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分案让审判绩效指标体系走向制度设计目标的反面审判管理在设立之初的目的,在于规范审判活动,包括执行,这些司法活动的规范化。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其他的原因,越来越导向了数据化。因为真正的审判管理,真的要去评判一个案件中的审判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很复杂的事情,而搞数据,就简单得多了。而且,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合法或者合理,没有客观的标准,而数字,看上去就客观很多,这也让审判管理这个行为显得比较客观公正,逃避了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人,以及以审判管理绩效指标来作为对法官的评价的人,他们的自身的责任。 掌握权力的人掌握了叙事权,他们垄断了对于案件数量的解释权。 案件数量当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前提是随机分案。在指定分案的基础上来讨论案件数量所对应的工作量,是没有意义的。 当前的状态,对法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法官、法官助理,会产生隐蔽、但是却深远的影响:一是法律信仰的消退,因为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对于绩效指标,尤其是办案数量的强调,会让一个年轻的,有着法治理想的法官或者法官助理,丧失了正确的职业认同,所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被公布的一组数字抹去了所有的努力,让法律信仰在审判绩效考核面前显得廉价而可笑; 二是堆砌起来的案件数量,挤占正常的真正需要解决的案件的司法资源。简单案件只是对法官而言简单,但是其他的辅助事务一样都不少。而没有辅助人员,法官无法开展审判工作。 三是伤害了真正的结案积极性。有数量堆砌的业绩的法官,没有动力再去审理正常的案件,因为不需要数量了;而审理了正常案件但是数量较少的法官,也没有动力再去提高自己的数量,因为你花费的精力和能提高的数量,是怎么也比不上人家的批量案件的。 指定分案的理由是通过专业化审判提高审判效率。但这是一个谎言。指定分案的真正目的在于垄断某种类型案件所带来的利益和权力资源。 现存的可以说在法院内部制造不公正的审判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用工业流水线的计件逻辑去规训高度依赖个体良知与智慧的司法裁判。当这一套体制不断在法院内部扭曲正常的评价机制的时候,法官们会逐渐走向两级,一类人依附于权力,靠数量冲业绩,以数据取代公平正义的追求,另一类人没有权力可依附,那就消极应付,只求不承担责任。
美国中期选举的观察——权力属于人民就在这几天,全美的目光都聚焦在刚刚尘埃落定的2026年中期选举上。结果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执政的共和党遭遇了全方位的挫败,民主党则以远超预期的优势赢下了国会控制权。华盛顿的空气一夜之间变了天,白宫深处也开始传出人事震荡的风声。 很多人可能会把这场选举简单归结为选民对通胀的反弹,或者一次常规的“中期选举钟摆效应”。但如果把视角拉长到过去十年,你会发现,这次转折远不止是一张选票的得失。它实际上撕开了过去十年美国政治运行逻辑的底牌:从特朗普的两次登顶,到如今选民的疲惫与清算;从副总统万斯那本《乡下人的悲歌》演变成的政治投机,到国务卿鲁比奥在风浪中的挣扎求存;再到深层制度里,最高法院那些关于“金钱”与“言论”的判决如何彻底改写了民主的规则。 要理解当下的变局,必须先回溯特朗普两次当选的真实土壤。 外界常有一种傲慢的误解,认为特朗普的胜选纯粹靠的是煽动民粹或极端保守主义的狂欢。但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两次入主白宫,本质上是因为他精准捕捉到了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美国本土留下的巨大创伤。 几十年来,去工业化掏空了中西部的铁锈地带,金融精英和科技权贵占据了绝大部分财富分配。传统建制派——无论是温和保守的共和党还是把精力放在文化认同上的民主党——都长期忽视了这群蓝领工人和底层白人的真实生存困境。特朗普的出现,用一种粗粝、反体制、甚至撕裂式的语言,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口和一个复仇的象征。这绝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胜利,而是一场由经济剥离感和身份尊严被剥夺所引发的阶级反抗。 然而,为什么到了这次中期选举,风向彻底变了? 这次民主党的大胜,向外释放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政治信号:选民对“叙事狂欢”的耐受度彻底透支了。 当反建制的声音转化为实际执政权后,治理能力的短板便暴露无遗。无论台上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剧烈波动的物价、动荡的外交决策以及激进的社会议程,普通家庭的体感才是最诚实的计票器。选民可以因为愤怒投票给体制的“破坏者”,但当破坏者自己成为建制、却无法兑现基本民生保障时,反噬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降临。这次大胜表明,中间选民不再愿意为无休止的党派内耗与文化战争买单,政治钟摆正在残酷地逼迫华盛顿回归最现实的治理逻辑。 