拿刀公司做了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它，在那个时间点，精准击中了那么多人？ 先看时间点。 2020年10月，《以爱》开播。那是什么时候？全世界还在封着。出不了门，见不了人，每天刷着新增病例的数字。国际旅行停摆，社交距离成为常态，人和人之间隔着口罩和屏幕。 就在那个憋闷到快发疯的时候，普吉岛的海风吹过来了。 这部剧给的东西，是那个时期最稀缺的：真实的触感。两个人靠近时手臂的摩擦，偷闻对方身上的椰子味，发IG之后一遍遍刷新看对方有没有已读——这些细节，带着海浪，属于青春期那股汗津津的味道。在所有人都被隔离、失去真实接触的时候，这种“触感”成了奢侈品。 营销里有个概念叫“时机窗口”。同样的产品，早一年晚一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以爱》赶上的是疫情把人困在家里，所有人都在疯狂刷剧。国际旅行停摆，大家对异域风情想念到不行。负面新闻满天飞，急需精神出逃。这套打法聪明在哪儿？它不是在做一个“好剧”，是在做一个“情绪出口”。当用户需求已经被环境创造好了，你只需要递过去一个对的东西。 聊完时机，看产品本身是怎么出来的。 《以爱》的诞生路径，和传统电视剧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先有剧本，再选演员”，是“先有CP，再立项开发”。 两位主演BKPP，在这部剧之前几乎没有表演经验。他们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是在另一部剧《爱的警报器》里，演一对副CP。戏份不多，但莫名其妙就火了。观众追着问：这两个小孩是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故事？ 拿刀公司看到了这个苗头。于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部剧——就是《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这是典型的用户需求倒推产品开发：市场已经有了需求，他们去满足。不是赌爆款，是需求已经验证过了，再放大。 更关键的是，拿刀做了一个决定：让剧本改编自BKPP自己真实的故事。比尔金和PP，现实中也是在英语补习班认识的。至今没有结论到底谁先开口打招呼，在同一年先后进入娱乐圈，签约同一个公司成为同事。很多情节直接取材于他们的真实互动——比如PP会给BK抓痒，这个细节就被放进了剧里。包括比尔金鼓励PP入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泰国的CP运营有个核心逻辑：相处要自然，要有家属感，身体接触需显得理所当然而非刻意。业内共识是：“CP营业首先要让自己相信，粉丝才会幸福。”过度戏剧化的营业虽能短期吸引关注，却容易引发翻车风险。 BKPP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的互动不是“营业感”，是“家属感”。很多双人采访的细节我现在都还记得，炸鸡事件，包括pp吐槽bk突然爱洗碗了，甚至上厕所很多小事情，这不就是恋爱关系里面的相处吗？微不足道，诶！让你又觉得很甜，这种“半真半假”的模糊地带，恰恰是CP粉最吃的——因为你可以往里投射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拿刀公司要做的，不是去“制造”什么，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框进镜头里。 产品和渠道都对了，最后看执行层面——导演到底做了什么。 纳卢拜·库诺，90后导演。《以爱》是他首次执导BL题材，但交出来的水准，直接把这个品类拉高了一个档次。 纳卢拜最厉害的地方，是用物象说话。整部剧充满了符号化的意象，不需要台词，画面自己会告诉你一切。 先说 椰子 。椰子代表欧儿——欧儿用椰子味洗发水，用椰子味的笔。德一开始讨厌椰子味，闻到欧儿头发上的味道还说臭。后来呢？他开始偷偷闻欧儿写过字的纸，望着椰子发呆，吃椰子肉，把椰子肉放在鼻前狠狠地闻。从讨厌到喜欢到迷恋，椰子的变化就是德内心的变化。有影迷调侃这叫“吸欧气”。后来两个人吵架，德一个人坐在海边，买了一瓶椰子油，打开，闻了一下，哭了。就这一个动作，把“思念”两个字拍出了味道。你看完之后，只要闻到椰子味，就会想起他们。 