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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林则徐和《澳门新闻纸》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禁烟，为掌握“夷情”，他派人搜集外国出版的报纸，聘用翻译人员，将有关鸦片贸易和外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等各方面消息和评论译成中文，抄送给广东督抚衙门参考。这种随译随送的手抄译报，被人们称为“澳门新闻纸”。
《澳门新闻纸》是中国最早的“译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纸，它只是内部传抄的新闻资料，并不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它具有新闻传播的性质，但更多的是一种情报的载体。
《澳门新闻纸》选择的外报主要有《广州周报》和《广州纪录报》，所收内容以禁烟和军事消息为重点。
林则徐的译报活动是国人办报的先声，当时一些外报称林则徐是“聪明人”。其后影响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具备创办近代报刊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林则徐还只是译报而不是办报。
2、王韬和《循环日报》（2023）
王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办报思想，为我国早期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办报的目的和意义。借办报立言，宣传变法自强。
二、报纸的功能和作用。信息上情下达、通内事外情。
三、新闻自由。王韬最早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
四、报纸的文风。应是直抒胸臆。
五、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知识广博、品德高尚。
3、《汇报》
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1874年由容闳创办于上海。内容分为文字和广告两部分，文字包括《京报》全录、辕门抄、上海新闻和中外新闻。该报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曾多次与外商办的《申报》和《字林沪报》进行笔战，并在消息和评论中涉及政事，遭到官府非议。创办一年后停刊，可见当时国人办报的艰难。因受清政府限制曾多次易名，后于1875年改名为《益报》，1875年停刊。
4、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一、《万国公报》
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报纸，对康有为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于他后来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沿用此名。康有为的《万国公报》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张报纸，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办于北京，同年11月强学会成立之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其机关报，主要宣传维新变法。该报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助，资金雄厚。
二、《中外纪闻》
前身是《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康有为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北京强学会成立后，《万国公报》成为该会机关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汪大燮主编。主要特点是刊登外文电讯译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中国应向西方学习。该报的出版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强学报》
1896年在上海创刊，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该报的出版是康有为南下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结果。曾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的主张，发表《开设报馆议》，阐释报纸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该报由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何树龄主编。政治色彩比《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更为浓厚，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明确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它不用大清年号而用孔子纪年，借以托古改制。
四、梁启超、汪康年与《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黄遵宪主持，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内容包括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译报等，此外还开设了言论栏目。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呼吁捍卫民族独立。《时务报》出版之后，数月之内，风行全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生花之笔，创下当时最高的发行量。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令读者大开眼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是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深受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五、时务文体
维新变法期间产生的一种新型报章文体，应维新派议论朝政、宣传变法的需要而产生的，起源于王韬，发展于梁启超《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梁启超概括其特点为，“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打破传统文体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文字浅显易懂，雅俗共赏；根据内容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外来词汇句式；慷慨激昂，富于煽动。以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为代表的时务文体，不仅在戊戌变法前后盛行，对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文章也有很大影响。
六、严复
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翻译家。曾赴英国留学、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系统阐述变法主张。1897年与他人合创《国闻报》，在其旬刊《国闻汇编》上刊登了《天演论》，在理论上推翻了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属于维新右派，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影响深远，被称作“近代中国开民智的一代宗师”。
5、从士到知识人的转变：报刊与议政
中国新闻传统的一大特点就是报业更倾向于论政，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实业报。自国人办报开始，报业就从未当做营生的手段，经过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办报高潮，报纸更是作为宣传政治主张的舆论工具，这一传统的表现在不同的时期或强或弱，但从未间断。
一、报纸政论传统的确立
文人论政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自国人办报开始，文人论政的传统就已经开始并不断发展延续。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作为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代表，《循环日报》一大特色就是每天于头版处刊登一篇政论文章，首创报刊政论文体，王韬也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借助报纸宣传其变法自强的主张，“办报立言”发展成为我国国人自办报刊的传统。
二、报刊政论时代的到来
19世纪90年代中期，维新变法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旋律的报刊成为报业的主流。维新派视报纸为开启民智、变法图强的主要途径，把报纸作为强有力的政治舆论工具，形成学会、学堂、报纸“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他们冲破了封建统治的言禁，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纸、报人的地位，开创了报章新文体一影响了一代文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便是文人论政报刊的代表，其中刊载的《变法通议》一文，系统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该报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三、报刊文人论政的发展与鼎盛
1905年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掀起了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革命派报刊宣传“三民主义”，主张为革命办报，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民报》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的论战，标志着我国文人论政的报刊传统进入鼎盛。这次论战始于1906年，持续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
1、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
2、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
3、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分地权。
4、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中国被瓜分。论战以《民报》获胜告终，革命派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也促进了革命派报纸的发展。
四、报刊政论的衰落
民初，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和摧残，大办官报，收买报纸和报人，暴力压制迫害异己报刊，镇压“二次革命”，制造了“癸丑报灾”，还颁布一系列苛刻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混乱，导致了报纸政论的衰退。
五、政论传统的恢复和发展
“五四”时期，自由讨论之风兴起，带来了政论的活跃和繁荣。1915年《新青年》创刊，成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青年》通过政论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每周评论》采用述评形式，夹叙夹议评论国家大事。这一时期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
六、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20年代后，国内革命战线导致政局不稳，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力度较弱，报刊的政论传统得以恢复发展。《大公报》代表着中国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人角色的转型过程，主笔张季鸾的政论文章以敢言、善言闻名，是对文人论政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是文人议政之代表。1941年新记《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奖章，彰显《大公报》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文人论政传统：对社会高度负责，对公共利益的维护。1926年张季鸾在《大公报》复刊号上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四不主义”的提出，是对中国新闻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借鉴。它实际上完整提出了“文人办报”的理论，并提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章报国”的理念。四不办报方针是士阶层价值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表述，体现了该报追求客观公正的价值取向。
七、从文人论政到文化治理
以1970年代台湾《大学杂志》为例，在其摸索前进和应对权力的挑战中，文章报国的文人论政传统已经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对民众生活的介入和参与，继而酝酿出文化治理的新观念。
八、新媒体语境下的文人论政再延续
微博中的实名加V使大V们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言论事”的秉性外，更加冕了一层名人的身份与荣耀，这会促使他们在微博上以更活跃的姿态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使得近代文人更加关注时务，他们以笔为武器，批判时政，书写了中国近代史光彩夺目的一页，中国文人从士到知识人的转变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