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前言，我想说三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起承转合，索性硬生生的分成三段吧。 想象一下，1899年2月3日，这一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京城里应该有了过年的气氛，或许有零星的爆竹声响起。在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有一位41岁的产妇生下了她第八个孩子，取名庆春。这一家是旗人，汉姓是舒，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六十多年过去。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街口豁口西北边的太平湖公园，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当时是有两片水面的小公园，老舍走到这里，在水边一直坐到入夜。第二天早上，晨练的市民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尸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 从1899年2月3日傍晚出生，到1966年8月24日夜辞世，老舍活了67岁。出生的地点和死亡的地点，相距只有几里地，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到。这两个地方都在北京的西北角。扩大一点儿范围，从阜成门到西四，到西安门大街，到景山、鼓楼、德胜门、西直门，再回到阜成门，这就是北京老城的西北部分，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在这片区域。这片区域也正是清末正红旗和镶黄旗的驻地，老舍的爸爸就是正红旗下的一个士兵。 再想象一下，1899年4月23日，黎明时分的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冰开始破裂，春天来了，但这个早上的气温还是在零度以下。沿涅瓦河向南，经过枢密院广场，能看到彼得大帝的铜像，再往前走就是大海街，大海街47号是两层楼，佛罗伦萨式的殿宇风格，二楼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这是个大户人家，姓纳博科夫，几代人都在朝中做官。在1899年4月23日，这家人的媳妇叶连娜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取名叫弗拉基米尔。 老舍和纳博科夫，这两个人的生日差了几十天。这两人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老舍出身贫寒，靠人接济才上了小学。纳博科夫生在富贵人家，家里的图书馆藏书上万册。老舍到20岁当了小学教师，开始写作。纳博科夫一家遇到了十月革命，流亡海外，他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后来去了美国。老舍也在英国呆过一段时间，写了《二马》，后来回国，在大学教书，在青岛写出一本小说叫《骆驼祥子》。纳博科夫先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只在俄罗斯流亡者中有点儿影响。不过他在56岁那年写出的《洛丽塔》大获成功。 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这两个人只在我这个读者心中有交集。 我最早接触老舍的小说是听董行佶播讲的《骆驼祥子》，每天守在收音机前，听祥子丢了车，牵回了骆驼，祥子攒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龙须沟》，看到了《四世同堂》，在剧场里看到《茶馆》，看老舍写文章说，他闭上眼，北京的一切就能在他脑海中浮现，活生生的人就出现，就在他身边说话。老舍所构建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诗性的世界。 有一年，我去瑞士蒙特勒，在皇宫酒店的顶层逗留了几个小时，纳博科夫最后十来年就生活在这个酒店里。从顶层望出去，能看见湖水和雪山。他在《说吧，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开始想起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总是习惯性地立刻从我的爱——从我的心，一个人的温柔的核心——开始，到宇宙极其遥远的点之间画一根半径。我必须要让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都加入到我的感情中，加入到我的尘世之爱中，为的是减弱它的不能永存。”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这是纳博科夫的写作手法。 再重复一遍，这两个作家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这两个出生日期只差两个月的作家，却像是一个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一个坚守在自己的语言中，用最常见的两三千个汉字写作，另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是伟大的文体家，一个不自觉地要靠近权力，另一个相信文人最好处于流亡之中。他们的交汇之处是在我这个读者心里，我生在北京，却对北京有一种古怪的乡愁。这乡愁有一点儿是老舍给的，也有一点儿来自纳博科夫，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以上是第一段。 这两三年，我总会看到一首布莱希特的诗，你可能也看到过——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我在2020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2021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2022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后来我翻布莱希特的诗集《致后代》，看到他的另一首诗。 总之，他们越是受苦，他们的受苦似乎就越自然。谁会阻止海里的鱼受潮湿？ 而受苦人自己也用这种漠不关心对待他们自己，缺乏用善良对待他们自己。 多可怕，人类如此容易忍受现状，不仅忍受陌生人受苦，而且忍受他们自己受苦。 所有那些思考世风如此败坏的人都拒绝呼吁一群人同情另一群人。但是被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是不可或缺的。 那是世界唯一的希望。 