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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民初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颁布一系列法律、法令，确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原则，标志着自由新闻体制在中国的建成。这一自由新闻体制与封建文化专制制度是完全对立的，对于强化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促进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当政时间过短，无暇进一步完善这一自由新闻体制。
2、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建立封建独裁统治，袁世凯非常注意控制舆论，以便为其专制统治服务。袁世凯控制舆论的措施包括：
一、以暴力残酷镇压和迫害反袁报纸与报人，制造“癸丑报灾”
1913 年 1 月，因宋教仁的民主活动威胁到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派人将其刺杀。宋教仁被刺真相被报刊揭露后，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展开大扫荡。
到 1913 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从 1912 年初的 500 家锐减至 139 家，减少了约 2/3 。同时，大批报人受到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 24 人被杀，60 人被捕入狱，这段历史被称为“癸丑报灾” 。
二、制定法律，限制新闻自由
从1912年到1914年，袁世凯先后法令，不仅措辞含混，为当局任意摧残新闻出版物提供方便，而且其规定十分苛刻，处置极为严厉；
三、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
使用公款盘进了一些民间报纸，在这些报纸中，《亚细亚日报》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中言论最猖獗的一家；
四、收买报纸，以为己用
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统治期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政府津贴的报纸，总数在125家以上，此外，对于一些有影响的发行人、编辑记者，袁世凯还进行收买拉拢，要求为自己歌功颂德。
3、竖三民
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合称，均在上海创刊出版创办。因时间互相衔接，又都以“民”字打头被称为竖三民。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量揭露清政府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事实，其最大的特色在于重视图画，后被清政府查封之后，创办《民吁日报》该报风格和内容与前者一脉相承，因嘲讽伊藤之死，盛赞刺杀伊藤的爱国之士而被查封。此后，创办《民立报》宣传三民主义公开预言革命胜利的到来。相比前两份报纸《民立报》影响更甚，吸取了前两次被封的教训，采用了更为隐晦稳健的手法来宣传革命，但后来言辞日益尖锐激烈，对清政府朝廷的腐败的揭发不予余力，成为宣传革命的重镇，“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民初著名记者
黄远生
江西九江人。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记者生涯，其后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黄远生正式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成为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并成为民国初年三大名记者，其文章后被汇编为《远生遗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道通讯集。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著称，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的通讯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基本具备现代通讯的基本特点，在中国新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特点表现在：
一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注重时效和事实。除少量社会新闻外，大多是有关国家政局、外交、财政等方面内容，这些通讯真实地记录了民初的许多政治活动；
二是针砭时弊，愤世嫉俗，直面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三是善于捕捉细节，写人惟妙惟肖，写事幽隐毕现；善于用喜剧手法点染，庄谐并举；
四是写作方面，不拘一格，洒脱自如，夹叙夹议洞察入微。
邵飘萍
民国时期著名新闻记者，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者，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曾任《申报》通讯员，主编《汉民日报》，因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报纸被查封，邵飘萍被捕，后逃亡日本并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邵飘萍新闻触觉敏锐，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曾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1926年在北京被北洋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
林白水
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我国报界先驱，早年倾向革命。1912年起专注于办报，曾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等。文章夹叙夹议、文采飞扬、谈笑从容。评论文章感觉敏锐、见识精到；文风个性明显，能言人所不敢言。他的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对白话文的倡导与应用。著有《剑绮缘》、《林白水先生遗集》等。1926年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辛辣讽刺军阀张宗昌的得宠官僚潘复，后被张宗昌杀害。
胡政之
1907年，胡政之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上海《大共和报》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场誓师”等重大新闻。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1926年任新识《大公报》经理、成为报界名人。
张季鸾
近代新闻学家、政论家，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与于右任、李仪祉并称为“报界三杰”。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并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任孙中山秘书，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发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新闻专电。1911回国后担任《民立报》编辑，因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而被捕入狱。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而再次被捕入狱。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一起接办天津《大公报》，任主笔，名气大增。他在《大公报》复刊号上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他写评论文章注重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并且标榜公正性，在客观和敢言之间寻求平衡。他的三骂：一骂吴佩孚称霸、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的不学无术，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张季鸾既有中国士人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人的广博知识，是中国文人论政之代表。于右任为张季鸾留下精准恰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