而这次中期选举,最失意的还不是特朗普,是万斯。万斯从批评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到成为他的走狗,随着特朗普光环的褪去,他也会被彻底抛弃。没有底线的投机,其收益期往往极其短暂,而付出的沉没成本是你的长期信誉。 当你为了迎合权力和风口而彻底抛弃原则时,你以为自己在借风起飞,实际上你已经沦为风暴的附庸。 美国联邦最高院的党派化,一系列判决,从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和2014年的麦卡琴案,让资本进入美国的竞选政治,遭到普遍的否定性评价,近年来的堕胎案、总统豁免案等等,对特朗普的无限支持,都让民众对联邦最高院的中立性和合法性产生了质疑,要求改革最高院的呼声也非常高。首席大法官前一阵还在度假时遭到了抗议。 而通过观察美国的政治,尤其是这几年的观察,让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权力属于人民,终有觉醒的一天。
南通一高中生校内坠楼身亡案一名高中学生在学校开展暑期补课期间,在校内租住的教师公寓楼顶意外坠落身亡。 涉事楼栋系学生父母向退休教师租用,该学生当天中午回公寓时,因为外公外婆外出,门又锁了,所以想要爬到楼顶天台进入,没想到发生意外。 学生家属认为,学校未对学生及楼栋尽到管理义务,应负责。 通州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学校对事故没有过错,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扎克伯格被罚180亿美元,能够拯救美国的青少年吗?当地时间本周三,Meta与47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各属地达成一项总额171亿美元罚款的和解协议,标志着美国即将全面规范调整社交媒体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相关功能。 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该和解协议不仅确定了Meta的经济责任,还迫使Meta调整旗下Facebook和Instagram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中断无限页面滚动功能,并对Instagram和Facebook设置每天两小时的使用时间限制。为了避免成瘾使用和睡眠中断,Meta将限制午夜至早上6点之间的使用,并在早上8点至下午3点的上课时间屏蔽通知。Meta还将限制被心理学家认为与负面社会攀比有关的功能,例如美颜滤镜和“点赞”次数统计。它还将加强年龄验证工具和家长控制功能。 和解协议对Meta的意义:这项和解实际上结束了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位于奥克兰市)一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联邦审判。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指控Meta伤害儿童,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周三上午,各州在该法院提交了与Meta达成的协议,法官伊冯娜•冈萨雷斯•罗杰斯批准了该协议。此外,Meta与得克萨斯州也达成了约10亿美元的和解。虽然Meta仍面临来自学区和个人的众多其他诉讼,其中一些定于未来几个月内开庭审理,但是基本上已经属于个案。 受此消息影响,Meta的股价上涨,收盘涨幅略超1%。 和解协议对其他社交媒体的影响:Meta的法律团队表示,该公司在协商和解条款时要求其他公司加入,以确立不单独针对Meta一家的行业标准。,Meta首席法务官CJ•马霍尼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Meta希望确保“青少年在我们的平台上得到安全、富有成效的体验”,并且它“与各州总检察长合作制定了新的行业标准”。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Meta虽然是该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并且通过其产品和设计对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健康损害,但他们并不是业内唯一这样做的公司,其他公司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所以,该协议也可能会对针对Meta、TikTok、YouTube以及Snapchat的所有者Snap的其他法律诉求产生影响。因为现在全美各州、学校和青少年已经对这些科技公司提起了数以千计的诉讼。 同一天,BBC报导《中国青少年滥用药物问题:利用处方药物来“逃避现实”》。 我们固然要让媒体平台作出改变,收起为了产品粘性而置用户的健康于不顾,但是说到底,人不都是要为自己负责吗?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网络产品本身带来的,而是现代社会对普通人的友好程度,可能太低了。人类的文明,始终还是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科技发展已经到了普通人难以企及、难以惠及的地步,我们对科技的发展,是不是要多一点谨慎呢?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分配的模式,是不是应该作出相应的变革和调整? 两个确立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少年伤害负有责任的法理架构: 1.