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宽，杭州九紫源AI创始人、总导演。 毕业于清华美院附中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 丁宽带领团队投入创作其第一部AI短剧《兴安岭诡事》，该剧在抖音获得超5800万播放量。《机甲局：钟馗》在腾讯视频全国AI短剧大赛中拿下“最佳AI短剧奖”。 演讲内容：《新时代的AI创作：技术与美学之间》 音频来源：短剧自习室 第三届短剧生态大会 延伸阅读： 如果你在优爱腾、抖音、B站、红果等平台，搜索最新上架的横屏作品，就会发现一部名叫《孤城照：惊变》的41集短剧。它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历史背景参照，融入变异怪兽、疫疾蔓延的架空设定，主演一栏写着：AI。 这是“中国首部AI古装惊悚短剧”。当一些AI视频团队还在研究如何让同一张人脸在不同镜头里保持一致时，丁宽已经开始给AI“讲戏”了。 在这部短剧里，他和15人团队需要向AI解释“何为隐忍的愤怒”“何为城破时的绝望”。这些人类演员靠本能和经验完成的表演，现在被拆解为算法能理解的参数。 这位毕业于清华美院附中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90后导演，去年用11集AI短剧《兴安岭诡事》在抖音拿下超5800万播放量，新作《机甲局：钟馗》刚刚在腾讯视频全国AI短剧大赛中拿下“最佳AI短剧奖”。由他执导的中国首部上星AI剧《中国传说：白蛇》，也即将登陆浙江卫视。 [image012.jpg] AI生成视频技术经历了怎样的迭代？AI做“真人剧”到底难在哪里？AI会取代演员和编剧吗？它的商业前景又如何？ 九千光年：您学美术出身，后来怎么转向研究AIGC技术并用于影视创作？ 丁宽：我自幼在北京长大，6岁时便拜师学艺，在艺术领域接受传统师承训练；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恰逢中国网络影视内容兴起，便开始投身网生内容的创作。 2019年，VR技术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当时我看了一部海外的VR作品，就感觉未来的影视娱乐形态会完全改变，可能是一种“AI+元宇宙+互动影游”的形态。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大量阅读国外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报告与论文，逐渐认识到AI将彻底重塑影视行业的生产方式。 到了2022年、2023年，随着海外文生图、文生视频工具逐步成熟，我着手研究怎么写英文提示词，研究不同AI大模型的“性格”，并尝试用AI制作短片。 2024年10月，我带着3名00后动画专业应届生，投入创作自己的第一部AI短剧《兴安岭诡事》，那时已经从北京来到杭州。 九千光年：为什么来杭州？ 丁宽：杭州是中国硅谷，聚集了丰富的AI产业链资源。无论是技术人才、算力基础，还是应用生态、行业氛围，这里都呈现出很强的吸引力。 九千光年：公司是自研底层模型，还是主要使用现有工具进行创作？ 丁宽：国内外的AI工具加起来不下几十种，我们结合国内外的大模型打造出自己的AIGC技术流，攻克了多项AI技术的世界难题。我们团队更像是“赛车手”，把市面上所有“赛车”的性能摸透，知道哪家的引擎强、哪家的悬挂好，然后组合使用。 无论是《孤城照：惊变》还是《机甲局：钟馗》《中国传说：白蛇》，实际上我们用AI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流”，有点像十八般兵器，针对不同项目，打出不同的“组合拳”。 九千光年：做AI类真人剧，和做AI漫剧相比，难点在哪里？ 丁宽：做AI漫剧要容易得多。角色面部光滑，表情动作简单，说话时只需张口闭口，也因此算力消耗小，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所以很多创业公司，早期都从动漫切入。 AI类真人剧，难就难在“拟真”。观众对“真人”的期待极高，有一点点不自然，就会陷入“恐怖谷效应”，让人感觉诡异。我们要模拟真实的皮肤质感、细腻的表情肌肉运动、精准的口型、符合物理规律的光影，还有复杂的镜头语言和剪辑叙事等。这需要巨大的算力和极其复杂的技术控制。 九千光年：来聊聊《孤城照》系列。听说是三部曲，您怎么会想到选择“古装惊悚”的类型作为突破点？ 丁宽：这源于我对中国影视市场现状的思考。中国影视商业化20多年后，似乎陷入了一个疲软期。类型极度匮乏，大多是披着各种外衣“谈恋爱”，古装谈恋爱、职场谈恋爱、医疗剧还是谈恋爱。男性观众早就被游戏抢走了，因为几乎没有给男性看的内容。 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有那么多奇闻异事、战争权谋、志怪传说，比如明朝“天启大爆炸”、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的疑似UFO事件，这些精彩的素材都没有被好好开发。 AI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特效和场景的制作成本，让我们有能力去尝试这些以前因成本过高而无法触及的类型。我们想用AI，为中国观众开拓一片类型“蓝海”。 九千光年：《孤城照：惊变》的制作周期和成本，和传统拍摄方式相比有多大差异？ 丁宽：从剧本策划到上线，用了8个月，核心团队10个人。如果按传统方式拍这种带大量特效的古装惊悚剧，从策划到上线两年算快的，团队动辄几百人，成本可能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而运用AI技术后，人力与特效成本得到了极大压缩。 业内有个共识：传统影视特效可能要占成本的5%-10%，这背后是几百人的特效公司。而我们内部就完成了这些工作，这是本质的区别。 《孤城照：惊变》上线不久，排名红果漫剧榜第一、优酷短剧榜第二，以及爱奇艺男频榜第一。 文戏表演上AI可能已优于90%流量演员 九千光年：在你们的创作流程中，AI目前主要参与哪些环节？ 丁宽：凡是需要“灵魂创作”的环节，目前都还是人工，比如剧本、导演构思、分镜设计、剪辑、配音、配乐。AI主要取代的是“剧组拍摄”这个执行生产环节。 九千光年：如何评价当前AI在表演与视觉呈现上的表现？ 丁宽：目前，AI在文戏表演上，可能已经优于90%的流量演员，但和戏骨级演员比还有差距。