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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大家好，欢迎来到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联合主办的 “奔跑在数字时代” 征文大赛终审评委访谈特别节目。本次大赛分为虚构组和非虚构组，自3月24日至12月30日面向全社会开放征稿，详情及投稿方式可查看页面下方的链接。
为了让参赛者和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大赛，我们与特邀评委团的评委进行了对谈。在对谈中，评委老师们不仅从“道”的层面为大家解析了征文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也从“术”的层面，就写作本身可能遇到的困惑、难题，给大家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特邀评委团的评委都是来自文学界知名的批评家、作家和教授。除了对征文活动的内容和方向进行解析，他们还从自己的专业与兴趣出发，聊到了更广泛的话题，如北京与故乡、自我与世界、城市与生活、女性主义以及当下热门的ChatGPT等等。
不论您是参赛者、文学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相信这些对谈都将是与您有趣且不负时光的相遇。
本期嘉宾
杨庆祥
杨庆祥，1980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主编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曾获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鲁迅文学奖等。
针对本次征文，杨庆祥教授希望青年作家能够创作出具有“切身感”的作品，并且在作品中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边界”。早年，杨庆祥教授的《80后，怎么办？》一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现在，他认为每个时代的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但不同代际的人选择应对的方式各不相同。他认为，90后或更年轻的一代能够逃离二元对立的哲学，也因此会出现一批新的作品。他还表示，“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都是精神之源”。他认为，一个作者能够把身边的人写好了，就写出了全人类。
【本期Highlight】
我觉得90后能从二元对立的哲学里面逃出来
沈燕妮：您在15年的时候出版了《80后，怎么办》，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例，探讨了80后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您现在的身份已经从“学生”变成了“教授”，再重新回头去看那些困局的时候，您觉得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吗？
杨庆祥：那本书在不停地扩展，最开始的文章只有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到杂志上的时候就变成了三四万字，但是后来成书时将近十万字了。
沈燕妮：您那本书写的也是关于时代的故事，跟我们的征文主题其实是一样的，去切入自己的当下，写我们过的生活。
杨庆祥：那本书曾经有很多的争议，至少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
沈燕妮：当时大家在探讨什么呢？
杨庆祥：就是探讨80后的困境。因为80后的困境里面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困境。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当时也做了专题。因为80后是一个症候性的群体，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见证者。那时候面对很多人的质疑，我就特别强调困境不完全是物质意义上的，租不起房子，工资，钱，它们只是一个影子。最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精神困境，精神的成长——80后是否能真正地承担责任，是否能真正地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中国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这才是我当时要讨论的“难题”，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看，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代际的问题，可能90后、00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你怎么去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发展？
沈燕妮：现在您作为老师，身边有了很多90后、00后的学生，您觉得跟他们有什么是相通的？不同的地方又有哪些？
杨庆祥：相通的地方是，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20岁、30岁的时候都会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未来路往哪个方向走。所以1980年代曾经有个讨论就叫“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个讨论特别火——所以，讨论的这些问题都一样。不同的地方，是每一代人选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困境有时候都是差不多的，当然也有一些稍微的区别，但是不同代际的人，选择应对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出来，80后还是很想去努力地挣扎一下，还是想去努力地改变，我要多挣点钱，觉得还有机会——对，这是最重要的，认为还有机会窗口。而我接触的90后、00后，他们可能认为已经没有机会窗口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所以选择“躺平”。我觉得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消极的抵抗，而我们80后是积极地抵抗。
