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好几起关于判罚和惩罚的争议，再次将社会拖入一种巨大的重刑氛围和文化中，当然这已经很久了。如何理解重刑主义，如何理解对重刑主义的可能逃离，惩罚与秩序的关系和道理是什么，这是我们本期探索的话题。
今天的内容包括：
1 又进入一个重刑主义氛围
2 惩罚的视角：难以克服的重刑诱惑
3 明星承担更大惩罚的逻辑：王子犯法比庶民重罚
4 以法治为基础并持续敲打立法环境
5 如何看待实际惩罚的价值
6 谈论重刑：一种道德义务
大家还要记得敢于去相信。
翻电Special 请想一个不可饶恕必须重罚的人（群） 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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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cat
202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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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论区就能看到重刑主义深入人心，非常危险的信号，每个人都把自己代入惩罚的施加者而非承担者，但谁能保证自己的海运呢？
丁解放:对于杀人者，有比死刑更好的惩罚方式吗？对于废死这个议题，不可能彻底排除感情因素，如果有人不幸经历到自己所爱之人被杀害，才能更切身的感受到那种痛，该如何面对废死还是不废的问题。包括《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剧也是在说这个事。理性上我彻底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他人生命（包括打着法律的旗号来判死），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排除感性的纯粹的理性问题。
一只老男人:我就觉得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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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稍微有过一些对人性或者社会的思考的人，都不会觉得小李老师说的这些有什么难接受的，说得其实很清楚了。
不过我想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就我自己的观察，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很多人是生活在一种“战争想象”的氛围中的，不说国别的维度，就说毒品，很多人被教育的就是“我们在一场全民禁毒的战争中”，还有“货币战争”、“文化侵略”、“商场如战场”等等。这些话语本来只是一套修辞术，但却事实上渲染了战争的氛围，而且是一种全民动员式的战争。而理性战争的逻辑，就是绝对的敌我划分、效率至上和你死我活。当那些人把自己的生活想象在战争的氛围中时，那些明显荒唐无比的言行，就变得了“不言而喻”的道理。“极端”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用正常的道理去和他们交流，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种“战争”的氛围，以及如何消解这种身处战争中的想象，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不过我想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就我自己的观察，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很多人是生活在一种“战争想象”的氛围中的，不说国别的维度，就说毒品，很多人被教育的就是“我们在一场全民禁毒的战争中”，还有“货币战争”、“文化侵略”、“商场如战场”等等。这些话语本来只是一套修辞术，但却事实上渲染了战争的氛围，而且是一种全民动员式的战争。而理性战争的逻辑，就是绝对的敌我划分、效率至上和你死我活。当那些人把自己的生活想象在战争的氛围中时，那些明显荒唐无比的言行，就变得了“不言而喻”的道理。“极端”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用正常的道理去和他们交流，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种“战争”的氛围，以及如何消解这种身处战争中的想象，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毒资变成子弹的逻辑我不认同，但是我也曾经用过，不过是用在自己身上：每一笔国际贸易，我用过美国技术的产品，都会化作北约军费，给施加到中东国家上。所以我对中东难民也是有连带责任的。我会带着一点怜悯和忏悔面对难民问题
这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可能带来负外部性的自省本身是挺好的，甚至值得一定的鼓励。
但是如果把视角放大一些，就可以发现这种自省可以套在无穷多的事情上而不仅仅是对中东难民的责任。比如说为了更好的居住条件而贷款买房推高房价，是不是也变相地助长了强制拆迁的风气，变相对受害者有责任？在淘宝上买东西的行为，是否变相助长了实体经济的萎靡，那么如果有个线下个体户倒闭而家庭贫困，我们在淘宝上购物的行为，是否也对这户家庭的悲惨有一定责任？
举这些例子，倒不是为了批评，是为了说明，如果我们无限推断，那么其实世上万事万物的发生，都可以和我们自己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因果联接。我们基本不用担心一个人会因此不断自我反省，因为这样他将不可能过现代社会的生活；我们更要担心的，是某些人利用这种万事都可有因果的逻辑，去过度批判某种本身没有太多恶意的行为背后可能存在“恶意”或者“责任”。也即“在美企打工等于送美军子弹”这种言论。
但这种逻辑推演类比也其实很容易被划线界定。比如合理合法的消费和非法罪恶的消费。
20:28 我理性上也赞成废死，但更复杂，我的好友当年被杀害（在夜行路上，至今悬案未破），而我好友是欧洲人，她父母并没有执念要抓到真凶，也是因为我们这里还有死刑。对于她父母的态度我当年只是感动，但至今情感上我仍不能接受杀人者免死
所以可能所谓的感性问题背后还是文化问题，一种集体价值观问题。并不是全人类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从另外一个交代法律需要为真正受害者的亲人朋友的感受也就是复仇的主张负责吗？刑罚是为了满足这个存在的吗？那如果受害者没有亲友呢？那在乎受害者的人多是不是罪更大反之罪更小，甚至仇恨讨厌受害者的人多罪责可以减小甚至免罪呢？而且如果以受害者亲友感受的痛苦去惩罚可能更应该处死凶手的亲友让凶手感受同等痛苦是否才更合理呢？总之朴素的感情当然都可以理解却难以成为法律精神的依据，或者说如果都靠朴素感情也就不需要法律了。
而且废死和原谅宽恕完全是俩回事，所以结合你的实际经历可能更多是悬而未破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如果案件告破大白于天下，凶手最终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真的在你心中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吗？也就是说，你内心中这个凶手已经伏法后但是非死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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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律规定不会一直制裁宋冬野，宋冬野可以在一个特定时间后可以举办演唱会。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前科人员的道德羞耻感需不需要永远继续下去？
我想耻感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除了当事人自己知道，它没办法被他人验证。耻感也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改变的最良好的动力。一个人违法后，即便没有表达他的耻感，但付出法律规定的代价了，一般人对他的道德审查我想也就可以停止了（伤害性犯罪另说），关注一个人是否羞耻，对彼此有什么意义呢？比是否有耻感羞愧感更好的关注点可以是，“前科人员”在违法后是否做出认识和行动上的好的改变，对于他们的改变路径，我们可以建立怎样的机制给予引导协助。单说宋冬野这件事，不论他“道德感强不强”，他付出法律上的代价了，他也没有再违法，那么他就充分有权利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他愿意的方式谋生，如果受到不良干扰，他也有权利公开表达，依法求偿。
这取决于这个人自己内心的道德感了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个前科人员应当有权利继续在社会上从事TA赖以谋生的工作，但如果说宋他道德感强，自己选择不再以面向公众（开演唱会等）的形式谋生，那也是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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