这首诗太平实了，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却很有力量。 我还看到许多人感叹过去的美好时代的消逝，他们引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似乎我们曾经走在一条笔直的通向美好世界的道路上。说实话我对此并不确信，我们在大街上看不到马勒，也不像维也纳人那样喜欢歌剧，我倒是常常想起茨威格另一本书叫《良知对抗暴力》，他在书中说—— 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自由或管束，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人的选择：是人道宽厚重要还是政治事务重要，是通情达理重要还是拘泥于条条框框更重要，是人格重要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格林在他某一本小说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大意是说，人的心灵有些地方并不存在，痛苦进入这些地方，使之存在。我以前觉得，文学有一个作用是锻炼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现在也相信这一点。但现实中的痛苦还是更厉害。阿兰·德波顿有一句话说，“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 这句话太像“人生鸡汤”了。 文辞有强烈的欺骗性，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儿鸡汤，是为了缓解痛苦。这两三年，我们感知到的痛苦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文学是否让我们对痛苦有了更强的耐受力。 以上是第二段。 2020年的春节，我写下《文学体验三十讲》（苗师傅“文学专栏三部曲”的第一季，“三联中读”app上线）的第一篇，是“纽约兄弟”的草稿，顺手贴出来，有一位读者留言说，她读完《纽约兄弟》之后正好去纽约，她去了中央公园，盯着西面那一排房子和树，用自己近视的右眼体会小说开头那种即将失明的感觉。看到这条留言，我很高兴。詹姆斯•伍德说，有些评论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种充满激情的重新表述，评论家实际上期望的是“视野一致”，“努力让你如我一般看待文本”。我的这些稿子是“聊天”，但也期望某种程度上的“视野一致”。 我写《文学体验三十讲》，有一个副标题是“陪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当时就有做音频课的打算，所以写的也比较口语化。到第二本，题目变成“苗师傅文学人生课”，俗世牧师那个味儿更重了。 这几年，心理按摩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一本畅销书上看到一个比喻，说生鸡蛋，摔在地上就碎了，蛋黄蛋清一起飞溅，煮熟的鸡蛋摔在地上不会碎，成熟的东西有弹性。这句话把不太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生鸡蛋，把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熟鸡蛋。如果我对自己的文学品位还有一点儿自信，那就是告诫自己，千万别写出这样句子来，千万别做人生导师。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对他人的生活全无益处，而是我从根儿上认定，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稳定，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也不在更广的人文精神的领域去思考，我们的情绪就总是糟糕，心智也总是不成熟的。这第三本书，我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这个问题。 2021年是陀爷诞辰200周年纪念，我想起看了好多次都没能看下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这本书，还做了许多延伸阅读。从个人趣味上来说，我不喜欢陀爷。我想把我那种“不喜欢”说清楚。2022年是《尤利西斯》出版100周年，我想看一遍英文版。大多时候，我们通过译本来读外国小说，但语言的束缚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的多。这两次阅读都不容易，我把阅读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当然有分享的愿望，读书的乐趣和心得应该分享，读书的困惑也值得分享。 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打算，我是怕有一天我忘了。要是我不把我读过的这些书记下来，不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就会有点儿茫然。在午后，打开一本书，阳光变得柔和，像撒下一层金粉，将你笼罩在其中，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傍晚，这时你会有点儿茫然。到秋天，树叶落了，树冠上孤零零挂在几个柿子，你抬头看，发觉这一年又快过去了，你会有点儿茫然。到我这个年纪，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也会有点儿茫然，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的太久了。阅读如同一场游荡，我想留下点儿记录。 我记得有一本很薄的小说，《彼得·卡门青》，黑塞的作品，其中有一段，主人公早上去爬山，摘了一朵花，要送给女友。我读那本小说的时候，大概十六岁，后来没再读过，情节未必记得准确了，但当时阅读的心绪激荡，似乎还能记起来。那是1980年代，喜欢外国文艺，是一种风气。萨特啊加缪都是非常时髦的名字，我懵懵懂懂的看，知道了几个奇怪的词语——恶心，荒诞，他人即地狱。 我们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聚在一起看录像，某天晚上，我们看了《铁皮鼓》，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法兰克福有一个“德国电影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很多拉洋片的机器，展厅中央有一个柜子，其中的展品是电影《铁皮鼓》的道具，奥斯卡敲的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我看到那张鼓的时候，感觉它在我心里敲敲打打从未停息。 最开始的三十讲，我写的挺快，跟人开玩笑说，干脆写到一百篇吧。那时并不觉得有那么多话说，但感觉记忆丰沛，有很多题目会让我去读去写。2022年秋天的时候，真的写完了90篇。还差十篇就到一百了，我想暂时停在这里吧。 以上是第三段。 好了，就先说到这儿。