再说 扶桑花 。扶桑花代表了德在欧儿和丹之间的情感变化。德和欧儿在海边，互相给对方戴上红色的扶桑花。在吊椅上，欧儿第一次表露心意，反问“你真的不知道我喜欢谁么”，然后将扶桑花交到德。第三次，德去找欧儿，在水下接吻那天，那天穿的衣服上印着扶桑花。 扶桑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隐喻：它是雌雄同体的花。这和剧的主题刚好呼应——感情不需要被性别定义。 再说 红色 。红色贯穿全剧，代表着欧儿，也代表着对同性身份的认定。欧儿穿红色的衣服，用红色的手机壳，德给欧儿的笔记本也是红色的。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可能没注意：欧儿穿过妈妈的红色内衣。那一幕想表达什么？是欧儿对自己女性化气质的困惑，也是对自我认同的探索。红色在这里，既是爱的颜色，也是勇气的颜色。 德给欧儿的笔记本上，那些字的变化更是神来之笔。刚开始写的是“敌人”，后来变成“亲密”，再后来变成“爱”。一本笔记本，记录了一段感情的完整轨迹。 还有 日落 。欧儿许愿，如果能考上志愿的大学，就要在日落前从德家跑到蓬贴海角。第一次德陪欧儿跑，跑到的时候云太多，遮住了太阳。结尾欧儿考上后，德陪着他再次跑到海角，他们看到了日落，德在日落前终于跟欧儿表明心意。这部剧的英文名就叫I Told Sunset About You——我把你的事，告诉了日落。 这些符号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以爱》独特的视觉语言。从营销角度看，这就是品牌资产的建立。椰子味、红色、扶桑花、日落，成了这部剧的视觉符号，不需要提名字，一说就知道是什么。 最后落到剧集本身。 泰剧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2009年《天使之争》引进，安徽卫视轰炸式宣传，一时风头无两。但后来观众发现泰剧类型基本都是家庭撕逼、伦理狗血，日韩美剧再次占据眼球。 《以爱》不一样。它用电影级的制作标准，把一部腐剧拍成了可以反复观看的作品。 画面优美，构图和色调接近电影质感，配上普吉岛的自然风光，是影片截图可以入画的级别。只有5集的篇幅，信息量集中，让人意犹未尽。 大量中国元素的加入，也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中文主题曲《如何》，报考中国戏剧学院的场景，小时候看中国古装武侠片《剑月传奇》的设定，补习课中频繁出现的中文对话——“可以吗”、“爱”、“担心”、“理想”——这种带着泰国腔调的中文，让中国观众倍感亲切。异国风光是画板，颜值演技是通行证，剧情张力是催化剂，中国元素是润滑油，成功助力打开中国市场。 自2022年泰国开放旅游后，出现了大批“追剧旅游”的粉丝。他们穿着剧中角色的泰式校服，去普吉岛打卡德和欧儿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2023年6月，我也去了普吉岛。 我把每个《以爱》出现的景点重复走了一遍：住在onon hotel，一楼是德欧吵架、吃爱玉冻的地方，二楼是欧儿打电话的窗户。元春堂，德的家，点了一碗福建面，点了欧儿最爱的爱玉冻。去了蓬贴海角。 我到的时候是傍晚，日落前。游客很多，全是人。但我还是走下去，站在那个他们奔跑过的海岸边。夕阳沉进海面，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不是因为这里多美，是因为你想站在他们站过的地方，吹他们吹过的海风，看他们看过的日落。你想证明，那个夏天是真的，那份感情是真的，你被触动过的那些瞬间，是真的。 这就是一个成功IP的衍生开发：它不止让你在看的当下上头，还让你想去那个地方，想站在那个海边，想吹一吹普吉岛的风。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是它？ 因为它在对的时间，用对的产品，做了对的执行。 时机窗口打开了需求，拿刀公司用CP先行的模式开发产品，纳卢拜用电影级的审美和符号化的视觉语言拉高壁垒，最后落在一个扎实的剧集质量上。 这四层叠加，才成就了2020年那场现象级爆款。 我是盆子鱼。我也想听听泰腐女孩们的心动时刻，欢迎来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