在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演绎上，它暂时还没法超越真人影视。视觉特效的呈现方面，AI的能力已远超传统实拍。 九千光年：目前AI影视创作普遍面临哪些技术性难点？ 丁宽：人物一致性、场景一致性、多主体一致性、镜头连贯性，以及角色之间的交互自然性。 九千光年：这些痛点你们都解决了吗？ 丁宽：我们公司打造的AIGC工作流中已经解决。如果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每一项的呈现效果与实拍相比仍略有差距，比如表演自然度、镜头连贯性、场景一致性等能达到真人剧组实拍的九成。不过对观众来说，整体观感已较为流畅，可能只有5%左右的细节会让人感到些许不自然，这属于可接受范围。许多观众在看完我们的片子后反馈，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AI违和感。 下一步的目标，是朝着100%的实拍质感逼近。但就像从90分提升到99分，这最后一段路往往更漫长，也需要更多的耐心与迭代。 九千光年：开发AI影视内容需要怎样的团队与人才？ 丁宽：做一部AI短片，硬件成本可能不高，难在人才稀缺。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传统生产线上的“螺丝钉”，而是具备多元创造力的“超级艺术家”。 他既要懂影视编导、美术、摄影、剪辑，又要精通十几甚至几十种AI工具，能把艺术想法精准地“翻译”给AI。培养这样的人成本很高。 我们现在团队总共15人，即将扩张到20人，工作模式和传统剧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设“抽卡师”，没有“AI视频生成师”这个工种，在我们这里，每一位核心成员都需要具备导演思维与综合执行能力。 我会像给传统剧组讲戏一样，先给大家讲清楚整部戏的调性、人物关系、视觉风格。然后每人领一集，从分镜、场景设计、角色控制到镜头衔接，全部自己搞定。他们不是执行者，是创作者。 [image031.jpg] 不同于剧组拍摄与动画的层层外包，九紫源AI的项目都由公司内部封闭完成。 九千光年：一个人如何兼顾这么多能力？ 丁宽：这正是当前行业最大的瓶颈所在。我们面试时并不过度局限于专业背景，有学艺术的，也有学计算机的。进来后，他们都要接受全方位训练：艺术强的补技术，技术强的补艺术。 男的懂“男频”套路，就去教女生；女生懂情感细腻的表达，就去教男生。我自己也是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习工作中。 九千光年：怎么看待外界认为AI创作主要依赖技术工具强大的观点？ 丁宽：在AI技术兴起的过程中，确实有不少人认为我们能够创作出作品，主要是依靠先进的技术工具。但其实从我们影视人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摄影师使用摄像机，没人会觉得是摄像机本身很强大，关键在于镜头后的人。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一种创作能力。 九千光年：目前AI短剧主要采用怎样的商业模式？像是《兴安岭诡事》的单集付费解锁？ 丁宽：目前商业模式和传统影视作品没有本质区别，依然是通过版权采购、点击分账、保底分成、IP授权及衍生开发等方式实现收益。它仍然是一部影视作品，只不过背后的制作流程由AIGC技术和AI团队支撑完成。 未来的核心壁垒 是艺术判断力和文化创造力 九千光年：您前面提到未来的影视行业会变成一种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形态。能否具体描述一下您眼中的“未来形态”？ 丁宽：我认为这会是一种究极体，虹吸了所有形态。它是影视和游戏之间的一种中间态，很可能依托于元宇宙这样的体系，通过类似比特币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其中的角色、服装、场景甚至剧情道具都可以成为NFT数字资产，并且能够随时被3D打印成实体。这或许会成为人类娱乐的“终极形态”之一。 支撑这种形态的内容生产，将不再是传统的影视拍摄或三维动画流程，而是完全基于AIGC的创作与制作方式。 九千光年：您的描述里似乎包含了这两年热门的科技与商业概念。 丁宽：是的，前两年很多人听到元宇宙、NFT这些词，可能会觉得像是一些被过度谈论的“未来概念”，甚至听起来有些虚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不是因为这些方向不对，而是因为它们跑得太快，所以快速泡沫化。但这些确实是未来，只不过它需要以一种全新的结合形态来出现。 九千光年：AI会取代演员和创作者吗？您怎么看技术平权和艺术门槛？ 丁宽：AI不会取代真正的创作者，但会重新定义创作。技术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平权，工具会越来越简单、便宜。这意味着“人人都是导演”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但正因为工具平权了，艺术门槛反而更重要。当大家都能用AI生成视频时，比拼的就是谁的审美更高、谁的故事更动人、谁的创意更独特。技术可以猛学一个月，但艺术修养、审美能力和讲故事的天赋，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未来的核心壁垒，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判断力和文化创造力。 九千光年：九紫源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丁宽：《中国传说：白蛇》近期将上线，我们下一部会从一两分钟的短剧，进阶到每集5-10分钟的中剧，同时开始制作AI网络电影。内容上，除了继续《孤城照》三部曲、《机甲局2》的创作，还拿到了一些知名IP的授权，即将进行开发。 更长远的，我们会推动“AI原生虚拟偶像”与“真人明星肖像授权”模式。未来是一个虚拟偶像的世界，我们将与艺人经纪公司战略合作，开拓“虚拟偶像”的运营与经纪业务，建立AI虚拟偶像+AI影视制作的全产业链，以及开设分公司来提高作品产能，并入局AI漫剧，AI互动影游等赛道，建立一个基于AIGC的完整娱乐商业版图。 另外，明星艺人可以授权自己的数字形象，由AI来完成表演。这能解决很多有流量但无演技，或有演技但档期冲突的问题。