我今天要讲的是《飞越疯人院》。 1. 肯·克西，从小体格强壮，擅长摔跤，凭借体育奖学金进入俄勒冈大学学新闻，1959年到斯坦福大学学写作，他自愿参加了一个精神药理学的试验项目，在医院里服用致幻剂，留院观察，也算是参与了科学研究。1962年，他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出版。小说的叙述者是印第安人“酋长”布洛姆登，布洛姆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整天在医院里拿着个大扫帚，不言不语，装聋作哑。一开始他感觉周边有雾，连六英寸外都看不清，他将外面那个控制一切的系统称为“联合机构”，他被逼着吃药，然后开始讲麦克墨菲的故事。文学评论中有一个说法，叫“不可靠的叙事者”，布洛姆登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说，“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是真的。 这本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肯·克西写了两稿剧本，但很快就不干了。后来的编剧把布洛姆登的叙述视角改为全知的视角，小说及电影的名字都来自一个古老的美国民谣，“一只向东飞，一只向西飞，一只飞过了喜鹊窝。”不过，我们都接受了这个直接了当的译名，飞越疯人院。 2. 《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是按顺序拍摄的，除了出海捕鱼那场戏。影片开场是田野和山脉，一对汽车大灯穿过风景，麦克墨菲在两名执法人员的护送下抵达精神病院。他亲了警卫一口，他被带到院长办公室，跟院长谈话。俄勒冈精神病院的院长出演了自己，福尔曼喜欢用非职业演员，但他不给非职业演员看剧本，也不会让他们排练，尼科尔森和院长的对话场景拍了四条。院长在办公桌上管理着他的病人，他发出行政指令，精神病院转化为社会对其持不同意见者实施的复杂镇压的缩影。麦克墨菲来了，他想唤起病人残存的人性，他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他与拉切特护士的暴政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倒不是说麦克墨菲对他的病友有多少同情心，他只是为自己找乐子，不甘于被操纵，也不甘于看到别人被操纵，他想在心理层面上释放病人。 3. 我们的人生时间也被筹划，第一，时间被划分为连续性的片断，这些片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结束。第二，这些片断被安置于一个分析性的规划或序列之中，它们按照难度或复杂性的递增而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第三，每一个时间片断都以一次考核而告终，这一考核使管理者可以对每一个人加以区别、分等和归类。第四，在这种等级的排列之后，每一个人都将获得一个角色以及一系列的操练，这些操练与他们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相匹配。这是在讲解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听着有点儿费解是吧？如果你有孩子，你规定你的孩子每天只能看一小时动画片，只有到周末才能玩ipad，那你就是在规划他的时间。你还要跟他讲小升初，中考，高考，是多么严厉的考核。这就是规训。如果他不遵守时间表，对学习也没啥规划，那你就可能就要惩罚他。 在麦克墨菲所处的病房，六点半起床，七点进食堂，八点玩拼图游戏，是雷打不动的规定。麦克墨菲要更改时间表，要看电视，要看棒球比赛。但电视电源被切断了，病人围在电视机前，麦克墨菲面对空白的电视屏幕解说棒球比赛，那是特别精彩的一场戏。大护士在这群病人后面叫喊着纪律和秩序，说他们要受到惩罚。大护士怎么惩罚麦克墨菲？ 4. 这部电影2006年上映，是74岁老导演的谢幕之作，福尔曼在2018年去世，随后，布拉格帕里斯卡街上的一个小广场被命名为“福尔曼广场”，紧邻洲际酒店。 戈雅是艺术家，宗教裁判所是权力机构，你可以从《戈雅之灵》中看到艺术家和权力之间的冲突。 福尔曼说过，“艺术家天生就是叛逆者。就像《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墨菲，个人反抗机构的冲突，是一场无止境的冲突，一场本质的冲突。我们需要机构，我们用税款支付它来为我们服务。可反过来，我们总要供他们驱使。我认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人类最本质性的冲突。” （逐字稿节选）

1. 1975年1月，《飞越疯人院》剧组前往的俄勒冈州立医院，开始为期11周的拍摄。一到那里，医院院长就跟剧组说，让我们的病人给你们当群众演员吧，病人演电影，会是一种治疗。尼科尔森在深夜被引领着观看了电击治疗，他说，“我不会忘记凌晨四点在楼上戒备森严的病房看休克治疗的场景，他们让我看了三场治疗。那种氛围一下笼罩在我身上。” 就是在电影拍摄期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上课。每年1月初到3月底的每个星期三晚上5点45分到7点15分，是福柯的讲课时段。 福柯1975年的讲课稿，后来整理出版，题为《不正常的人》，1975年1月8日，他讲的是“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鉴定”，1月15日，他讲的是“疯癫与犯罪，邪恶与纯洁”，1月22日，他讲的是“三种不正常的人”。 2. 评论家说，人们对精神病患者、对精神病医院及医生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由电影来塑造的，在1935年至1990年间，有34部美国电影是以精神病院为主要场景的。 3. 爱德华·肖特在《精神病学历史》中有一小节，回顾了“反精神病学”运动，提到里面的几位关键人物和几本重要著作——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萨斯《精神病的神话》，戈夫曼的《收容院》等等。 4. 利伯曼医生看了很多关于精神病的电影，他在书中几乎列出了一个“精神病电影列表”。他说，好莱坞对精神病院充满敌意，其代表作是1948年的《蛇穴》和1975年的《飞越疯人院》，精神病院都被描绘成非常恐怖的地方，《沉默的羔羊》和《禁闭岛》即如此。2013年索德伯格导演的《副作用》把精神类药物描绘的很差劲，贪婪的医生被邪恶的医药公司操纵。《终结者2》中，言行怪异的人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愚蠢又冷酷，而不是一个有同情心有医学能力的地方。笔锋一转，利伯曼医生又赞扬了影视界——《美丽心灵》就不错，精神病医生帮助了纳什，他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国土安全》里的中情局探员凯丽，是在药物的帮助下维持了心智。《乌云背后的幸福线》更好，詹妮弗·劳伦斯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詹妮弗说，“如果你哮喘，你就吃哮喘药，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就吃糖尿病的药，但为什么你开始吃治疗大脑病变的药，你就被羞辱呢？” 5. 肯·克西写完《飞越疯人院》，后来老和金斯堡厮混。他对金斯堡说，“你不能把国家的状况归咎于总统，这总是诗人的错。你不能指望政客提出一个愿景，他们没有愿景。诗人必须想出这个愿景，诗人必须打开这个愿景，让它发光。” （逐字稿节选）