诉讼重点从“内容中立”转向“设计侵权”。在K.G.M.诉Meta & Google案和新墨西哥州诉Meta案中,被告均援引《通信规范法》作为自身行为的护身符,声称自己只是内容的搬运工,对系统自动生成的后果不负责。而两个诉讼中,法官均对此予以驳回,理由是平台无法控制用户发布内容,但是用户发布的内容如何被推送到其他用户,是平台设计的,所以重点不在于内容,而是内容分发机制。法院通过将“算法推荐”和“成瘾性设计”(如无限滚动、即时通知)界定为“产品设计缺陷”,而非单纯的“内容展示”。这种定性意味着社交媒体不再是透明的媒介,而是像汽车或药品一样,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人造产品。当系统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背后的企业就必须为设计的缺陷(即系统逻辑本身)承担法律后果。 2.重塑“注意义务”,对抗责任的行政化消解。在体系化的商业运作中,企业往往通过冗长的“用户协议”和“代理人合规流程”来消解对个体的道德责任。在新墨西哥州诉Meta案中,法院引入“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义务”,强行在系统逻辑中植入人本主义的考量。无论你的算法流程多么完美,如果它在结果上对具体的人(未成年人)造成了可预见的心理或生理伤害,你的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侵权机器。这迫使企业从“对系统负责”回归到“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利用“证据开示”强制透明,打破系统外壳。在新墨西哥州诉Meta案中,法院允许获取其内部研究报告。Facebook内部文件显示,Meta 的高层和工程师完全知晓其平台被用于诱导和剥削未成年人,甚至知道算法在向儿童推送有害内容,但为了维持用户增长指标,他们选择了在设计上不作为。K.G.M. 诉 Meta & Google案中,内部文件(Facebook)证明,公司内部研究早已确认“无限滚动”(Infinite Scroll)和“间歇性强化通知”会导致青少年多巴胺分泌异常并产生戒断反应,但这些设计从未被修改。 在为期五周的庭审期间,K.G.M. 的律师们对 Meta 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 Instagram 的负责人亚当•莫塞里进行了盘问。在新墨西哥州诉Meta案中,当庭播放的录音显示,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表示,由于公司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如性剥削和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在所难免。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针对TikTok的诉讼中。内部报告显示,TikTok 高层非常清楚:一个青少年只需要在平台上观看 35 分钟的视频,就极大概率会产生不可逆的成瘾性。甚至内部有针对“青少年无法自控”的专门分析,但公司依然决定优化“算法粘性”而非“用户安全”。 4.检察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调查支持民事起诉。在新墨西哥州诉Meta案中,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包含了有关 2024 年一起案件的详细资料。该案涉及三名男子,他们被指控,通过 Meta 的平台对儿童进行性侵害,并试图与这些儿童进行会面。这是由卧底特工开展的一项诱捕调查行动的一部分,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将其命名为“MetaPhile行动”。法院听取了有关 Meta 公司 2023 年决定为 Facebook Messenger(其即时通讯平台,而该平台的用户已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诱骗未成年人并交流儿童虐待图像的工具)实施加密操作一事的详情。此举导致获取这些犯罪行为关键证据的渠道被阻断。来自执法部门和国家失踪与受剥削儿童中心(NCMEC)的证人们就 Meta 在报告其平台上发生的犯罪行为(包括儿童性虐待材料的交流)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证词陈述。调查人员表示,Meta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管理其平台,由此产生了大量“无用”报告。这些报告对执法部门而言毫无用处,意味着犯罪行为无法得到调查。
司法调解是怎样滑向“和稀泥”的?最近,湖南一名老人身体不适进店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却遭到索赔的事情,网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度,一致对“和稀泥”式的调解予以谴责。 司法调解也有“和稀泥”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调解意愿可能会导致调解偏离公正。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里何谓自愿,何谓合法,都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指引,基本上,只要当事人签字同意,那么调解就达成了。 