这一模式也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必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与舆论关注。 九千光年：有考虑AI内容出海吗？ 丁宽：我们可能很难用“谈恋爱”的故事去征服全球市场。但像机甲、科幻、灾难，怪兽这些类型，是世界百年影史验证过的“通用语言”。用AI技术我们可以低成本、高质量地制作这些类型片，然后注入中国文化的内核和故事。 比如我们刚刚拿了奖的《机甲局：钟馗》，就是“中国版环太平洋”。用世界通行的类型外壳，包装中国故事，是AI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路径。 [image027.jpg] 九千光年：您觉得AI给影视行业带来的质变什么时候会来？ 丁宽：我认为质变已经开始了。《兴安岭诡事》在一年前上线时，大家还在看热闹。现在《孤城照：惊变》上线，大家开始认真讨论它的类型、故事和完成度。 当AI制作的内容，不再以“猎奇”为主，而是开始承载严肃的类型探索和艺术表达时，质变就已经发生了。剩下的，就是沿着这条路，持续深耕，无限逼近那个我们想象中的未来。 九千光年：最后一个问题，您给自己的AI类真人作品打几分？ 丁宽：这问题太难了。如果非要打，可能就是“永远不及格”吧。因为每次做完回头看，都能看到无数可以优化的地方。AI技术半年一迭代，你今天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半年后可能就过时了。 但这就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你永远在追赶一个更完美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这次真的掌握在创作者自己手里了。 文章：橙柿互动 记者 童蔚

她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女摄影师，该奖项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3位女性获得过提名。 《罪人》的女摄影师奥图姆·杜拉德获得第9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获奖感言：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女性都站起来，因为我真心觉得：没有你们，我走不到这里。我真的这么觉得，这趟颁奖季我从所有女性身上感受到了很多爱，得以结识这么多人，如今这一刻的发生，我要感谢你们。” 罪人的剧情简介 双胞胎兄弟（迈克尔·B·乔丹 Michael B. Jordan 饰）试图摆脱不愉快的过往，回到家乡想重新开始，但却发现更为恐怖的邪恶势力正等待着他们的回归……

产品介绍 Seko行业首发创编一体的AI短视频创作Agent，根据用户输入的创意灵感，由大模型agent智能代理，完成从剧本创作、美术风格定位、配音配乐、分镜图绘制的成片全流程，支持用户自然语言提需，支持角色一致性控制，无需复杂的操作技巧实现大模型全流程代理。 商汤科技Seko Ai生态负责人张震 音频来源：短剧自习室 第三届短剧生态大会

马韬 中文在线战略部总经理 音频来源：短剧自习室 第三届短剧生态大会

白先勇 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他的小说被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在海内外拥有读者无数。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重新整理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并撰有父亲白崇禧及家族传记。 《台北人》 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由十四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一把青》是曹瑞原导演继《孽子》、《孤恋花》之后，和白老师合作的第三部作品。 原著小说只有一万多字，经由编剧黄世鸣改编，完成了全长近六十万字的剧本。后因节目长度限制及拍摄执行等考量，最后定案剧本调整为四十五万字。 《一把青》 白先勇 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那队飞行员颇受重视，职务也就格外繁忙。遇到紧要差使，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轸一起去。郭轸是他的得意门生，郭轸在四川灌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伟成就常对我说：郭轸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果然不出几年，郭轸便窜了上去，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 郭轸是空军的遗族。他父亲是伟成的同学，老早摔了机，母亲也跟着病殁了。在航校的时候，逢年过节，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伟成和我膝下无子，看着郭轸孤单，也常照顾他些。那时他还剃着青亮的头皮，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可是口角到底嫩稚，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仔。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南京的家来，冲着我倏地敬个军礼，叫我一声师娘时，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y-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沿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怎么了，小伙子？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我笑着向他说道。 “别的没什么，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郭轸说道。 “够讨老婆了！”我笑了起来。 “是呀，师娘，正在找呢。”郭轸也朝着我龇了牙齿笑道。 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走到哪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 —— 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可是郭轸从美国回来了年把，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事后我问起他，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玩玩罢了。” 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这次他认了真了。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儿。 “师娘，”他一股劲的对我说道，“你一定会喜欢她，我要带她来见你。师娘，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轸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心性极为高强，年纪轻，发迹早，不免有点自负。平常谈起来，他曾对我说，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儿，才肯结婚。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个个容貌不凡，他都没有中意，我私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才会使得郭轸如此动心。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却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那天郭轸带她来见我，在我家吃午饭。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倒是郭轸在一旁却着了忙，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直怂着她跟我聊天。 “她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郭轸到了后来急躁的指着朱青说道，“她跟我还有话说，见了人却成了哑巴。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也这么出不得众。” 郭轸的话说得暴躁了些，朱青扭过头去，羞得满面通红。 “算了，”我看着有点不过意，忙止住郭轸道，“朱小姐头一次来，自然有点拘泥，你不要去戳她。吃完饭还是你们两人去游玄武湖去罢，那儿的荷花开得正盛呢。” 郭轸是骑了他那辆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吃完饭，他们离开的时候，郭轸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帮着她系上她那块黑丝头巾，然后跳上车，轻快的发动了火，向我得意洋洋的挥了挥手，倏地一下，便把朱青带走了。朱青偎在郭轸身后，头上那块丝中吹得高高扬起。看着郭轸对朱青那副笑容，我知道他这次果然认了真了。 有一次，伟成回来，脸色沉得很难看，一进门便对我说道： “郭轸那小伙子越来越不像话！我倒没料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怎么了？”我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听见伟成说过郭轸一句难听的话。 “你还问得出呢！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个金陵女中的学生吗？我看他这个人谈恋爱谈昏了头！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也不管人家在上课，就去引逗那个女学生出来。这还不算，他在练机的时候，竟然飞到金陵中的上空，在那儿打转子，惹得那些女学生都从课室里伸头出来看热闹。人家校长告到我们总部来了，成个什么体统？一个飞行员这么轻狂，我要重重的处罚他！” 郭轸被记了过，革除了小队长的职务。当我见到郭轸时，他却对我解说道： “师娘，不是我故意犯规，惹老师生气，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师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她呢。朱青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就是有点怕生，不大会交际罢了。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她老子娘从重庆打电报来逼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和他们也闹翻了。她说她这一辈子跟定了我，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还没有着落呢。” “傻子，”我摇头叹道，没想到聪明人谈起恋爱来，也会变得这般糊涂，“既是这么痴，两人结婚算了。” “师娘，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要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主婚人呢。”郭轸满面光彩对我说道。 郭轸和朱青结婚以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郭轸有两个礼拜的婚假，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可是还没有去成，猛然间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临走的那天早上，才蒙蒙亮，郭轸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我正在升火替伟成煮泡饭。