1. 1995年，有了“大片进口”制，每年引进十部美国电影。我们一帮年轻人，在东四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阿甘正传》，坐在第二排或者第三排，离银幕很近。看到动情处，都哭了，一个女生掏出一盒纸巾，传给我们，擦眼泪。那一年，我还看了《真实的谎言》。大概是1996年，我的朋友王峰，借给我两张VCD，是《勇敢的心》，他说，你看看吧，可好看了。 2. 像我这样被文字养大的人，看了电影，总想再看原著，所以托人从美国买到斯蒂芬·金的小说，那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四季奇谭》，500页，里面有四个故事，对应春夏秋冬四季。第一个故事就是《丽塔·海华丝和肖申克的救赎》。《四季奇谭》这本小说集是1982年出版的，导演莱纳买下其中一个故事“尸体”的改编权，拍了电影《伴我同行》，1986年上映后大获成功，莱纳有了本钱，成立了城堡岩娱乐公司。另一位青年导演达拉邦特买下了《肖申克的救赎》。老金很喜欢达拉邦特，说看他写的信，发现这个导演不是文盲，就把改编权卖给了他。1992年，《四季奇谭》出版十年，达拉邦特才动笔写这个剧本。 3. 1993年夏天，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市，来了一个剧组，他们要拍的电影名字很长，叫《丽塔·海华丝和肖申克的救赎》，城堡岩娱乐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主演是蒂姆·罗宾斯和摩根·弗里曼。这部电影的艺术指导叫泰伦斯·马什，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监狱。剧组一共考察了三个监狱，最后选定俄亥俄州感化院。这处灰色石灰岩的建筑，有100多年的历史，关过十几万个囚犯，1990年关闭。 4. 有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叫玛莎·纳斯鲍姆，写过一本书叫《善的脆弱性》，简单来说，善良美好的生活是要靠运气眷顾的，遭受厄运，人们就不那么容易践行美德了，但善与美德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你如何应对厄运，如何应对糟糕环境上。这本书主要是以古希腊悲剧作为分析对象的，那些文本离我们太远了。不过，玛莎在一个访谈中曾经说过比较简单的一段话，她说，成为一个好人就是要有对世界的开放性，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无常的事物，哪怕那些事物会让你在极端环境下被击打得粉碎，哪怕陷入这种环境并不是出于你的过错，你还要像一株植物一样，又美又脆弱，但生命力顽强地活着，而不能像一颗钻石，被打碎了就完蛋。 5.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里有两场戏最受欢迎，一是屋顶喝啤酒，二是播放莫扎特歌剧。播放莫扎特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达拉邦特说他写剧本的时候，正好在听《费加罗婚礼》，他抑制不住地想让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二重唱在影片中露面。音乐和图书馆是心灵自由的保障。 6. 如果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励志电影，那它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提高自己的技艺，有本事，你才能尽量避免受坏运气的摆布。二是，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关心动物，哪怕你处在绝望之中，也要相信希望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不死的。 （逐字稿节选）

【温馨提示】本讲涉及电影剧透，如剧中角色因杀老婆而犯罪入狱等背景介绍；为交代剧情部分台词涉及脏话和敏感字眼，可酌情选择收听环境。 1. 英国影评人 Mark Kermode，写过一本书解析《肖申克的救赎》，他说，播放莫扎特这段戏，是安迪在展现神迹，安迪就是耶稣，到监狱中给一众罪犯带来文化教养带来希望，给他们听音乐，病床上的病人就能翻身下地，这就是耶稣治病的神迹。再比如电影中修屋顶那段，十二个人对应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安迪给他们带来啤酒喝，坐在墙角，脸上带着神秘笑容，却说自己戒酒了，那神情实在像是在说，“我决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 安迪逃走后，海伍德在监狱里还在讲安迪有多神，这就是传播福音。 2. 我们来段正经的，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一段，中文版第1701页，写马吕斯是珂赛特结婚了—— 在新婚之夜的房门前，有一个微笑的天使站着，用一个手指按在唇边。 屋子的顶上肯定有微光在闪烁。屋里充满喜悦的光芒，一定会从墙头的石缝中透露出来，把黑暗微微划破。这个命中注定的圣洁的喜事，不可能不放射出一道神光到太空中去。爱情是融合男人和女人的卓越的熔炉，单一的人，三人一体，最后的人，凡人的三位一体由此产生。两个心灵和合的诞生，一定会感动幽灵。情人是教士，被夺走的处女感到惊恐。这种欢乐多少会传送到上帝那里。 删去一百字。 新婚夫妇在至高无上的销魂极乐时刻，认为没有他人在旁，如果侧耳倾听，他们就可以听见簌簌的纷乱的翅膀声。完美的幸福引来了天使共同的关怀。在这间黑暗的小寝室上面，有整个天空作为房顶。当两人的嘴唇，被爱情所纯化，为了创造而彼此接近时，在这个无法形容的接吻上空，辽阔而神秘的繁星，不会没有一阵震颤。 梁羽生写这段，就会写“他们进入了天地的大和谐”，雨果写的比梁羽生好。意思是一样的，两人上床，上达天庭，天使来围观，上帝都知道了。 我有点儿跑题了，但这个写监狱的、几乎全是男人戏的电影，为什么会让你看high了？为什么监狱中苦修与禁闭的生活，最终指向一种宗教体验的狂喜？ 3. 有一位熟悉艺术史的朋友给我讲解 ecstasy 这个词，她发给我一张照片，是罗马的圣玛利亚维多利亚教堂中的雕塑《圣特雷莎的狂喜》（L’Estasi di Santa Teresa），天使拿着一把箭，要插进圣徒的胸膛。圣特蕾莎一脸迷醉，就是性高潮的样子。她的传记里是这样说的——“我看见一位天使来到我的身边，天使似乎有火焰在燃烧。她手里拿了一只箭，箭的末端似乎有一团火。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可是痛苦中又含有着无比的快乐，当天使不断刺穿我的心脏时，我感到是如此的甜蜜，以至于我不希望自己摆脱痛苦。尘世间的快乐不会带给这种满足”。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revealed 一本影迷视角的书，讲述电影拍摄的台前幕后，特别讲到电影对曼斯菲尔德市的影响 ；the shawshank experience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感化院历史，第二部分分析电影，第三部分介绍肖申克外景地转化为旅游线路的故事；Mark Kermode 《肖申克的救赎》电影解析；肖申克的救赎小说及剧本 《名利场》相关报道

