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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人们在持续的惩罚下会逐渐失去羞耻感，专注于生存而无暇顾及羞耻。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播客，我是你们的主播Mary。本期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籍——《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作者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犹太人。1943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作为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莱维的文字具有一种与其他受难者不同的特质，他秉持一种化学家的冷静与节制书写记忆。在本书中，他怀着幸存者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的绝然区分始终抱持怀疑，对道德的灰色地带与人性的缺陷进行反思，努力呈现了那个极端环境下错综复杂的真相与事实。
我印象最深的两个部分是记忆和成见。关于记忆，莱维回忆了对纳粹罪犯的采访过程。他们最常被问到的两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和“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虽然每个人的回答各有不同，带有各自的傲慢，但本质上却惊人地一致：“我这么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做得比我更无情，我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让我无法选择其他行为。即使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取代我的位置，甚至做得更过分。”
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往往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这些罪犯在说谎，他们的理由在巨大的痛苦和死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不相信这些人的辩解，认为他们是奸诈之徒。然而，这两个人都在采用纳粹军人典型的辩护方式，他们被灌输了绝对服从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被口号、仪式和游行冲昏了头脑。他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民族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还能期望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吗？我们是勤勉的执行者，正是因为我们的勤勉，我们得到了表扬和晋升。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因为这个国家不允许自主决策。他人认为我们做出了决定，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主决策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在阅读这一段时，我想起了人们为自己辩护的许多理由，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辩解，以及我听到的一些辩解，都与此有相似之处。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主动决策的能力，觉得自己是被动的、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对这些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选择权了吗？并非如此。作者提到，人们很难否认自己所忽略的特定事实，或者这样的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者我们内在由事实而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易变化的，即使是很小的压力，也可能导致答案的扭曲。
第二个部分是“成见”。作者提到，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系列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设法避免被捕？”作者指出，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提问看似简单，但对于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且极其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通过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在德国人眼中，甚至不如牛马。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服，他们的木屑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可信的藏匿地。即使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他们的同胞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冒着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数量庞大且极其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他们又能逃往何方？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的男女，不再拥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家园被德国政府没收。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也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或如何避免警察的追踪。
在反犹宣传的影响下，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视他们为人民的敌人。在整个希特勒统治期间，任何帮助犹太人的人都要遭受恐怖的惩罚。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
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来都严谨处事。在所有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会被视为所有知情人员的严重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其中一个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风险。在那套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实。一个奴隶的逃跑，尤其是属于劣等种族的奴隶，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破坏，因为每个犯人都误读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
任意一个犯人在点名时缺席或未到达，那么“世界末日”就会来临，整个集中营都会进入紧急状态。除了执行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伍也会介入，搜查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经济措施。逃亡者的同国际囚犯、朋友、室友都会遭遇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盟，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一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所有的囚犯，都会被要求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许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被找到活捉，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审判。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忍，是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虐、狠心的时刻。而这暴力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所以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残酷手段。
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会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在准备逃跑的阶段，往往就会被告发。后来作者提到，他回想起几年前在一个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互动，他被邀请为自己的书做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一个带着一丝嫌弃的小男孩，显然是班中的班长，向他提出了那个尖锐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这个问题与前面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一种基于刻板印象的提问。作者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原因，但那个小男孩并不相信他的话，并要求他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在同学们热切的目光下，他尽自己所能地画出了这张图。
那个小男孩研究了一会儿平面图，又问了作者几个问题，然后告诉他：“我已经制定了逃跑计划。晚上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你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
后来，他严肃地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再悲观绝望，就像我说的这么办，你会发现你一定能做到的。”这件小事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记录的现实与那些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神话故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者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些致命而不幸的趋势，即简化历史和刻板印象。
然而，他同时想要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对近代历史悲剧的认知，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拒绝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了一顿晚饭，似乎从那里逃跑就像逃出一个普通的监狱。
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越来越遥远，而弥合这种历史断层是每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尽管有过一些反抗，但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的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那么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的。或者说，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这些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去往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希望的大门。
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呢？尽管如此，集中营里还是有过一些反抗，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奇异的准备工作。这些行动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的全体囚犯遭受了纳粹的血腥报复。
最后，也是给我最大启发的一点是，作者强调了人们必须警惕事后之见和刻板印象。更广泛地说，人们需要避免一个普遍的错误，即用当代的视角和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事件。随着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增加，这种误解变得更加难以避免。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学的角色——它试图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中偶然性起着关键作用。历史并非必然，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尽管如此，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它能够从历史事件中提取关键因素，考虑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为我们提供对事件的多元解读和深刻见解。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识别相关因素？如何将它们组合起来？又如何解读它们？研究事件时，理论与其实例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能够自圆其说，但要应用理论，我们必须超越理论本身，评估其实用性和适用性，这种应用会因时代、地点和人的不同而变化。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在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那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受难的人们，我们这些未曾经历的人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尽可能以温和的态度提问，而非站在批判和审视的角度去质疑。质疑可能会让人显得聪明，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质疑者就是愚蠢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的理解和观点都有其局限性，而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这一点，并保持谦逊和开放的态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你能够在看见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看见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不过分苛责自己和他人，多一些谦逊与开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