Hello，我是盆子鱼。 录这期的时候，大年初七，应该很多人都在返程的路上，这个年也差不多过完啦。 每年过年我都会看一部老电影：1991年的《过年》，赵丽蓉和李保田主演。这片子当年被称为“撕下了中国人过年的遮羞布”。三十四年过去了，遮羞布还在。 为什么还在？因为那块布下面遮着的东西，从来没变过。 《过年》讲的是东北一个大家庭，除夕那天，儿女们从各地回来团聚。 大儿子窝囊，媳妇泼辣，一进门就盯着老人的钱。二儿子是高校老师，带着想攀附权贵的女朋友，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全是算计。大女儿嫁了个窝囊废，被家暴不敢吭声，回来只能偷偷哭。小儿子游手好闲，带着女朋友回来啃老，张嘴就是要钱。只有小女儿和男朋友稍微正常一点，但在那一屋子人里面，正常反而是异类。 一顿年夜饭吃下来，什么丑态都出来了。要钱的、攀比的、诉苦的、装阔的——每个人都在演，每个人都在撕。最后那桌菜被掀翻，满地狼藉，赵丽蓉坐在炕上，哭都哭不出来。 这片子狠在哪儿？狠在它告诉你：团圆不是天然的，是需要条件的。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团圆就是一场灾难。 三十四年过去，我们变了吗？ 物质条件好了。年夜饭更丰盛了，照片拍得更好看了，朋友圈文案写得更精致了。但底下的东西——疏远、隔阂、无法沟通、互相消耗——还在。 为什么？因为团圆这个神话，从来就没兑现过。 每年春运，新闻都会去报道一个经典画面：成千上万的摩托车，载着在外打工的人，顶风冒雪，千里返乡。 这画面被反复歌颂，说是中国人骨子里对团圆的期盼。是的，期盼是真的。一年到头，谁不想回去看看？谁不想吃口家里的饭？ 但期盼是一回事，回去之后是另一回事。 摩托车返乡的尽头，不是热搜里的温情画面，是真实的、具体的生活。是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隔着一整年的陌生感，是老人和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尴尬，是一顿饭吃下来，比打工还累。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这样的家庭。夫妻俩在外地打工，每年过年回家一次，两个孩子扔给老人带。孩子和父母之间，几乎没有交流。有一年，不想继续念书想进厂的女儿和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最后大打出手。父亲打女儿，女儿还手，母亲在旁边哭。 导演问那个女儿：你恨你爸吗？她说：不知道。然后又补了一句：反正他不在的时候，我过得挺好的。 这话听着心酸。但更心酸的是，那个父亲也说了一句话：我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他们？结果呢？ 谁都没错，但谁都不好过。 这就是团圆背后的真相：你走了，孩子缺爱。你回来，孩子认生。你拼命挣的钱，填不上时间的坑。你一年一次的“团圆”，弥补不了三百六十四天的缺席。 我身边的朋友跟我差不多类似，在别的城市工作生活，每年像完成kpi一样回家，三天是极限，能扛到开工前回来的，我们都叫忍者神龟。 为什么？因为过年这件事，早就从“团圆”变成了“完成”。完成父母的期待，完成亲戚的问候，完成那个“你应该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的任务。就像KPI，做完就行，不用享受。 我观察了一下，那些初二初三就走的，不是不想陪父母，是陪不动了。年夜饭吃完了，亲戚走完了，该聊的聊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互相看着，不知道该干什么。 送走的时候，有人哭，有人不舍。但哭完之后，是松一口气。 这话说出来挺残忍的。但可能是实话。 我一直把中国人的过年称为一场盛大的虚假繁荣，留给80后的我们，是回不去的故乡，是与父母越来越远的距离，甚至是一个残酷的照镜子——平时的都市丽人，一回家其实是被打回原形，直面的是父母辈的衰老，是越来越固执的一帮老小孩。 平时在电话里的嘘寒问暖，此刻荡然无存。因为面对面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嘘寒问暖，本来就是隔着距离才能存在的。 像我每年过年回家，流程，场景，说的话都改动不大。 我的生物钟是八点半醒，九点起来。 而我父母的作息是六点半起床。我妈的晨间清洁就开始了。挪桌子，搬椅子，吼我爸——这三件套是固定的，每天上演，从不缺席。 