分头调解、以压促调、苦肉计、拖字诀。字是签了,但是你说他内心“自愿”的成分有多高呢? 那法官为什么会有追求调解的意愿呢?一是因为有鼓励调解结案的考核机制。二是法官可以偷懒不写判决书。 但是,法官之所以不愿意判决,而是追求调解,除了我上面所讲的因素外,我认为,也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缺少一种以维护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发现公平正义为己任的这样一种职业精神。 语言总是有局限的,一个原则,一个精神,一个理念,在它被表达出来的同时,就创造了歧义,创造了被误解、被误读、被误用的可能,而因为并不鼓励独立裁判,也缺少独立承担的勇气,所以法官们喜欢给自己的裁判找依据,在找寻依据的过程中,就会强化语言表达本身的一致性,却忽略了语言表达内在的逻辑和价值取向。 除了裁判技能本身需要长期的训练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允许法官出于公心而独立裁判,并鼓励、支持。 另外,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要重视法院的文化建设,要在法院树立起讲正义,讲法律的氛围,要真正树立起法官们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 缺少了精神追求,缺少了职业理想,把司法工作导向单一的化解矛盾纠纷,而忽视了通过判决去匡扶社会正义,会把把司法审判工作庸俗化,把法官职业庸俗化,法官们丧失了职业尊荣感。
买火车票占座放零食事件的事实梳理、法律分析和警示两个小姑娘坐三个座位,一个用来放零食,却拒绝购买了无座票的乘客来乘坐。 各种分析、声讨,声浪大过天。 成都铁路局为了平息舆情,主动出来给出官方解释,援引法律法规,说两个小姑娘对另外一个座位没有使用权。 结果,网友们对于成都铁路局的解释,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国铁集团法务部和客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然后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澎湃新闻发布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却出现了矛盾。 成都铁路局和国铁集团法务部都援引错了法律依据。我认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在《民法典》第三编《合同》下面的第十九章《运输合同》中,第一节“一般规定”中,规定的第一条,也就是民法典的第809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810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这两条就是对运输合同的原则性规定,运输合同一般而言就是一方支付对价,一方负责运输,但是,作为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而不能陪伴两个未成年女儿乘坐火车回家的母亲,为两个未成年女儿多购买一张车票,可以认为是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所以,她们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具体案件,我可以给自己多买一张票,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可不可以呢? 我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购票人是凭票享受运输服务,在确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多买票的方式实现一个人占据一个以上的座位,前提是“通常、合理”。而对于一个人占用多个座位的使用权,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在遇到老弱病残孕以及其他突发的紧急状况时,乘务员有权将多占的座位分配给有紧急需要的人使用,但使用者应予以补偿。 民法典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在火车车厢这样一个封闭的公共空间中,由于列出车厢在行驶过程中的封闭性,弱者如果没能得到适当照顾,有可能比在列车外面正常的开放空间中,危险程度高,因为在列车内不具备医疗救护的条件,所以同承者对于其中的弱者具备适当照护的义务,这里的义务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也是在法律上的义务,尽管这个义务较弱,比如,其他乘客没有义务牺牲自己的座位去赠与对方的义务,但是,多占一个座位的乘客有义务让渡自己舒适的权利去保障弱者的健康生存权利。 所以,这是权利的位阶不同,所以效力不同。生存的权利、健康的权利、人身安全的权利,要高于舒适的权利、方便的权利,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这两个权利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下,那么只能保护位阶更高的权利,就是弱者的生存健康权。 其实这个案件还有一个视角,也是非常值得拿来讨论的。那就是,如果这个视频,当初在发出去的时候,不是用“买票占座放零食”的关键词,而是用“母亲为两名未成年女孩多买一个座位票”作为关键点,是不是还会有后面的这些负面的评论? 随着孩子母亲的出面澄清,我们会发现,零食放在座位上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当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没有包含全部的事实,而是经过裁剪后的部分事实的时候,自然就会走偏。 真相不止一面,真相需要沉淀。