这可能是最长的一讲，我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写的是1959年11月14日夜里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霍尔科姆村的一起凶杀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上的赫伯特•克拉特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他从堪萨斯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就到这里务农，每天辛苦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有了自己的农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他的妻子邦妮给她生了四个孩子，大闺女嫁人了，二闺女马上要嫁人，不在家里住了，16岁的三闺女南希是模范学生，15岁的儿子凯尼恩也乖巧听话，但在1959年11月的那个夜晚，有两个凶手闯进了他的家，克拉特先生和他的妻子邦妮、女儿南希、儿子凯尼恩，四个人都被枪杀。 2. 《冷血》这本书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开头先描绘霍尔科姆村的乡村景象。卡波特自认文笔出色，对英语的韵律有特殊的敏感度。这是没错儿。《冷血》第一段，写 “这里的土地平坦，视野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匹、牛群还有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卡波特传记作者全文引述了这一段，传记作者说，《冷血》是一部发生在美国乡村的希腊悲剧，庄严悲悯。作品第一段就揭示了卡波特的雄心。 3. 《冷血》一书开头有几句题辞，来自一首法语诗，英译如下—— Men, our brothers, who live after us,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against us, For if you take pity on us poor wretches, God will be more merciful toward you. 粗略翻一下，“那些后来的兄弟们，不要对我们太硬心肠，如果你可怜一下我们这些不幸的人，上帝也会对你们更仁慈。” 4. 其实，这本书最大的虚构是在结尾。在两个罪犯上了绞刑之后，卡波特把笔锋一转，写杜威侦探和苏珊同学在克拉特家人的墓地偶遇，苏珊上了大学，学艺术，杜威的孩子也要上大学，他想，如果南希活着，也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大学生了。杜威跟苏珊告别，Then, starting home , he walked toward the trees , and under them , leaving behind him the big sky , the whisper of wind voices in the wind-bent wheat .最后一句话压着韵，这对卡波特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技巧，这段墓地相遇的结尾，与《草竖琴》的结尾非常像。我们看一下《草竖琴》的结尾，“我们静默着，惊异地从墓园山顶俯瞰下去，然后手挽手地下山，走进那片经过夏日炙烤，又被九月抛光的草地。干燥的草叶轻轻拂动，瀑布般的色彩倾泻而过；那一刻，我想让法官听到多莉告诉我的话，这是草竖琴，里面聚集了多少话音，讲着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们倾听。”

1. 一般来说，作家写一个小说，这个过程没太大意思，但卡波特写《冷血》的过程，居然被拍成了两部电影，一部就叫《卡波特》，另一部叫《声名狼藉》，都是2006年前后上映的，正是《冷血》出版五十周年的时候。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卡波特写《冷血》的故事。 2. 《纽约客》杂志有一个传统叫“事实核查”，记者外出采访，事实核查员事后会给采访对象打电话，询问采访对象，某月某日，你是否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等等。事实核查，可以杜绝记者编造新闻。1963年12月，卡波特又一次去堪萨斯探监。1964年10月，他再次回到堪萨斯，这一次他带着《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桑迪·坎贝尔。坎贝尔给杜威警探列出好几页问题清单，后来坎贝尔说，他跟《纽约客》多位作者合作过，卡波特是最精准的记录者。1964年的圣诞节前，卡波特出席纽约一个诗歌中心的朗诵活动，原本的安排是朗诵《在蒂芬妮进早餐》片段，但有传闻说，他会朗诵《冷血》片段，《新闻周刊》一位记者去了现场，果然听到了卡波特朗诵《冷血》。我们在电影《卡波特》中能看到这段朗诵会的场景。 3. 《冷血》出版之后，卡波特吹嘘此书每一个细节都来自扎实的采访。书中只有三个人使用了化名——佩里的姐姐，为了保证其生活不受影响，使用了化名；威利·杰伊，监狱牧师的书记员，佩里去堪萨斯城最想见到的知己，他出狱后有了正常的生活，也使用了化名。还有一位贝尔先生，他是一个肉类加工厂的经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公路上遇到佩里和迪克搭车，他让二人上车，佩里和迪克的计划是用石头砸死这位好心人，正当他们要动手的时候，贝尔先生又发现一位黑人也要搭车，于是他再次把车停下来。佩里保留着贝尔先生的名片，卡波特拿到名片之后，给贝尔打电话，专程去见了贝尔，贝尔认出了卡波特带来的两名罪犯的照片，他没想到自己差点儿被杀死，丢尸野外，按照公司规定，出差途中不许任何人搭便车，贝尔先生违反了公司规定。为了保护贝尔的隐私，他也用了化名。

