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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 信使之函——论孙甘露《千里江山图》革命与先锋的双重变奏
《小说评论》 李音
一、“这样走的话就是 3000 里地”
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上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当然还有阴谋与爱情，小说简洁精巧，节奏迅捷，谍战元素应有尽有。然而，这些都是规定动作。作为先锋中的先锋，梦幻中的梦幻，诗中的诗，作家孙甘露“潜伏”20 年之久，拿出了一本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才是本世纪以来文学界爆出的最大、最意外的“谍报”。必须拿出同等的谍战姿势才能解读这个文学事件。
借用著名宋画“千里江山图”命名的上海行动计划，其实只是这部小说的麦高芬（MacGuffin）。与创造了麦高芬技法的希区柯克电影一样，关于“千里江山图”，敌人不知道该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同志彼此不知道具体步骤，观众不关心其逻辑，但这不妨碍大家跟随着陈千里们在上海出没狂奔、斗智斗勇，起伏动荡着肾上腺。冷静分析，跳出“千里江山图”这个无时不在、大肆张扬的麦高芬设置，我们会发现，陈千里同志千里迢迢到上海领导的这项行动，其本质实际是信使，内容无非是邮递。这是一支邮差小分队，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准时传送出在自己这一环节的情报信息，以促成在最安全的时间、以最隐蔽的渠道将一件包裹——一位重要人物邮递出上海。为此，他们将信息写成密函，放在特制信箱或影院座椅；载于报纸广告，贴到电线杆上；画在墙上；夹在旗袍里、点心盒子中……你能想到的、期待的手段都用上了。
哦，除了信鸽。因为陈千里比信鸽还了解上海，比信鸽还准确。在他的周密计划或随机应变的行走路线中，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场、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南市老城区、法租界公董局、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肇嘉浜……凡小说涉及的上百处地名，每一个门洞，每一条弄堂，大概都能在地图上准确标示。一个出色的特工对城市空间要有立体建模的想象能力，还要恰切考虑各种人文地理细节，精密装饰行动的细节，诸如饮食或娱乐，计算影响交通的诸因素，比如涨潮，又或人潮。陈千里没有被强调天选智商，也没有被交代技能来源，其对城市肌理的熟稔似乎自然而然无须解释，如同本能。这是作家写作的无意识。
——成为作家之前，孙甘露是上海这座城市一名年青的邮递员。当邮递员孙甘露了解到 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共党史上这项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时，他的职业反应是，“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 1000 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 3000 里地。”这是中共党史的一段至暗时刻。这也是作为先锋派作家的孙甘露的艰难时刻。
“我开始写作，时间是 1973 年。不堪卒读。1979 年再次写作，仍然是不堪卒读。1980 年第三次开始写作，1986 年第四次……试问，我将再次在何处停下来。”这样的自传絮语让人分不清是孙甘露还是罗兰·巴特，一如他们同样擅长“用线性纪事而非线性叙事”为自己居住的城市赋予了深刻的难以取代的迷人声调。1986-1993 年，孙甘露以一些其实面目很难被归类为“小说”的写作，确认了其先锋派作家的典范地位，此后则主要是随笔写作。但《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呼吸》等这些小说叙事单元支离破碎，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即兴陈述的碎片，它们是纪事随笔《上海流水》没有书写的隐藏的梦呓，是“一如在雨中，在上海的雨夜，潮湿而迟缓的车流中，从延安路高架拐向外滩时，许多人都有的那种开朗的、左转向下俯冲时的一阵心悸。我听到爵士乐歌手的一声低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写作，包括《上海流水》，都是对上海抽象式的、片段的、恍惚迷离的描绘。即便小说《忆秦娥》以描写一个女人来展示一个城市秘密的艳史，随着女主人公“苏”的生命逝去，“随同那个年代，仆欧和买办摩肩接踵，大楼的色泽和最初的装潢，那潮湿寒冷的冬季，洋泾浜的英语、私人电台播送的肥皂广告、电影和剧社，有轨电车的铃声，轶事趣闻，全都变成了追忆的对象，而它的中心，就是苏的形象，激烈但是不为人所知，它是秘密的和私人的，深陷在遗忘之中，只是向我展放。”
尽管孙甘露被认为标志性地书写了上海，但就像“苏”的形象深陷在遗忘之中一样，“上海，这座梦幻之城，被植入了多少异族的思想和意念”，其历史也转眼化为无痕春梦，为魔法所撤走。“1990 年代以来的上海，在各种文字、影像和声音之间，幻化为一个纯净的世界之都”。那些关于上海的似是而非的浅薄描述，在孙甘露看来，不是简单的否认和拒绝，而是如同外滩之于上海——“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孙甘露对上海的书写，包括他自己，凝视和反思最深的是：“有时候，岁月提供给我们某种省略的法则，使我们得以跳跃若干晦暗的时代遗迹，连缀历史的碎片，那由镶嵌而形成的纹路，暗含着无意的遗忘和处心积虑的回避。”“就我而言，上海过去的一百年，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像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如同孙甘露描述自己的小说《呼吸》是“一个第三世界的，曾经是半殖民地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开放的，人民的，南方的故事”，上海这座城市既曾是半殖民地的、摩登的、颓废的，也是激进的、革命的风暴地。上海有重叠的交织的历史、融合的观念，甚至是抵抗与敌对。但是，“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更极端的看法是，甚至因为那个时代糟糕的文学而更快地被人遗忘。”因此，孙甘露不止一次——使用自己特有的语法和声调，追问，“怎样才能使上海的一切妥帖地进入我们的笔下？”“我将支出多少费用，搭乘怎样的交通工具，奔赴宇宙的市中心？”“怎样才会抵达你的内部，你的中心？”