七点半，准时敲我门：12点吃饭你还不起来！ 我捂着被子，心里算了一笔账：就算我要参加奥斯卡晚宴化全妆，这个时间也够了。 我姨妈她跟我们住同一个小区，一般早上八点准时上门。人还没进门，声音先到了：姐！我把汤圆给你拿来了！ 哦对了，我爸养了大概六只鸟，每天早上雌雄6重唱，花腔高音响彻小区。 那种场面我经历了无数次——你眼屎还挂着，一身粉红睡衣，头发像被屁崩了一样，打开门，在所有亲戚面前，完成一次大型社死现场洗漱秀。 但凡我去跟我妈提个意见：您能不能稍微小声点？ 我妈的回答永远是那一句，带着义正严辞的表情，像是背好了台词：你不认我都没关系。 这大概就是代际差异最直观的体现——他们对时间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踩着点到的，他们是踩着点等的。中间这十几个小时的落差，就是“团圆”二字的真实距离。 有时候我们也会迷茫：我们到底多大了？ 比如，无论你多少岁，只要跟父母走在路上，碰见长辈，父母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喊人！喊叔叔，喊阿姨。 那一刻你觉得自己不超过三岁，穿着开裆裤，流着口水，被拎着后脖颈展示给全世界。 但回到家呢？我妈是个停不下来的人。她经常没事找事做，做着做着就要开始骂人：几十岁的人了！你没有一点眼力见？ 这时候我又变成了一个应该懂事的大人，应该主动看见活儿、主动去干。 我到底三岁还是三十岁？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在心里os：再喊大声点吧，市中心的人还没听到。 我外婆家这边，对过年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一直是我搞不太明白的。 两周前就开始在家族群里收集年夜饭菜单。由我妈负责拍板，整个家族的长工我大舅每年任劳任怨开始执行。小舅和姨妈塞边打网打下手。提前一周开始订菜，据说有些种类要提前预订，晚了就没有。 乐此不疲。 我能理解我妈他们那一辈。小时候物质条件不好，盼着过年能吃顿好的。问题是，这不已经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年了。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每年收拾完毕，她的口头禅都是：明年快出去吃哦，整不动了。 第二年，所有流程照旧。 这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热爱。 但我也慢慢明白一件事：对于他们来说，过年不是一顿饭，是仪式，或者说是战场，一年一度证明自己还在、还能张罗的机会。你让出去吃，就是让他们缴械投降。 所以我不劝了。就看着。看着他们忙，看着他们累，看着他们说“明年不搞了”，然后明年继续。 过年期间，跟朋友联系得特别频繁。 大家都是鸳鸯蝴蝶命，谁也别笑谁。 比如我一个朋友，今年带着四岁半的儿子和父亲一起回老家。 她父亲因为和亲戚的矛盾，主动断亲多年，抗拒回家。她呢，想着把儿子送回去就轻松了，期待回家。抗拒和期待，代际差异出来了。 父亲对亲人避而不见，架不住亲人主动上门拜年，躲不开。她以为父亲回来自己能轻松，结果大清早吵醒她和儿子的，是父亲持续半个小时对母亲无理的吼叫和怒骂。她躲不开。 她把父亲这种行为定义为：年前综合燥怒症。 同一天，父亲打包了羊肉串和牛肉串。她把肉撸下来放到盘子里，想着这样夹着方便。父亲看着她撸完，问：你放一个盘子里，怎么知道哪些是牛肉哪些是羊肉？ 她说：你是不吃牛肉还是不吃羊肉？ 父亲说：都吃。 她憋着一口气，还有早上的气，把肉们形式主义地胡乱分了一下。父亲说：唉，这就对了。 父亲去中医按摩，把脚崴了，喷了云南白药。为了省过年打车那点溢价，坚持继续走路去按摩。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他的执念。 他弟弟——也就是她二叔，有一瓶98年的拉菲，想过年期间家庭团年时喝掉。父亲不去，让二叔把酒直接拿给她，让她带回成都自己喝。 亲人们是友好的，但突如其来的关爱也打脑壳。她姑姥姥发消息说：问你个事儿你别介意，也别让你妈知道。她说好。姑姥姥问的大概意思是：为什么你老公过年不回来？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带娃，哪怕让双方老人出点钱呢？ 她给了三百字解释。姑姥姥说：我明白了，是我多虑了。 她说，前几年催婚、催生、催二胎，今年催亲自带娃、催老公回家过年。