1. 美国有一个女文青，叫莱斯莉•贾米森，写过一篇文章叫《同理心测试》。她当过一阵“医学演员”，扮演病人，按小时收费，每小时收入是13块5。所谓“医学演员”，正式称呼是“标准病人”，按照给定的病例标准来表演所患的疾病，比如让你表演哮喘、阑尾炎，你就要演出相应的症状。医学院给出的剧本有十页左右，指导你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表演病痛，剧本很细致，深入到角色的生活细节：父母的病史，你爱人的工作状况，你的生活习惯——喝多少酒，是不是在减肥等等。表演是给医学院的学生做测试用的，学生到考试的时候，要诊断三四个演员演的各种病例。15分钟“诊断”结束，学生离开诊室，“医学演员”会给学生的表现打分，首先是客观的核对清单，学生得到了哪些关键信息？漏掉了哪些？其次是主观感受，很重要的一项是——“他对我的境遇，是否怀有同理心”，学生要想拿到这个分数，不能只是出于礼貌的同情，他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同理心”。 2. 贾米森这篇散文收在同名文集中，翻译成中文后，书名叫《十一种心碎》。书中十一篇文章，写的都是同理心问题。其中有一篇，讲她在南美洲旅行时，被人在脸上打了一拳，要做整形手术。这一拳莫名其妙，但贾米森知道，这一拳来自南美洲人民对美国游客的愤怒。游客要知道，当地人是很讨厌我们的。知道自己被讨厌，也是一种共情能力。 文集中最后一篇文章叫《关于女性痛苦的共通性理论》，题目有点儿生硬，实际上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曾经有一项研究说，当一个男人因某种病痛就医时，会得到比女人更好的医疗服务。研究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女性在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感受时，相较于男性患者，往往得到较少的积极回应。女性的疼痛会被错认为源自“情绪”或者“精神”的问题。 3. 普拉斯的诗有很多都是在写女性的痛苦，我不太能明白她诗歌中那些破碎的身体意象，后来我对女性的共情能力稍稍提高了一些，才能更好的读懂她的诗，比如她有一首诗叫《死产》，一个诗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她写出的诗歌是一场死产吗？ 我们来读一下冯冬翻译的《死产》—— 这些诗无法存活：一个悲哀的诊断。 它们的脚趾和手指长得不错， 它们小小的前额凸出，聚精会神。 如果它们没能像人一样四处走动 那不是因为缺少母爱。 哦，我不明白它们到底怎么了！ 它们的形状、数目以及每部分都正确。 它们乖乖地坐在酸液里！ 它们笑啊，笑啊，笑啊，对着我笑。 肺部就是无法吸气，心脏无法跳动。 它们不是猪，甚至连鱼也不是， 尽管它们有猪和鱼的模样—— 它们是活的就好了，它们理应活着。 但它们却死了，它们的母亲因精神错乱也快了， 它们傻盯着，不谈论她。

1. 在《同理心测试》这本书中，莱斯莉·贾米森提到了一本书叫《一张脸的自传》，而后，我在另一位女作家的书中，又看到作者提及《一张脸的自传》，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出于好奇，我很快就找来《一张脸的自传》。这本书1994年出版，作者叫露西·格雷利，她1963年出生，9岁确诊，患有骨癌，经过手术及放疗，她治好了癌症，但因此毁容。她说，“正是这种痛苦——感觉丑陋——是我一生中的巨大悲剧。相比之下，我患癌症一事似乎无足轻重。” 她一生经历了38次手术，其中的5次是对付癌症的，剩下的33次都是对付她的脸。 2. 我们再来看莱斯莉·贾米森是怎么评价《一张脸的自传》的，她说，“露西告诉我们，她一次又一次想让自己再面对这张脸的时候感觉好一点儿，但却做不到。她告诉我们，她没办法赋予这样的丑陋任何意义，没办法让伤痛产生任何其他东西，她只能通过量化这些痛苦，量化旁人的关系来得到些许安慰。当露西去做这样一些忏悔时，伤痛确实更具意义了，它催生了一种坦诚。因此，她的书是美丽的。”顺便说一句，莱斯莉·贾米森的父母是大学教授，她自己长得很漂亮。 3. 安·帕切提能跟露西做多年的朋友，这不容易。好朋友去世不到两年，她就写出一本回忆录，在我看她实在太着急了，但这个题材不去写，又很可惜。我读这两本书，是在对露西和安做评判，我喜欢《一张脸的自传》，我对露西有更多的同情。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同理心鸿沟”，我们愿意区分谁是“自己人”和谁是“他人”，我们的共情能力愿意给“自己人”，不愿意给“他人”。我们也总有评判他人的冲动，我们说露西“自怜”，或者说安是在“蹭热点”，都是在评判他人。 我们不需要太强的共情能力，就能理解露西的痛苦。但我们需要更强一点儿的共情能力，才能想象露西和安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不论断他人，免得自己被人论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还是记住上一讲中莱斯莉·贾米森的话吧——同理心要求你始终意识到你所能了解的东西永远只是一个人的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1. 有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的奠基之作叫《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二章开头援引韦尔·米切尔医生的一句话——不能理解患病女性的男子，是不能真正理解女性的。 2. 科学家认为，同理心的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分工，因为女性需要养育和照料孩子，所以她们对非语言的行为和情绪更加敏感。照这样说，的确存在“女性痛苦的共通性”，女性更容易理解女性的痛苦。 3. 伍尔夫有一篇文章叫《论生病》，她说，就文学而言，疾病的一大弊端是语言的贫乏，如果让一个病人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痛，语言立刻会枯竭。这话说的没错。绘画给视觉留下的刺激更强烈。弗里达的《破碎的脊柱》是她1944年接受一次脊柱手术后完成的，画中的弗里达，上半身由束衣收拢，身上满是钉子，一根断裂的圆柱由腰间直抵下巴，背后是荒野上的裂谷。1946年，她又接受了一次脊柱骨接合手术，有两张画记录了这次手术，一张叫《希望之树》，画中是伤痕累累的背部，另一张画叫《小鹿》，一只公鹿，头部是弗里达的脸，身体上插满了箭。不需要任何艺术素养，就能感受到画面中弥漫的伤痛。 4. 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写过一个小说叫《糜骨之壤》，第二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多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患上睾丸素自闭症，它的症状是社会功能和社交能力的逐渐丧失以及思想塑造障碍。