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四月三日,苏轼穿上胡文柔缝制的新衣, 匆忙动身赶赴英州。按照当时的规定,被贬官员接到朝廷旨意,应立即离任,不得拖延逗留。这时候又一道诰命下来,他被降为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此前的左朝奉郎是正六品上散官,现在成了正六品下。
升官像登山一样,气喘吁吁;降职像从坡顶滑落一样,连滚带爬。当年苏轼应制科考试后,就是这一品秩,现在又回到了起点。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升官不足喜,贬谪不足悲,何况这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一生有两大愿望,一是致君尧舜,这个不完全取决于他,他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对老百姓好一点。二是接过欧阳修的衣钵,振兴文坛。这个他做到了,作为文坛盟主,他周围的文人,但凡有一言之善,他都鼓励提携,让他们有所发展。他手下的小文员高俅,聪明伶俐,书画诗词都有功底。去年赴定州前,他专程找曾布,希望高俅在曾布手下谋个差事,曾布不要,于是送给了王诜。苏轼可没想到,他手下这个连功名都没有的小书吏,后来得以认识端王赵佶,而这个赵佶后来当了皇帝,使得高俅青云直上。
这就是命。人到老来,与年轻时会有很大不同,那就是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八年以后,他从岭南归来,有人问迁谪之苦。苏东坡回答:“此乃面相所致。年轻的时候到京师,有看相的给我算命,说我是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
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诗告别诸同僚: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
沿着太行山脚出发,山高万仞,人如蚁行,此去五千里行程,茫无际涯。到滑州(河南安阳一带),这个将近六旬的老者,已是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麻木,右臂缓弱。多年来从不知给自己攒点银子养老,如今沿途道路花费,囊中已空。英州派人来接,迟迟未到;定州送行,终须一别,连雇人买车买马的钱都没有。如此困窘,他只好给朝廷上了一道行状,请求自汴泗乘舟而行,这样虽然倍道而行,但却免去了车马劳顿。
八月初,行船到达彭蠡之滨。一天晚上,本路发运司听说朝廷对苏轼已经有了新的处置,派了五百人赶赴码头夺舟,因为苏东坡乘坐的是官船,犯官到贬所是要自掏腰包自行前往的。苏东坡与为首官员交涉,请求允许他星夜出发,赶赴到较大的集市渡口,到那里就可以自行买船雇人,否则一家人就只好露宿在荒郊野外了。官员还算好说话,同意他了请求。可是此地离星江渡口还有一百八十里,苏东坡立于船头,祷告龙王保佑:
“轼往来江湖之上三十余年,王与苏轼堪称故人,故人之失所,当哀怜之。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宿溆浦。”
也许他真的感动了龙王,顷刻风起,扬帆借力,顺流而下,第二天一早到达星江,中午到达南昌。三十多年前,他们父子三人顺流东下,一路领略长江风光,弹琴赋诗,何等意气风发,如今却是如此狼狈惊惶。眺望鄱阳湖,秋意萧索,无限凄凉: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尤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南康望湖亭》
中国文人一直妄图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是否有第二条路,就是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苏东坡尝试了一辈子,就是这样一条路。中国文人这种独特的自我心理按摩,在苏轼以后,越加成熟,成为后世人们安身立命的一剂良方。
但是目前他觉得自己一生的尝试并不成功,所以他体会到“事不能两立”,既要当大文豪,又要当大官;既要守名节,又要受宠信;既要超然物外,又要成就功业,这些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一辈子想要两者得兼,如今却要舍弃一头,还真有点舍不得。
惠州嘉佑寺外有山,山上有松风亭。他在爬山途中,偶然歇脚,忽然茅塞顿开: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东坡志林·记游松风亭》
人们总是喜欢给自己定一些目标,不达目的不能歇脚,这固然是好的。可是凡事没有绝对,当只想着目标的时候,不但会忽略眼前的风景、失去行程中的乐趣,而且会画地为牢,自寻烦恼。活得太累,根由就在于放不下。
惠州,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