郭轸披着件军外套，头发蓬乱，两眼全是红丝，胡须也没剃，一把攥住我手，嗓子嘎哑，对我说道： “师娘，这次无论如何要拜托你老人家了——” “晓得了，”我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在，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啦。” “师娘——”郭轸还在唠叨，“朱青还不大懂事，我们空军里的许多规矩，她不甚明了，你要当她自己人，多多教导她才好。” “是了，”我笑道，“你师娘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什么还没见过？不知多少人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朱青又不笨，你等我来慢慢开导她。” 伟成和郭轸他们离去后，我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她。公家配给郭轸他们的宿舍是一幢小巧的木板平房。他们搬进去以前，郭轸特别找人粉刷油漆过一轮，挂上些新的门帘窗幔，相当起眼。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郭轸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她房里，我走进去她也没有听见。她歪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的哭泣着。她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新烫的头发揉乱了，发尾子枝桠般生硬的张着。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被她搓得全是皱纹。在她脸旁被面上，却浸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她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只叫出一声“师娘”，便只有哽咽的份儿了。朱青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我走过去替她抿了一下头发，绞了一把热手巾递给她。朱青接过手中，把脸捂住，重新又哭泣起来。房子外头不断的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我等朱青哭过了，才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头一次，乍然分离，总是这样的——今晚不要开伙，到我那儿吃夜饭，给我做个伴儿。” 伟成和郭轸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这个期间，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菜，有时我教她织毛衣，也有时我却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可是仍旧腼腆怯生，除掉我这儿，村子里别家她一概没有来往。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渐渐儿的，我也拣了一些告诉她听，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我对她说，“她们背后都经过了一番历练的呢。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她已经嫁了四次了。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对她也算周到了。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她先生原是她小叔，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的。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好久还叫不清楚呢。”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郭轸离开后，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天天守在村子里。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她说她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轸的消息，一天夜里，总部带信来说，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有一天多好停留，可能赶到南京来。朱青一早便跳出跳进，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下午我经过她门口，看见她穿了一身蓝布衣裤，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人又矮小，踮起脚还够不着，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似的……