沈燕妮：这种倾向对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杨庆祥：有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作家，非常明显。你看50后的作家作品是什么样的状态，改天换地，斗争哲学。80后，很努力，我痛苦，但是我要说出来。90后，我明显感觉，像陈春成的作品，干了些什么？——逃逸，我不跟你玩这个了，我就躲起来，藏起来，完全没有这种跟世界争夺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很恬淡，漫不经心，然后不跟世界发生太多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对世界的态度。这个变化特别大，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明确的。我最早也是对陈春城非常肯定，因为我感觉出了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的倾向和对世界的态度。而像蔡崇达，还是很较劲的，他是81年的，我刚刚在广州跟他做了一个对话，谈的就是“命运”，他是很典型的80后。总之，90后作家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会出现一批新的作品。
沈燕妮：每一个代际的人所遇到的困境，都会被不同时代的作家所书写。您觉得当下的问题，在青年人的写作中有没有充分展现出来？
杨庆祥：我觉得展现得还蛮充分的，这种找不到出路，在历史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想朝历史和社会索取什么，然后你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就是最近这几年青年文学作品里呈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一直受困于二元对立的哲学，我觉得他们能从这里面逃出来，是特别好的，我个人是很赞赏和肯定的。
沈燕妮：你说的二元对立是指？
杨庆祥：个体跟世界的对立——我要找到自己在世界里面的位置，我要成就一番事业。50后是要成就一番伟业，我们80后至少是要成就一番小事业，但是到90后他们那里，就成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这样了。
我们总是去外面寻找资源，从来没想过在自己身上来找
沈燕妮：就像现在的文学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概念、现象，除了前几年的“非虚构”热，还有“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等等。作为全国最早系统写关于“新南方文学”评论文章的学者，这个概念的诞生，您觉得对当下的写作者提供了一种怎样的思路？
杨庆祥：是的，我已经写了四篇，叫“新南方写作四论”。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新北京作家群写作”，马上要在《北京文学》发出来。然后，《江南》的主编钟求是，就是去年跟我一起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今天中午刚刚联系我，问我最近在不在北京，要来跟我谈怎么来做这个“新浙派”。
什么意思呢？从杂志的角度看，他们是要有话题。但从我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学者的角度看，我是要用这些概念来瓦解中国当代写作的这种平面化和单一性。
沈燕妮：我们从时代一下聊到“新南方写作”，其实是想说，时代和地域，都是影响写作的大主题。
杨庆祥：我们90年代以来，因为经济的发展，“地域”被消灭了，我们不强调地域了，我们强调的是“大家都一样”。这件事情跟“数字时代”有紧密联系，因为信息便捷了，交通也很方便了，大家就觉得都一样了。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主题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但我想用“新南方”提醒的是，即使是数字时代，人们的生活的情状也是大不相同的，具体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就更不一样了。
沈燕妮：时代是有共性的，但是地域又给个人的生命以不同的形式。
杨庆祥：为什么“舌尖上的美食”那么火，就是因为它激活了我们这样一个关于地域的想象。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主流就是普通话写作。新南方则强调南方的方言写作，你看我们北京话写作，多少年没有了？
一个好的文学生态，它必须是一个大森林，什么都有，不能只有一样东西、一样产品，全民吃一样的食品，你不觉得难受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新南方”的初衷。瓦解的是单一性，重建的是丰富性。
沈燕妮：您说的这种重建丰富性，对于现在年轻的写作者，算不算是机遇？
杨庆祥：如果你连自己的身边的土地都不爱，如果你连自己的传统和历史都不了解，如果你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说，那你要写什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写作资源，我的很多学生或者很多写作者说，我没有资源，我找不到灵感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认识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都是精神之源，你自己的家族你了解多少？你自己的父母你了解多少？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你了解多少？我们其实不了解自己的生命故事。
比如说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对，大家那个年纪可能都谈了一场恋爱，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写作者——什么是写作者？就是你能够从谈恋爱里面看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你能把它写出来，你就成了。
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资源，我们的思维有问题，尤其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去外面寻找资源，从来没想过在自己身上来找。
“向内”是特别重要的，你的家、你住的小区，你身边的一个保安、一个大爷，都有大量的故事，你连“附近”都不了解，就想着了解全人类吗？你把你身边的人写好了，你就写出了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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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嚎叫》（2010）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