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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每个人的人格组成都极其复杂，或包含了各种多样的人格特征的元素，而不仅仅是一种。作为临床工作者，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人格类型的各个元素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对方，以及如何与他们进行工作，才得以使他们摆脱困境。
抑郁与哀伤的区别
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创伤或难以愈合的伤痛，这时个体表现为明显地缺乏动力、失去快感，或是植物神经紊乱（进食障碍或睡眠障碍等），弗洛伊德是首位将抑郁状态与正常的哀伤反应进行比较的学者；他观察到这两种状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抑郁症病人与哀伤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完全被剥夺或缺乏。哀伤，是一个情感体验的过程，往往体现为，感觉世界是贫乏无味的、空虚的；而对抑郁者来说，这种情形完全变成了针对自己的感觉。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渺小而无能、甚至卑鄙。他们自责到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且常常在众人面前贬低自己。他们不仅不对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产生异议，而且还将对自己的批判思维延伸到过去，并悲哀地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更好的。这种临床表现导致了失眠、紊乱及在心理上对所有基本生活愿望的极度压抑。
以下从精神分析动力学视角来看抑郁者的人格形成：驱力、防御（自我）、关系、自体
抑郁者的驱力
抑郁特质可以与遗传和创伤事件有关，伴随的情感、认知和躯体体验，将作为认知原型固着于早年记忆之中，并对大脑功能产生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可能会在个体下一代的身上重现，经过大脑复杂结构的处理，看似简单的遗传因素，演变成复杂的人类行为，例如我们常见的强迫性重复和创伤（Trauma）的代际传承。在抑郁状态下个体容易将负性情感投注到自己身上，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攻击（虐待）”或“转向内部的愤怒”。
抑郁者的防御和适应机制（自我）
自我攻击是抑郁者常用的防御机制，客体丧失带来的自我不完整感，使其通过吸纳丧失客体来填补自我，也包括同时吸纳对丧失客体坏的部分。攻击自我可以有效降低焦虑，尤其是与丧失客体的分离焦虑，将对丧失客体的排斥和愤怒转向自己，以保持客体的完好无损。
理想化也是抑郁者的一种重要防御机制。由于自尊感长期消耗殆尽，自然对他人的敬仰油然而生。这种理想化与自恋者的理想化有所不同，抑郁者的理想化关乎道德，而非地位或权势。
抑郁者的关系模式
探究早年丧失的体验在与抑郁者工作中非常常见，虽然有些经历的体验可能很难记起，或重新经验，但其可能更多的形成了内心深层的心理素材，会在类似情境下再次活现。如果家庭成员间的哀伤过程不足，或者哀伤是不被允许体验的，就有可能增加抑郁症状。这往往与忽视同时发生，比如，当孩子陷入困境时，家庭成员视而不见，或当儿童需要成人对他们的自我判断和道德评判进行指导时，家人却置若罔闻。
Erna Furman (1982)她指出：应该由婴儿选择何时从心理上断奶。只要条件允许，儿童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争取独立与祈盼依赖对于孩子都是必须的。而关键是如果孩子每当需要退行回依赖或“补充能量”的时候，父母会守护在旁，那么分离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这需要客体的人格足够成熟，得以使孩子顺利的走向分离-个体化。
有时候，个体本身就具有情感丰富的特质，这个时候，家庭成员如果将其视作病态或者其悲伤情感受到蔑视，那么情感敏感的价值就会被磨灭，孩子将会发展出强烈的抑郁情绪。
抑郁者的自体
抑郁者常常认为自己品质恶劣，为自己的贪婪、自私、好斗、和淫欲而感到懊悔不已，无法直视。但往往他们自述的自我贬低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他们过于背离现实的自我批评，同时又将好的部分投射给理想化的客体。抑郁往往离不开因缺乏机会哀伤生活中的丧失，所以只能归罪于自身导致了客体的离去。
治疗意义
抑郁者可能会期待在短程的治疗中获得短暂的症状缓解，但治疗停止后的症状可能又卷土重来，这可能会令他们潜意识地受到关系中断的二次创伤，从而使抑郁患者并不能长久地维持人际关系。因此如果治疗存在时间限制，那么治疗师应当尽量预先告知来访者:当丧失再次降临时或关系的中断，该如何应对。
抑郁者最需要的其实并非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是确保治疗师短暂的离开，终会回到他们身边。他们需要确定“自己对分离的愤怒表达”并不会影响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曾经有来访在我们最后一节结束访谈中提到，除了表达对我们工作中的收获以外，她还表示很感激，因我并没有为她提出分离而对她愤怒，而其正走在分离-个体化的路上，这一点对她的成长附有意义。只有切身体会过丧失和哀悼的过程，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抑郁者早年的体验中，常见的是当他们流露愤怒情绪会导致分离或者失去客体，这使他们认为，“对最需要的人发脾气有可能会破坏和对方的关系”，而实际上真情流露不仅不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更可能会增进亲密感。只有对真情流露做出病态反应时，表达负性情绪才会成为亲密关系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