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社会状态,从观念上颠覆了一直以来 “非我族类” 的身份认同。 虽然形式上当时的人还各自自称 大辽子民、大宋子民、西夏子民,但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概念在11世纪中叶找到了起源。
从华夏认同到中国认同,说明二元体系均认同文化认同 超越了 血缘、族群这类的认同。至此,历史观念里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日后面临殖民侵略时,可根据文化认同而团结在一起。
通过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发现两个重大问题,1.是兵源的战斗力出问题了。宋建立之初的禁军那种势如破竹的劲头没了。2. 战争后勤的补给不足,财政吃紧的很厉害。谁曾想30年前,宋仁宗他爹的时候,宋朝是何等的富庶。我们稍后来讲宋仁宗时期宋朝的财富是如何像流沙一样抓不住流走的。于是。战争一结束,宋仁宗就委任范仲淹根据战争总结复盘找问题,开展了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启了北宋改革的风气,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作为文臣更为人所熟知的就是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
在范仲淹使命感的影响下,他的学生 张载和王安石 不久也会登上舞台。张载更是喊出了比他老师更铿锵有力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初读起来,一是令他人振奋人心,二是令说话人自己有极大的满足。但如果以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听到这样的道德信条,肯定会说:“咦,打住,你这是在歌颂自己还是在神化自己?”。这就是我下面要引出来的,儒家这类激情口号的般往来不绝,体现了 宋代官僚体制下忽视现实社会的政治愿景迷茫。因为口号里看不到制度实现的路径,只是在说正确的却又做不到的话,然后对社会的苦难却只字不提。是不是我们,更明白了《道德经》里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