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6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贾德·鲁本菲尔德,以少女杜拉的故事为原本,写了一个侦探小说叫《谋杀的解析》,讲的是1909年弗洛伊德访美期间,纽约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少女杜拉以及K先生K夫人变身为纽约富豪,其相互之间的矛盾,跟少女杜拉的故事基本相同。鲁本菲尔德早年间研究过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颇为得意的重新解释了哈姆雷特的台词和俄狄浦斯情结。但这本小说实在是不太好。
鲁本菲尔德教授在《谋杀的解析》里讲的是弗洛伊德1909年访问美国的故事,那次访问是弗洛伊德去克拉克大学发表演讲。以色列学者伊娃·易洛斯,写过一本书叫《拯救现代灵魂:心理咨询、情感与自助文化》,这本书写的就是心理咨询这个行当是怎么在美国兴起的。
2. 美国有了卡尔·罗杰斯和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美国文化中固有的自我观念捆绑在一起。罗杰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健康的,精神疾病和犯罪都是本性的扭曲。他的人本主义疗法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和一切生物一样,人也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是创造的倾向,二是亲社会倾向。心理咨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一个人顺着他的本性走,促进人的本性的现实化。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痛苦和烦恼,表层之下都有一个核心的追索,每个人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成为我自己?答案要从他们的内心去寻找。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置于自我模型的中心,他是在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潜能,唯有如此才算活出了真实的生命,那么绝大部分人都是“未实现”的。当自我实现与心理健康变成同义词时,也意味着一个拒绝实现自我潜能的人,就是一个“病人”。然而,一个人的需求、愿望、情感、价值观、目标和行为总随着年龄和经历而改变,那么就不可能确定自我实现的自我到底是什么。相反地,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归类为“自我挫败”、“神经质”或“不健康”。简而言之,我们总说健康说自我实现,其实就等于说,一个非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治疗。
3. 记者伊森·沃特斯写过一本书叫《像我们一样疯狂》,我们,US,也可以译成“像美国一样疯狂”。这本书写的是心理疾病,作者认为,人类的心理地貌正在扁平化。全世界的人对心灵的理解,都遵循美国心理医生的标准。书中观点,我没资格做判断,里面有一位科迈尔教授的故事挺有意思。
4.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自杀传统。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自杀。芥川龙之介有一篇绝笔之作《齿轮》,小说结尾处说,“有没有人能在我沉睡的时候帮个忙,把我静静地绞死。”川端康成有一句话,“凌晨四点的海棠花,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更是给厌世者带来安慰。如果你说芥川龙之介得的病是“神经衰弱”,后来出现幻觉幻听,是精神分裂症,太宰治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川端康成是抑郁症,他们都得吃药。我们设想一下,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还有川端康成坐成一排,医生给他们吃药,把他们都给治好了,顺手把日本文学也给毁了。
(逐字稿节选)


德国哲学家对美国的影响
阿兰·布鲁姆指出,美国对德国哲学的依赖,使得美国人在理解西方经典时,主要依赖于德国思想家的中介。布鲁姆认为,这种思想依赖限制了美国人对经典作品的全面理解,因为他们只学到了德国思想家认为重要的部分。
美国心理学家对世界的影响
同样的路径也可以在美国心理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中看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全球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布鲁姆所提到的,如果没有弗洛伊德,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俄狄浦斯的故事。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成为许多人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工具。
路径一致性
这种路径一致性可以总结如下:
1. 知识传播的中介作用:无论是德国哲学家还是美国心理学家,他们都充当了知识传播的中介,通过他们的解释框架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经典思想。
2. 解释的唯一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思想家提供的解释被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解释方式,影响了接受者对经典思想的理解和诠释。
3. 思想依赖:接受者对这些思想家的依赖,导致他们在理解经典时,往往局限于这些中介提供的视角和框架。
对自我认识的影响
阿兰·布鲁姆强调,对于那些希望深入认识自我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弄清楚这种思想依赖的全部意义。了解并意识到我们对某些思想家的依赖,可以促使我们寻求更加多元和全面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