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临死前,召见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她已经预感到年轻的皇帝肯定会改弦更张,要他们早寻退路。
苏轼的罪名非常好找。他在乌台诗案中有供词,这个历史问题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此后他的策题、他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也都是明摆着的,前几年这些材料虽然没有整倒他,但是如今大有用场。不但如此,台谏官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当年曾经百般攀附苏氏兄弟,二苏觉得此人两面三刀,资性奸谲,向来不给他好脸,更不要说推荐拔擢。果然,这个来之邵先生成了第二个吴处厚。他说:
轼在先朝久已罢废。至元裙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之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
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苏轼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以左朝奉郎知英州。此后不久,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指出该书诋毁熙宁法令,参与修撰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全部被贬,黄庭坚历涪州、戎州、黔州;秦观先后徙郴州、横州、雷州。
朝廷中充斥着恐惧、彷徨、兴奋、期盼的混合物,这使得京城的气氛非常诡异。苏家倒霉了,人们开始躲着走。
一大批人回来了,一大批人被赶走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若干年后,有无名氏感慨官员举选艰难,将苏轼的《行香子》略微改动[1],很有些暗合北宋中后期几十年的熙熙攘攘、吵吵闹闹:
清要无因,举选艰辛。
系书钱,须要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
虽抱文章,苦苦推寻。
更休说,谁假谁真。
不如归去,作个齐民。
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