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遇见我，你会发现你很难给我定位，不论是社会定位还是种族定位。我那时24岁。我的五官很日本。但与那个年代大多数你在英国碰见的日本男人不同，我长发及肩，还留着一对弯弯的悍匪式八字须。从我讲话的口音里，你唯一能够分辨出的就是：我是一个在英国南方长大的人，时而带着一抹懒洋洋的、已经过时的嬉皮士腔调。如果我们得以交谈，我们也许会讨论荷兰的全攻全守足球队，或者是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或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在伦敦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经历。如果你提起日本，问我关于日本文化的问题，你也许会在我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不耐烦——我会宣称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五岁那年离开日本起，就再未踏足那个国度——甚至都没有回去度过一个假。 那年秋天，我背着一个旅行包，带着一把吉他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来到了诺福克郡的巴克斯顿——一个英国小村庄，有着一座古老的水磨坊，四周是一片平坦的农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被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一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课程所录取，学时一年。那所大学就在10英里外，在主教座堂所在的诺威奇市，但我没有汽车，所以我去那里的唯一途径就是搭乘一趟只有早、中、晚三班的巴士。但我很快发现，这一点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我一般一周只需去学校两次。我在一栋小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房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妻子刚刚离他而去。无疑，于他而言，这栋房子充斥着破碎旧梦的幽灵——但也许他只是不想见我吧；总之，我经常一连数天都不见他的踪影。换句话说，在经历了那段疯狂的伦敦岁月后，我来到了这里，直面这超乎寻常的清幽与寂寞，而我正是要在这幽寂中将自己变成一个作家。 事实上，我的小房间确实很像经典的作家阁楼。天花板的坡度之陡简直要让人得幽闭恐惧症——尽管我踮起脚尖，就能透过一扇窗户看见大片的耕田无尽地延伸到远方。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桌面几乎被我的打字机和一盏台灯完全占满了。地板上没有床，只有一大块长方形的工业泡沫塑料，拜它所赐，我在睡梦中没少流汗，哪怕是在诺福克那些冰冷刺骨的夜晚。 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认真审读了我夏天完成的两个短篇小说，思忖着它们究竟够不够格，可不可以提交给我的新同学们。（据我所知，我们班级里有六个人，两周碰一次头。）我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写过多少值得一提的小说类作品，能够被研究生课程录取全凭一部被BBC退稿的广播剧。事实上，在此之前，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成为摇滚歌星的明确打算，我的文学志向是直到不久前才浮上心头的。我此刻审视的两个短篇是慌乱之中匆匆草就的，因为我那时刚刚得知自己被大学写作课程录取了。其中一篇写的是一个可怕的自杀契约，另一篇写的是苏格兰的街头斗殴——我在苏格兰做过一段时间的社工。这两篇写的都不好。于是我另开新篇，这次写一名少年毒死了自己的猫，背景同样设定在当今的英国。然后，一天晚上，在我呆在那个小房间里的第三或是第四周，我发现自己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紧迫的热情写起了日本——写起了长崎，我出生的那座城市——在二战最后的那些日子。 这件事，我需要指出，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出乎意料。今天，在当下盛行的文坛风气中，一位有多元文化背景，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作家几乎会本能地在创作中“寻根”。但那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我们距离“多元文化”在英国的大爆发还有几年光景。萨曼·拉什迪那时默默无闻，名下只有一部已经绝版的小说。那时你向别人问起当下最杰出的年轻英国作家，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至于老一辈的作家，则有艾丽丝·默多克、金斯利·艾米斯、威廉·戈尔丁、安东尼·伯吉斯、约翰·福尔斯。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这样的外国人只有极小众的读者，即便是阅读颇广的人也对他们的名字毫无印象。 当时的文坛风气就是这样。因此，当我完成了首个关于日本的短篇时，尽管我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心中却也不免随即升起了一层疑云，不知这场冒险究竟算不算是一种自我放纵——也不知我究竟是否应该赶快回到“正常”的题材轨道上来。我再三犹豫之后，才开始将这篇作品分发给大家看；直到今日，我依然深深地感激我的同学们，感激我的两位导师——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与安吉拉·卡特，感激小说家保罗·贝利——他是当年的大学驻校作家，感激他们对我这部作品坚定的鼓励。如果他们的反应不是那么正面的话，也许我就再也不会碰任何有关日本的题材了。但我是幸运的。 我回到房间里，开始写啊写。1979年到1980年的那整个冬天，连带着半个春天，除了班里的五位同学，村里的食品杂货店老板（我仰赖他的早餐麦片和羊腰子为生），还有我的女朋友洛娜（如今是我的太太）——她每两周就会在周末来看我一次——我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这样的生活有失平衡，但在那四五个月里，我的头一部长篇小说——《远山淡影》——完成了一半。这部作品同样设置在长崎，在原子弹落下后从核爆中走出的那些岁月。我记得，这段时期我也曾动过念头，想创作几篇不以日本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却发现自己对此很快意兴阑珊。 那几个月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从那以后，我经常回首往事，不断地问自己：我这是怎么啦？