法院聘用制书记员有当头吗?法院的聘用制书记员长期存在收入太低、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为什么这一问题长期存在,迟迟没有解决? 书记员收入低,没有职场前景,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涌向法院? 法院的聘用制书记员,他们的获得感是什么? 这一期就和大家聊聊书记员的历史演变、聘用制书记员工作内容的变迁、书记员工作的含金量到底在哪里。
特朗普利用E. Jean Carrol案件展开的打击报复行为通报关于E. Jean Carrol诉特朗普性侵及名誉侵权一案的最终结果。然后再和大家讲一点关于这个案件的衍生事件,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当政后展开的与本案有关的报复行为。 美国当地时间8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特朗普的请愿书作出了最后裁决,驳回了特朗普的请求。 E. Jean Carrol诉特朗普性侵案及名誉侵权一案中,陪审团裁定特朗普要向E. Jean Carrol赔偿5百万美元后,特朗普上诉被维持原判后,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终于在今年7月底被联邦最高法院明确不予受理。于是法官裁定将特朗普此前支付在托管账户上的5百万美元及利息支付给E. Jean Carrol。特朗普又针对法官的这一支付的裁决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冻结,因为他是总统,他要继续申诉,法官没有采纳。但是特朗普又继续向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法官的支付裁决提起请愿,要求最高院审查。那最高院现在是作出了驳回的决定。 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一开始,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报复。他对于所有在第一个以及他败选后的四年,也就是拜登任总统的四年期间,那些起诉他的律师、检察官、那些报道他负面新闻的媒体,都展开了严酷的报复。 最快速的报复,就是利用E. Jean Carrol诉特朗普性侵案展开的,针对新闻媒体的报复行动。 就在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对E. Jean Carrol实施了性侵及诽谤并要赔偿5百万美元后,不久,特朗普团队就起诉了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和他的主播George Stephanopoulos,理由是,主播在一次节目中诽谤了他,当时主播在节目中称,特朗普对E. Jean Carroll实施了强奸。特朗普说,不是强奸,是性侵。所以,你诽谤了我,要赔偿。 最后的协议是这样的,1500万美元将存入托管账户,最终用于特朗普总统图书馆;此外,迪士尼还将支付100万美元用于特朗普的法律费用。 特朗普还对律师事务所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行为。 E. Jean Carrol的代理律师Roberta Kaplan曾经是Paul, Weiss 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而且这家律所曾经聘用过特朗普的宿敌之一——马克·波梅兰茨(Mark Pomerantz)。这两个诉讼的律师都和这家律所有关。 3月14日,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标题为《应对来自保罗·韦斯(Paul Weiss)律所的风险》,点名抨击了波默兰茨(Pomerantz),并限制保罗·韦斯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的律师进入包括法院在内的联邦大楼。该行政命令还威胁保罗·韦斯律所的客户:如果他们继续与该律所合作,其与联邦政府的业务往来可能会被终止。该律所的客户包括一些美国赫赫有名的品牌,这些品牌与联邦政府有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往来。 最后,律所主动投降。保罗·韦斯律所承诺在未来四年内为三个公益领域投入价值4000万美元的法律服务。 当一位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得知保罗·韦斯的妥协让所有人都对总统感到恐惧时,他回答道:“很好。他们就该感到害怕。”
