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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电影终结论”是后电影时代最引人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其核心内涵是随着数字变革和新媒体的兴起，电影（包括 film、cinema、movie 三种形式）面临巨大的身份危机，关涉电影的本体、创作、产业与教育的方方面面；这场危机源于物质层面上胶片危机导致的电影“肉身”消逝（如柯达破产、胶片停产），在理论上体现为传统电影被视为本质特征的索引性的消失或减弱，以及电影在数字化、多样化、迁移化（DiMuMi）趋势下，与非电影的界限变得模糊；一些学者提出动画本体论，认为电影只是动画的一种特例或子类型，冲击了电影原有的文化地位；另有观点认为电影将在影像无限增生和拟真中，沦为自身的敌人而消失于超真实的影像世界。
“电影终结论”的发展历程并非始于数字时代，而是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如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曾认为电影“没有未来的发明”），且每一次技术转折（如声音、色彩、宽屏幕的出现）都引发了终结的论断；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则以电视遥控器的出现（1983年9月31日）为标志，宣告了传统电影的死亡。进入数字时代，“电影终结论”的讨论尤为迫切，促使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这场争论的主要影响是推动了学术界对电影身份的重新识别和捍卫：一部分学者，如弗朗西斯科·卡塞蒂，采取放宽电影定义的“话语策略”，接受电影的“再安置”（relocation）和不断转变的“电影经验”，试图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维系电影的同一性；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重铸电影哲学，通过现象学转向，重新辨析“人—电影”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否被打破来识别电影的本质，提出电影应被理解为一种基于具身视觉的动态影像文化，并拥有幽灵性场域的潜能。虽然传统胶片电影的主导形式正在消亡，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并没有终结，相反，它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催生了数据库电影、交互电影游戏、VR影像等新形式，并持续孵化着新的动态影像艺术，这些新的影像形态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电影的本质，并认识到电影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时间、技术和立场的改变而不断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