被这种疾病困扰的人通常会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在沉思中自我迷失。他们会对工具和机械更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只有二战和名人传记，尤其是那些政治家和恶棍的。他们阅读小说的能力几乎已完全丧失。” 5. 托卡尔丘克在《糜骨之壤》中还写过这样一段，“有这么些人，只要一看见他们，就会不自觉的嗓子紧，眼噙感动的泪水。他们似乎对我们曾经的纯真有着更多的记忆，好似他们是自然界的怪胎，尚未完全被堕落击败。”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温柔，我觉得男女都应该温柔一些。 6. 爱尔兰女作家希内德•格里森写的那本书叫《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其中有一首小诗，是她写给女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你的女孩本质，使那种不公平 成为一件持续存在的事——这个世界 当它倾斜和旋转——会把你推开 人们会根据你的外表 你的身材和脸蛋 以及你是否会掐灭和忍耐一些事情 来掂量你 …… 有人会对你说，振作起来，宝贝 对你说，喂，我在跟你说话 对你说，喂，自以为是的婊子 …… 预设你的四周都是好人 除非确实没有 若果真如此，你就做那个好人。

1. 这本书讲的是深海中那些能发光的生物体，一开头就是“个人体悟”，伊迪丝驾驶着一艘单人无缆潜水器，潜入大海深处，离海平面100米，忽然发现潜水器漏水了，海水渗入，伊迪丝面临危险。接下来伊迪丝一边讲生物发光的科学知识，一边回忆自己的求学和科研经历。 2. 《约伯记》中有一句话，“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麦尔维尔把这句话用在小说《白鲸》的结尾处，后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就是小说的主旨，小说作者就是来“报信”的，把自己的经验讲给别人听，这个经验应该是作者独有的。 3. 我看过一本“回忆录写作指南”，作者说： 回忆录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调，找到属于作者本人和他自身经历的言说方式。回忆录是一种简单朴素的文学形式，其中描述的事件可能比较单薄，而且杂乱，但如果作者的语调有魅力，它就能带动读者看下去，还能在读者的想象中，变出一个完全现实化的活人。语调不仅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可操作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作者对过往生活的审视，他最真实的心理冲突，都表现在他的语调上。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编辑会要求伊迪丝在《深海有光》中加入个人体悟，他要让伊迪丝找到自己的语调，读者接受了作者的语调，才会进入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 （逐字稿节选）

1. 大诗人艾略特，20岁时在哈佛念书，写诗，他从法国订购了三卷拉弗格诗集，1909年夏天，他借助一本法语词典读拉弗格的诗。后来他多次谈到那个夏天，“那是一次难以言传的个人启蒙”，“与一位已不在世的作家之间的深刻联系，是一种私密的亲近，这感觉可能瞬间就占据我们。对一个初次被这样的激情攫住的年轻写作者来说，他可能从此就改变了，甚至几个星期的光景就能发生蜕变，把他从一捆乱七八糟的二手情绪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他说拉弗格“敏于发现并精于钻研心智的每一种动态，以及与其确切对应的情感状态。” 2. 《情绪心智化》最有意思的章节，是作者分析了四个人的自传，分别是脱口秀演员莎拉·希尔弗曼的《尿床者》，特雷西·史密斯的《平凡之光》，导演伯格曼的《魔灯》和奥利弗·萨克斯医生的自传《钨舅舅》及《说故事的人》。《情绪心智化》分析上述四位写作者如何理解自己的情绪，也鼓励人们拿起笔表达自己的情绪。严格来说，上面这几部作品都是回忆录，而不是自传，不过，我们也不必在文体上这么较真儿。这一讲我先聊聊导演伯格曼和医生萨克斯的自传。 3. 我们年轻时读名人传记，总免不了把它当成一个励志故事，想从中学会怎么处理一些人生难题。但后来我们会发现，人生漫长，小时候有小时候的恐惧与焦虑，老了之后有年老的恐惧和焦虑。小萨克斯能用质数和元素周期表把自己从乱七八糟的情绪拯救出来，等他长大了，还是要接受五十年的心理治疗，还是要孤独的面对死亡。他的故事让我想起两句诗，一句是阿多尼斯说的，“童年是让你可以忍受暮年的那股力量”。另一句是路易斯•格吕克的诗，“我们曾向世界投向一瞥，那是在孩提时代。余下的尽是回忆。”

1. 古希腊的智者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在这三种上：喜悦、慎重和意愿。喜悦是内心理性的高扬，慎重是理性的回避，意愿是理性的实现。我有一位朋友去汕头大学出差，顺手拍了两张图书馆的照片发给我，图书馆的书架，做了很高的一块檐板，上面写着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沉思录》中的句子，“时时进行坚定的思考吧，如同一个罗马人，以及一个拥有质朴又完整的自尊，并且在做当下所做的事情时会带着正直、自由且友善的情绪的人那样。” 还有一段，“人们寻求隐退自身，他们隐居于乡村茅屋，山林海滨；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无论什么时候，你要退入自身你都可以这样做。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 2. 心理学家詹姆斯·彭斯尼克有一本书叫《书写的疗愈力量》，他的观点是，表达性书写可以强化免疫系统的活动，慢性疾病跟情感因素有关，书写能减少压力，改善睡眠，降低血压，减少应激激素的分泌，每次十五分钟，每周写四次，不管是哮喘还是类风湿关节炎，病人都会感觉好一些。彭斯尼克建议读者拿起笔来，先想想自己担心什么，一直放不下的愿望是什么，一直回避的问题是什么。不要担心拼写、语法或标点符号错误，也不需要修改，只要让你的情绪通过笔尖流淌出来。每天十五分钟，连续写上四天，这是一种让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情感生活的方法。 3. 那本《平凡之光》，很符合戈德堡的观点，找到那个僻静所在，以静默的方式出现。作者特雷西是个女诗人，在大学里学诗歌创作，老师把诗歌说得很神秘——诗歌是一种有觉知的事物，有自己的意愿，诗歌等着我们找到它，把它变成语言。诗歌引领你去向某处，可能和你的意愿背道而驰，你要屏蔽掉所有的噪音，才能听到诗歌在对你说什么。这说法很玄虚，却又相当准确。特雷西说，我的诗是由我的词汇写成，出自我的想法和观察，但是，当一首诗完成时，它的确说出了一些我以前不曾感知的东西。我努力地去倾听我正在写的诗要跟我说的是什么，即便我探究的是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自我，我也需要捕捉那些漂浮在外的语言，就像那些虔诚的人努力辨明上帝的意愿。