真诚谢谢关心，只是隔代的理念和观点，比回家两千多公里的距离还远。 但最大的收获，是九十多岁外婆的笑。 她说：也许这才是我回家过年的真正意义罢！ 连我那个远在澳洲的朋友。今年他父母飞过去看他，熬了三天，他哭着给我打了一个小时电话。他父亲大人在餐厅吃饭，扯着嗓子，用中文喊服务员拿烟灰缸。 更不用说各种奇葩亲戚和长辈们的惊天大瓜。当然，如果是大龄未婚，哪怕已婚未育，那又是另一番胜景了。被围攻、被关心、被问得想原地消失——这套流程，大概每个人都走过。 今年我最记得一个朋友说的话：每年从老家回来之后，要在自己家里缓一个礼拜，才能恢复元气。 微信里每个人的字里行间，都是四个字：心脉受损。 那为什么要回家过年？ 这个问题，大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解的。 另一个朋友跟我说起看《人世间》时的一幕。 周秉昆、郑娟、周澜一起在馆子吃饭，庆祝周澜考上大学。郑娟闷闷不乐，舍不得周澜离开。周澜安慰说，以前也暂时离开过家，又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周秉昆接过话茬说：这次就是「永远」，以后再回来都是「暂时」。 朋友说，这句话几乎变成了她对考学后离开老家的最贴切感想。仿佛从那一刻起，她和父母之间的联结，发生了一个从空间上的转变。不管过去多久，父母和她都还在适应。 比如，父母得留一个她的专属房间。比如，他们还会随着她的状态更迭，放上她小时候画的画、毕业照、结婚照。 但是，不管是他们还是她，共同处在这个空间里的时候，才会明白「暂时」二字的杀伤力。它像一个双方都在尽力维系，却因为与日俱增的物理疏离感而别扭的课题。 她说，回家过年，就是这个课题的年度答辩。 疫情之前，我有五年没在家里过年。到处漂，有一年大年三十在摩洛哥，幸福地撕开了一包乌江榨菜。 疫情之后，父母身体越来越不好。想说多回家陪陪吧，实际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尴尬。 我关在卧室里，我妈在书房，我爸在客厅。一家三口，一个平行空间，各玩各的手机。 甚至还没有平时发微信说的话多。 这就是成年人的过年：一边想要逃离，一边又怕真的回不去。一边觉得尴尬，一边又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一年少一年。 那些吐槽过年累的人，至少还有年可过，还有家可回。那些真正回不去的人，连吐槽的资格都没有。 你妈炖的汤还是好喝的。你爸递过来的水果还是甜的。走之前往你箱子里塞的那包吃的，还是沉的。 只是我们都长大了，离那个“家”越来越远了。 今天大家就会回到那个不用演、不用解释、不用被问“什么时候结婚”的地方。 那个地方，现在叫“家”还是叫“住处”，我分不清。 但我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还会回去。继续演那场不想演的戏，继续在六点半被吵醒，继续听那句“你不认我都没关系”。 因为那是我的来处。再拧巴，也是。 我是盆子鱼。如果你也在返程路上，欢迎告诉我你今年的感受。 我们下期见。

你好，我是盆子鱼。 录这期的时候，我在巴厘岛，窗外在下雨。 从成都飞过来的飞机上，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写这个播客的第一行字。六个半小时的航程，没有信号，没有人找，脑子里那些飘了很久的念头，终于有机会落下来。 这个播客，想做的是上班或下班路上的一点陪伴。可能你会在地铁上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听到。 第一期，我想聊一个很简单的主题：表达欲这件事，本身就有它的价值。 我其实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表达欲”这个词。 在广告公司，表达是工作。写方案、提案、跟客户解释为什么不能用那个创意——这些都是表达。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明确的目的，有要被评估的结果。你说了什么，不如你说的有没有用重要。 还有一种表达，没有目的。 我在老福特写同人文小说，写社会派推理，感情线很少，全靠剧情推动，这个题材不是热门，但我一直在写。是因为那个故事在我脑子里，我需要把它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它在那儿，有多少人看，其实没那么重要。 