最高院修订审判绩效指标,全面回应我的播客内容就在我7月31日发布了播客“法院内部KPI真的能促进公平正义吗?”这一期后,就在第二天,8月1日,最高院下发了关于修订《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的通知,通知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取消了四项指标,这四项指标中第一个就是平均结案时间。同时呢,还调整了审限内结案率的计算方法。 最高院明确了指标体系的指导价值,而非直接的评判标准。 除了调整指标外,最高院还明确各省高院不得层层加码。 最高院还明确,在评价法院、部门、法官个人时,不能直接把审判绩效指标作为依据。 最高院还规定,不得为了美化指标而违规操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在法院内部运行了已经有二十年左右了,终于,最高院于2026年8月1日印发修订新的《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从法院内部来说,我希望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是一个历史转折。 看起来一个小小的内部改革,却有可能在法院内部改造不良的司法作风。当法官群体成为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的一股力量,法治社会才有可能。 最后,我衷心希望最高院继续以这样润物无声的方式,不张扬,但却精准地对症施策,以缓慢,但坚定的步伐,引领我们国家、社会,走向真正的法治。
婚外非法冷冻胚胎就是毒树之果,不能合法化无锡的朱女士发现丈夫唐先生与第三者用假结婚证在医院培育冷冻胚胎,朱女士求告无门! 唐先生伪造结婚证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到医院做试管婴儿,为什么不能追究“重婚罪”? 唐先生靠假结婚证通过医院审核做的冷冻胚胎,为什么不能销毁? 唐先生已转移财产并起诉离婚,朱女士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朱女士不但可以要求多分共同财产,更可以单独提出赔偿。 我们的《婚姻法》忽略了婚姻制度的传统、习俗以及历史沿革。彩礼问题就是典型。 我们的《婚姻法》忽略了婚姻的契约性质。婚前购买的房屋如果分割。 们的婚姻制度,完全忽略了性别差异。 婚姻是基于相守一辈子的承诺,我基于深度的绑定而作出的奉献、牺牲,不仅仅是体现为财产的增加。 一切的裁判,推演的起点应该是法律原则,从原则出发找寻是否有与案情更契合的条款。从来没有一个法律条款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真理,一个法律条文,是放在他所处的章节里的时候,在前后有上下文约束的时候,才是成立的。而脱离法律的原则,直接去找寻细致具体的法律规定时,容易产生看起来合法的裁判结果,却和社会普遍的正义感相悖。
《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个NPD的一生畸恋,一朵白莲花的恐怖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了阿里萨与费尔明娜之间旷世持久的爱情故事。阿里萨在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十三岁的费尔明娜,只因为费尔明娜抬头看了他一眼,便开启了长达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情。他们以书信往来的方式保持恋爱关系四年后分手,费尔明娜嫁给当地望族乌尔比诺医生,而阿里萨辗转于622个女人的床笫之间,伴随事业的步步高升,于76岁高龄向刚刚丧偶的费尔明娜表白自己一生的爱情,最后,两人乘坐“新忠诚号”汽轮离开了家园。 听起来,真是浪漫极了。 可是书里写了费尔明娜和阿里萨一起上船的经过,让人总觉得哪里不是很对劲。 费尔明娜是被阿里萨诓骗上船的。费尔明娜只是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烦透了,只想出去散散心,换一个环境,她在事前并不知道时和阿里萨一起出游。而费尔明娜之所以会想要离开家,是在阿里萨一步步的精心策划下实现的,他让费尔明娜和自己的子女产生冲突,他让费尔明娜和自己的好友产生隔阂,他让费尔明娜的名誉遭到贬斥,阿里萨让费尔明娜变成一个失去了社会支持的女人,一个从自信高傲变得脆弱的女人,然后,才趁机哄骗费尔明娜上了他的船。 在船上的费尔明娜,完全落入阿里萨的掌控之中。为了一直把费尔明娜留在船上,阿里萨命令船长挂上表示船上有霍乱的黄旗,并把乘客都赶下船,仅留船长和十几名船员,而在船只到港后被命令离开海湾并办理隔离手续后,阿里萨觉得这样一直来来回回地在河上走好极了,他要和费尔明娜在船上“一生一世”。 可是费尔明娜却一直想起那个登在报上的新闻: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活活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 如果是这样的结局,这份爱情,还美好吗? 对阿里萨来说,爱来自于控制 阿里萨的一生,出生底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爱情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理解,先是把性关系理解为爱,后来在性关系上投射了恋母情节,习惯扮演一个听话、柔弱、乖巧的男人来获得女性的性和财富,再后来,当得到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后,他从恋母情节转向了父权式的操控,他要的是控制,从不受控制到控制的过程,就是他对爱的渴求。 费尔明娜:一生抗争,无暇去爱 出嫁前的费尔明娜活在父亲的统治下,结婚后的费尔明娜活在婆婆和丈夫的统治下,而丧偶后的费尔明娜再也不想受到别人的管束了。费尔明娜一辈子都是活在反抗里的。反抗压迫成为费尔明娜的人生模式,当父亲、婆婆、丈夫都去世后,没有了压力源,她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动力,直到因为和阿里萨的重逢引发了再一次的压迫——她认为的压迫,来自女儿、社交场的压迫。所以,费尔明娜之所以会登上“新忠诚号”,踏上人生最后的旅程,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她只能活在对“压迫”的反抗中。 看起来浪漫的故事,只是看起来而已。对于阿里萨来说,爱她就是控制她。而对于费尔明娜来说,被隔离在船上,远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他的附庸。 最后的结局,是血腥和残暴。因为这样的爱情,不能和其他人的正常需求兼容。