我以前说过，应该把弗洛伊德当成小说家来看待，今天我来详细讲讲这个事。 1. 多年之后，我才认识到，应该把弗洛伊德当成个小说家。拉美的一些小说家，会给一本不存在的书写书评，会写一本完全虚构的纳粹文学史，会把文艺理论写到小说里，那我也可以把弗洛伊德的作品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正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弗洛依德的。他把弗洛依德和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相提并论，说弗洛伊德是“他那个时代的蒙田，卓越的道德散文家”。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给弗洛伊德写过一本传记，他在书中说，“我们需要谨记，弗洛伊德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是伟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诸多作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的名字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我们需要把精神分析看作是叙事史的一部分，就像把它看作是医学史的一部分一样。”他说，“精神分析关注的是一个人非语言的体验，无论是难以表达清楚的，还是未能连贯表达的，无论是个体不会说的，还是不能说的。” 2. 法国的精神分析学者对拉康的博士论文没有太多的反应，倒是文艺界人士对拉康的论文给出很高的评价。画家达利约拉康见面，进行了一场特别严肃的谈话，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布勒东成为拉康的好友，毕加索也找拉康咨询。自恋、妄想、表象、疯癫，这都是艺术家喜欢处理的主题，自我，这更是艺术家和作家的命根子，所以，拉康在文艺理论中实在太有影响了。时至今日，高校里的学生依旧会用拉康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写毕业论文。曾经有一位外语学院的女生告诉我，她正在写的论文是用拉康理论分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但愿这位女生现在精神状态还稳定。

1. 2006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贾德·鲁本菲尔德，以少女杜拉的故事为原本，写了一个侦探小说叫《谋杀的解析》，讲的是1909年弗洛伊德访美期间，纽约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少女杜拉以及K先生K夫人变身为纽约富豪，其相互之间的矛盾，跟少女杜拉的故事基本相同。鲁本菲尔德早年间研究过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颇为得意的重新解释了哈姆雷特的台词和俄狄浦斯情结。但这本小说实在是不太好。 鲁本菲尔德教授在《谋杀的解析》里讲的是弗洛伊德1909年访问美国的故事，那次访问是弗洛伊德去克拉克大学发表演讲。以色列学者伊娃·易洛斯，写过一本书叫《拯救现代灵魂：心理咨询、情感与自助文化》，这本书写的就是心理咨询这个行当是怎么在美国兴起的。 2. 美国有了卡尔·罗杰斯和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美国文化中固有的自我观念捆绑在一起。罗杰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健康的，精神疾病和犯罪都是本性的扭曲。他的人本主义疗法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和一切生物一样，人也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是创造的倾向，二是亲社会倾向。心理咨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一个人顺着他的本性走，促进人的本性的现实化。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痛苦和烦恼，表层之下都有一个核心的追索，每个人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成为我自己？答案要从他们的内心去寻找。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置于自我模型的中心，他是在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潜能，唯有如此才算活出了真实的生命，那么绝大部分人都是“未实现”的。当自我实现与心理健康变成同义词时，也意味着一个拒绝实现自我潜能的人，就是一个“病人”。然而，一个人的需求、愿望、情感、价值观、目标和行为总随着年龄和经历而改变，那么就不可能确定自我实现的自我到底是什么。相反地，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归类为“自我挫败”、“神经质”或“不健康”。简而言之，我们总说健康说自我实现，其实就等于说，一个非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治疗。 3. 记者伊森·沃特斯写过一本书叫《像我们一样疯狂》，我们，US，也可以译成“像美国一样疯狂”。这本书写的是心理疾病，作者认为，人类的心理地貌正在扁平化。全世界的人对心灵的理解，都遵循美国心理医生的标准。书中观点，我没资格做判断，里面有一位科迈尔教授的故事挺有意思。 4.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自杀传统。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自杀。芥川龙之介有一篇绝笔之作《齿轮》，小说结尾处说，“有没有人能在我沉睡的时候帮个忙，把我静静地绞死。”川端康成有一句话，“凌晨四点的海棠花，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更是给厌世者带来安慰。如果你说芥川龙之介得的病是“神经衰弱”，后来出现幻觉幻听，是精神分裂症，太宰治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川端康成是抑郁症，他们都得吃药。我们设想一下，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还有川端康成坐成一排，医生给他们吃药，把他们都给治好了，顺手把日本文学也给毁了。 （逐字稿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