表达欲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它不问有没有用，它只问要不要出来。 最早写小说的时候，阅读量是个位数。但那几篇对我很重要，因为那是第一次把脑子里的东西，变成屏幕上的字。后来有了几百、几千、甚至十几万的阅读，但那已经不是最开始驱动我的东西了。 表达欲这回事，启动的时候，不需要观众。 做这个播客的念头，可能比我想象的埋得更深。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表达，是那种——如果有机会站在前面说话，我会很开心。 小学讲故事比赛。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站在台上的感觉：灯很亮，下面坐着一堆人，我在说话，他们在听。那种“被听见”的感觉，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很奇妙的。 后来上台朗诵，我选了一首现在想起来很矫情的诗，但当时读得特别投入。班主任后来跟我说，你站在台上的时候，整个人是发光的。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发光，但我知道我喜欢那个瞬间。 高中班会课，需要人上去讲点啥，我第一个举手。 那时候不知道这叫表达欲，只觉得站在前面的时候，整个人是亮的。 进了广告公司，表达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基本上我很喜欢在会议桌上跟客户讲述创意思路这个环节——就今天有天大的事情，都不能阻止老娘在会议桌上舌战群儒。 但工作和小时候不一样了。它们有明确的目的，有要被评估的结果。你说了什么，不如你说的有没有用重要。 前几年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叫《I Can Speak》。罗文姬奶奶演的。 中文翻译叫《我能说》，但我觉得英文原名更准确：I Can Speak。三个简单的词，一个人用了一辈子才说出口。 电影讲的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区政府投诉。路不平，投诉。垃圾没清，投诉。年轻人没礼貌，投诉。几十年如一日，她是整个区政府最头疼的人。公务员躲着她，街坊邻居觉得她难缠，没人愿意跟她多说话。 后来来了个年轻的公务员，被迫负责处理她的投诉。一开始也很烦她，但慢慢发现，这个老太太不是普通的“难搞”。 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老太太每次投诉，都会带着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她看到的所有“问题”——哪条路什么时候坏的，哪个垃圾桶什么时候满的，哪个人什么时候对她不礼貌。她不是在胡搅蛮缠，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还能说，还能表达 后来电影揭开真相。老太太年轻时是日军“慰安妇”的受害者。那些年的事，她一个字都没跟人说过。几十年了，那些话压在她心里，太重了，重到她需要用无数鸡毛蒜皮的投诉，才能让自己继续开口说话。 电影的高潮是一场听证会。她去美国作证，站在台上，底下很多人，有记者，有议员，有当年和她一样的受害者。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那个画面，我看的时候整个人被钉在沙发上。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那些话太重了，重到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出口。她站在那里，嘴唇在抖，手在抖，全场安静地等她。那一刻你突然明白，“I Can Speak”这三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是“我会说话”。是她终于可以把那件压了一辈子的事，说出来。 后来她开口了。用韩语，一句一句，讲那些年在慰安所的遭遇。讲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早就该说的事。但台下的人哭成一片 电影结尾，她回到韩国，继续去区政府投诉。