法院内部KPI真的促进了公平正义吗?还是沦为了行政化管理的手段?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法院也是有KPI的,那就是审判绩效指标,包括案件数量、审理天数、调撤率、上诉率、发改率,结案率等。 在法院内部,案件绩效成为一个看起来很硬核的客观评价体系。在法院之间,审判业绩的比拼就成为各法院的必然。 为了提升审判绩效,各法院各显神通。而大家常常听到的“立案难”“久调不决”,都和审判绩效有关。 做出数据很容易,但是耗费司法资源。或者,以权力交换的方式换取资源。尽管这里没有以权谋私,因为出发点是为了工作,是为了提升数据指标,但依然会对影响法院的中立性。 为了不被发改(发回重审、改判),二审就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出于公正之心而想要作出的判决,往往就会退后一步,以至于再退一步,从有力地维护公平正义到双方利益的平衡,最后成为和稀泥式的判决。 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司法数据化本身就是受到行政机关影响后、主动向行政管理模式看齐的结果,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天然地带有行政化的特色,没有显示司法与行政的差异性。在司法机关采用行政化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必然会和司法规律产生冲突。 对司法绩效指标的追求会淡化对司法行为本身的管理,削弱对法官职业伦理道德和司法水平的维护。 领导级别越高,离真实的司法场景就越遥远,对司法的真实状况就越缺少切身的感知和体会。 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包含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对利益的再平衡,很难简单地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对错优劣,所以,我认为,通过审判绩效评估体系来对具体的法官进行评价,是会走偏的。 司法公开很重要,阳光下的司法,让不符合司法职业伦理的行为无处可藏。 任何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最终呈现的效果和影响,都可能超越它原本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政策的外溢性效果,长期未能得到正视和评估。
(临时加更)特朗普又出幺蛾子,要把性侵赔偿款要回来!刚刚说E. Jean Carroll诉特朗普性侵和诽谤案尘埃落定,结果,特朗普又出幺蛾子,又上诉了!想把付给E. Jean Carroll的钱追回来。 因为在7月9日那天,法官裁定将第一个判决中的580万美元支付给了E. Jean Carroll。2023年5月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应赔偿5百万美元。特朗普随后就提起了上诉,在上诉法院维持后,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是,特朗普是将这5百万美元付出来放在法院指定的托管账户里,并没有支付给E. Jean Carroll。因为特朗普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后,联邦最高法院连续13次公布的是否受理案件的名单中,E. Jean Carroll诉特朗普的这个案件一直是在“待审查”的这个名单中的,并没有明确说最高院到底要不要审理这个案件。直到今年的6月底,最高院将E. Jean Carroll诉特朗普的这个案件放入了“不予受理”的这个list中。于是,2026年7月8日,主审法官Lewis A. Kaplan正式下令解冻托管账户,将款项直接支付到E. Jean Carroll的账户中。因为从2023年5月到2026年7月,三年多来是一直计息的,所以这个最后打到E. Jean Carroll账户中的金额是580万美元。 针对Kaplan法官解冻资金并支付给Carroll的行为,特朗普当即表示反对,“she will spend it!”她会把钱花掉的!——不然呢,你以为呢?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正式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起诉Kaplan法官的解冻行为,理由是这是政治对手利用司法制度对特朗普的陷害。 机关内设机构名称“处”改“科”,“科”改“股”,是等级观念的回潮。 另外再加更一下我们有一期关于天价车祸赔偿的案件。那一期介绍了陪审团裁定了第一阶段的补偿性赔偿,总额是1.76亿美元。在第二阶段惩罚性赔偿中,陪审团对两名直接过错人再次追加了2217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特朗普性侵案尘埃落定,须赔偿近9000万美元这几天我看完了E. Jean Carroll的《Not My Type----One Woman VS. A President》,觉得还挺有感触的,想和大家聊聊。这本书讲的是E. Jean Carroll起诉特朗普性侵、诽谤并且获得巨额赔偿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1996年。