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报告，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毛选开篇第一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像是全书的索引，用一张“社会地图”，帮助中国革命找到方向。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在大革命的前夜，我们要走什么道路？要依靠谁？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文章开篇就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国共合作看似轰轰烈烈，但对于“是不是真要依靠国民党？”以及“如果不依靠国民党那应该依靠谁？”，党内仍然莫衷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认为，要注意和国民党合作，要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不应该依靠农民。按陈独秀的话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派只注意工人运动，反对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忽视农民运动。在这一时期，两派都自知力量不足，但找不到可依靠的盟友。此时32岁的毛泽东因劳累过度在湖南韶山养病，通过串门、走亲戚，深入贫苦农民家庭。他访问了毛福轩、钟志申等人，还详细调研了湘潭西乡佃农张连初的家庭账本。 他发现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力量，充分的调查让他有底气回应“革命靠谁”的问题。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人群分成了五大类，并逐一分析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第一类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生存和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是革命的死敌。第二类是中产阶级。他们很矛盾，受外资打击时，他们赞成革命；但当革命威胁到他们想成为大资产阶级时，又怀疑革命。毛泽东预言这个阶级很快就会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这种政治预见性简直迷人。言道“千人千面”，但当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这些“中间派”果然近乎一致地、不约而同地倒向反革命，这就是毛主席对阶级的精准划分，对人性的细致把握。第三类是小资产阶级： 分为三部分（有余钱剩米的、经济自给的、生活下降的）。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是可以参加或附和革命的。第四类是半无产阶级： 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等。他们极易接受革命宣传，是革命最接近的朋友。第五类是无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特别能战斗，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游民无产者，主要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他认为这些人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总结：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敌人，左翼可能是朋友。这篇文章近乎大白话，浅显易懂又十分深刻。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因为结论正确，更因为方法论的胜利。当时党内很多人是拿着共产国际的教条或者苏联的经验在套中国现实，而毛泽东是拿着湘潭、韶山的账本在分析中国现实。这再次体现了调查的重要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藏在最基层的现实中。

本章主要讲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