公务员问她：你怎么还在投诉？她说：因为我还活着。 “I Can Speak”这三个字，我是在看完电影之后才真正理解的。 它不是说你有嘴巴就能说话。它说的是：你有权利说出那些真正重要的话，哪怕憋了几十年。 因为说出来之后，你才真正开始活着。 我看完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情绪病最重的时候，有一阵子几乎不说话。不是不能说，是觉得说了也没用。那些害怕的、疲惫的、一句都没说。 那些感受去哪儿了？它们没消失。它们在我身体里，一天一天地变重。 脑子里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变成了自我怀疑，变成了“反正也没人在意”，变成了持续的、低剂量的疲惫。 那种感觉很难描述。不是崩溃，不是大哭，是你明明在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但你知道自己不对劲。你知道自己有一部分在慢慢地缩回去，缩到一个别人碰不到、自己也快碰不到的地方。 后来接触正念治疗，里面有个环节叫“书写练习”。 这个方法很简单：把当下的感受写下来，不加评判。不是写“我觉得很焦虑怎么办”，是写事实——我现在心跳很快，手在抖，呼吸有点困难。把那些模糊的情绪，拆成可以看见的东西。 我试了。有用。 写完之后，我发现那些模糊的恐惧，变成了可以看见的事实。心跳快是事实，手抖是事实，“我完蛋了”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那个念头可以来，也可以走。但它不代表真相。 这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年，到现在还在用。 后来这个习惯就留下来了。不只是焦虑发作的时候写，平时也写。电影看完写两句，小说读完写一段，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写下来。备忘录里全是碎片，有的后来成了同人文，有的成了方案里的灵感，有的就一直在那儿躺着。 写这件事，慢慢变成了一个出口。 所以当我说想做这个播客，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是已经写了这么多年，现在只是换一种方式——把写下来的东西，说出来。 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表达欲这件事，值得认真对待？ 因为如果不尊重它，它会一直飘着。飘久了，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种“我想说但没说”的东西，会慢慢变成“说了也没用”、“写了也没人看”、“反正就这样吧”。那种东西积攒多了，人会对自己的念头失去信任。 我在同人圈待了几年，见过很多人因为没人看就不写了。也见过很多人因为被骂就不写了。也见过很多人本来写得很好，后来突然消失，不知道是换了ID还是彻底不写了。 我能理解。没人看的时候，确实会怀疑自己：我写的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花这么多时间，到底在干嘛？ 但我后来想明白一件事：那些写出来的东西，最大的受益人可能是我自己。是它们让我脑子里的东西有了形状，是它们让我在焦虑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放，是它们让我知道，原来我脑子里有这么多东西。 写同人也好，做播客也好，本质上是一样的——把那些飘着的、转着的、想说的话，拿出来给自己留个纪念，记录当下。 不一定有人看见。不一定有人懂。但表达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对自己说：我在意我的念头，我在意我想说的话，我在意我自己。 这个播客的第一期，就是这样。聊表达欲，聊一部电影，聊焦虑那几年的沉默，聊书写习惯怎么养成的。没有结论，没有方法，没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说自己的事。 我是盆子鱼。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但还没找到地方说，欢迎来这儿说。评论区可以，私信也可以。 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