特朗普在纽约曼哈顿贝尔多夫商场的一个试衣间里对她实施了性侵。事发后E. Jean Carroll没有报警。直到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她才通过媒体曝光了特朗普性侵的事情。 特朗普否认并攻击E. Jean Carroll,说她是个骗子。而E. Jean Carroll当时在《ELLE》杂志社有专栏,Ask E. Jean Carroll, 因为特朗普的攻击而失去工作,名誉受损。于是,Carroll起诉了特朗普。因为各种原因,前后共2个诉讼。 前后两个诉讼,陪审团总共裁定特朗普要向E. Jean Carroll因为性侵和诽谤而支付各项赔偿总计接近9000万美元。 特朗普在诉讼中的表现堪称“抓马”,一边说Carroll不是他喜欢的类型,not my type,但是又在取证时错把照片中的Carroll认作是他的前妻Marla。还有种种让人惊掉下巴的暴论,"grab them by the pussy." 在Carroll的律师作总结陈词的时候,特朗普直接起身离开了! 这是美国总统,《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多么的讽刺。 E. Jean Carroll在《Not My Type----One Woman VS. A President》书中对于90年代纽约的回忆,高度契合曾经的热播美剧《欲望都市》。 90年代的纽约正好是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的年代,是电视媒体铺天盖地的时代,而成长于这个年代的人,接受了娱乐至死、消费至上文化的这群人,正好是MAGA群体的大多数。 特朗普在法庭上无法施展他的crisma,他不能凭借谎言张口就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本事,让陪审团相信他,因为司法程序决定了,他和carroll有同等的权利,他们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他们的观点需要被质疑、被反驳、或者被证据所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司法制度依然在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愿意相信,特朗普现象会成为过去。制度终将胜利。
她在说谎——《我的天才女友》书评工作只是一部分,来自工作环境中的所谓的评价,并不是对人的客观真实的评价。所谓的先进、优秀,不过是一份来自领导的赏赐而已,而这赏赐是有代价的。 很多人认为,作者非常真实地书写了女性之间友谊的不同面向,也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女性友谊的阴暗面。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 莉拉的聪慧是锐利的,她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只有通过破坏现有的不合理,才能构建更好的东西,这才是创造。莉拉的天赋是打碎陈旧的、创造新的,但在普通人的眼里,却只看到破坏。 每一件事情,莉拉表现得有多聪明,莱农就表现得有多平庸。两个人对事物的洞察力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莱农始终是在系统框定的范围内努力。莱农也不喜欢堂.阿奇勒.卡拉奇,也很害怕,但是她可以伪装自己,假装自己一点也不讨厌他。她可以掩盖自己的慌张、害怕,让人看到她的谦虚和向往。莱农是惯于顺从、长于讨好的,所以,莱农可以在系统性的结构范围内实现阶级跃迁。 但是莱农的成功,也仅限于实现个人的阶级跃迁而已,她并没有创作价值,也没有改变世界。 莱农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除了自己,她谁也不爱。 彼得罗的父亲对评价尼诺说:萨拉托雷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他对莱农的评价。 通过莱农和尼诺在一起的过程中,莱农是怎样来看莉拉的,揭示了莱农和莉拉的真实关系,或者说,莱农对莉拉真实的情感到底是什么。 当她离开尼诺无处可去时,接受莉拉的建议,搬到莉拉楼上的房子中居住后,一直在写自己心路历程的转变。她开始叙述两个人从小就建立的友谊,丝毫不提她在此前全部的人生中,一直在写自己对莉拉的厌恶。这份厌恶是深埋在所谓友情的背后的。现在,因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因为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依靠莉拉的天才来让自己进步,所以,此时的友谊,才是可以声张的,可以宣告的。更何况,每当她事业处于停滞期,莱农就会想要从莉拉的言说中获得灵感。直到她把莉拉的故事写成小说《友谊》。 最后,莱农不得不承认,她所书写的小说根本没有反映现实,而莉拉通过把布娃娃寄给她,就是在告诉莱农,她的小说是虚假的。关于布娃娃的情节是虚假的,《友谊》更是虚假的。所以,莱农才会放弃寻找。她知道,莉拉不会被她们所谓的友谊欺骗,莉拉不再继续充当她的人生养分,却被冠以友谊之名。 作者用莉拉这样一个天才但却不断被折损、最后选择自我消失的人,来告诉世人们,那不勒斯是一个曾经辉煌但却陷入不断衰败的城市,是因为它容不下一个莉拉,它只配拥有莱侬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人。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那些虚伪的寄生虫获得了生存优势,天才如莉拉,只能选择自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