《千里江山图》是一次意外的写作，确切地说，是一次意外的写作“转移”。“我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 20 年。当时我和一些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包括画家，在一起聊天，说起了绘画史的掌故。有历史上的、传说中的，也有关于上海的。里面有些内容，后来有写到这本书里去。那是很多年以前，但是具体要写什么，我没想清楚。”“大概在一年多前，正好出现一个契机，了解到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15]尽管促成这部小说写作的具体现实因素有很多，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上海”构成了各种灵感动机的连接点，哪怕抵抗与敌对的，或不相及的。也许孙甘露想要尝试借此连缀、补齐他有关上海的个人索引，想要上海的一切——那些被省略、跳跃过的妥帖地进入笔下。在孙甘露脑中徘徊 20 年之久的灵感，之所以“具体要写什么，我没想清楚”，也可能是因为与“千里江山图”最初相关的人和物，从宋画、王希孟到与孙甘露密切交往的艺术家徐累和孙良，他们一直、或过于属于《上海流水》的设置、氛围和某种音调。20 年的悬想，突然因为需要做一件，与以往不同的，“把时钟倒拨回那个时代”[16]的事情，而有了“及物”写作的必要和限制。写一部红色主题的小说，这当然是孙甘露不熟悉的语法。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思想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有时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其艰难的时时刻刻。
——于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在讲述原本是“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样让这段路“绕行”了3000 里。
二、“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
但孙甘露的绕行并不体现在给叙事做加法。与已有的红色主题写作不一样，他将复杂庞大的历史聚焦和缩减为中央特科和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一场谍战，以类型小说（而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作，以行动推动行动，并不着意快慢搭配叙事时间，也不太追求张弛有度的节奏，不粗放亦不拖沓。设定为一个月内要结束的事件，便不允许小说文本有其他主题的复杂展开，诸如以往决定此类小说品质的人物的个人遭遇、经历成长以及感情等，不仅不是小说的主题，而且被最大化省略，或者说移置为后景，仅通过穿插引述，像补充注释、背景信息一样被带出来。无论是先锋作家孙甘露的读者，还是传统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的读者，都多少会对这种叙事不适应，要么觉得这幅千里江山图太青绿太物质，笔法太不文人画，要么失落于对历史和世界的“深度”期待——因为移步换景的画法 / 叙事设置总体来说是均质的，是没有使用整体性的透视法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再现和阅读法。孙甘露“绕行”的三千里，依画卷来比附的话，着意点和见功力处在水不在山；以谍战类型小说来看，智力沸点不在人物行动、推理的翻转和缜密，孙甘露的文学谍战是：“所有这些人物仿佛都生活在公共生活里面，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秘密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刺激人的想象的。”——那些轻微晕染、点到即止，像简明注释一样被带出来，然而又不深描展开的人物背景和经历，那些被省略和遮掩掉的，实际上造就了他们的“激烈但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生活，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氤氲水气。
没错，《千里江山图》更新提升了谍战接头暗语的层级，暗语不再仅限于情报密函，也不仅仅是身份验证，而是通过细微的气质、隐含的线索，鉴定和识别人的精神地图。革命青年和具有革命潜力的读者，不仅要知道浙江大戏院贴着《海外鹃魂》海报；大光明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内山书店、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是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扆虹园是孙中山到过的；北京女师大这所学校意味这什么，还需要熟读小说《二月》，且知道鲁迅对它的评价；了解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还得能辨认出说“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的，是当时访问上海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是革命的暗语，也是文学暗语。替代革命同志龙冬身份的易君年，之所以获取凌汶的信任，让她重新和组织联系上，靠的是对《二月》的封面——一幅木刻版画的评论解读。
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这不是一次行动接头暗号。但这句话及其背后的木刻版画、鲁迅、小说《二月》，它们是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几乎就是在描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青年的思想写照、文学修养、道路转向和时代处境，他们风云际会、彷徨低徊、动荡不安然而又纵身时代、汇入人群、义无反顾。得以辨认出革命同志的这句话，孙甘露启用了先锋派作家的语法。就像邮递员曾是孙甘露的公共生活，而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意义上的游荡者或许才是他的秘密生活一样，《千里江山图》最终极的暗语是对接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城市青年——在整个二十世纪，这通常也意味着文学青年——的精神谱系。
音频来源：《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活动现场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北京电影家协会联合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