这股奇特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我的结论是，在我生命中的那一个节点，我忽然全身心于一项急切的“保存”工作。要解释这一点，我就得把时钟再往前拨。 1960年4月，也就是我五岁那年，我随父母同姐姐一道来到萨里郡的吉尔福德镇，这里位于伦敦以南三十英里的那片富裕的“股票经纪人聚居区”。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研究人员—— 一位前来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海洋学家。顺便提一句，他后来发明的机器成为了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永久藏品。 我们到来不久后拍摄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英国。男人们穿着V字领羊毛套衫，打着领带，汽车上依然有踏板，车后面挂着一个备胎。甲壳虫，性革命，学生抗议活动，“多元文化主义”全都即将到来，但很难想象我们全家初遇的那个英国对此有半点预感。碰见一个从法国或意大利来的外国人已经够了不得了——更别提从日本来的了。 我们家住在一条由12栋房子组成的死巷中，这里刚好是水泥道路的终点与乡村郊野的起点。从这里只需步行不到五分钟，就能来到一片当地的农场，还有成队的奶牛沿着田间小径来回跋涉。牛奶是靠马车配送上门的。我初来英国的那些日子里，有一道屡见不鲜的景观是我直到今日还清楚记得的，那就是刺猬——这些漂亮可爱，浑身是刺的夜行生灵那时在乡间到处都是；夜间，它们被车轮压扁，遗留在了晨露中，然后被干净利落地码在路边，等待着清洁工来收走。 我们所有的邻居那时都上教堂，我去找他们的孩子玩耍时，我注意到他们吃饭前都要说一句简短的祷词。 我进了主日学校，很快就加入了唱诗班；到我十岁时，我成为了吉尔福德的首位日裔唱诗班领唱。我上了本地的小学——我是学校里唯一的外国学生，或许也是该校有史以来的唯一一位——到我十一岁时，我开始坐火车去上邻镇的一所文法学校，每天早上都会和许许多多穿着细条纹西装，戴着圆顶礼帽，赶往伦敦的办公室上班的男人们共享一节车厢。 到了这时，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那个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孩子所应遵循的一切礼仪。去朋友家做客时，我知道一有成人进屋，我就要马上立正。我学会了在用餐时如果需要下桌，必须征得许可。作为街区里唯一的外国男孩，我在当地甚是出名，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其他孩子在遇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成年人有时会在大街上或是当地的小店里直呼我的名字。 当我回首那段经历，想起那时距离二战结束还不到二十年，而日本在那场大战中曾经是英国人的死敌时，我总是惊诧于这个平凡的英国社区竟以如此的开阔心胸与不假思索的宽宏大量接纳了我们一家。对于经历了二战，并在战后的余烬中建立起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崭新福利国家的那代英国人，我心中永远保留着一份温情、敬意与好奇，直至今日，而这份情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在那些年里的个人经历。 但与此同时，我在家中却又和我的日本父母一起过着另一种生活。家中，我面对的是另一套规矩，另一种要求，另一种语言。我父母最初的打算是，我们一年后就回日本，或者两年。事实上，我们在英国度过的头十一年里，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明年”回国。因此，我父母的心态一直都是把自己看作旅居者而非移民。他们经常会交换对于当地人那些奇风异俗的看法，全然不觉有任何效法的必要。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定我会回到日本开启我的成人生活，我们也一直努力维系我的日式教育。每个月，从日本都会寄来一个邮包，里面装着上个月的漫画、杂志与教育文摘，这一切我都如饥似渴地囫囵吞下。我十几岁时的某一天，忽然不再有日本来的邮包了——也许那是在我祖父去世之后——但我父母依然谈论着旧友、亲戚，还有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片段，这一切都继续向我稳定地传输着画面与印象。另外，我一直都储藏着我自己的记忆——储量惊人地大，细节惊人地清晰：我记得我的祖父母，记得我留在日本的那些我最喜爱的玩具，记得我们住过的那栋传统日居（直到今日我依然能在脑海里将它逐屋重构出来）、我的幼儿园、当地的有轨电车站、桥下那条凶猛的大狗，还有理发店里那把为小男孩特制的椅子，大镜子前面有一个汽车方向 盘。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随着我逐渐长大，远在我动过用文字创造虚构世界的念头之前，我就已经忙不迭地在脑海里构建一个细节丰富、栩栩如生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日本”，那是我某种意义上的归属所在，从那里我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感与自信感。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从未回过日本一次，但这一点反倒使得我对那个国度的想象更加鲜活，更加个人化。 而保存这一切的需求的也就由此而来。因为，到了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渐渐得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认识——尽管当时我从未清晰地将其付诸言语。我开始接受几个事实：也许“我的”日本并不与飞机能带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想吻合；也许我父母谈论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所记得的那种我幼年时的生活方式——已经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基本消失了；无论如何，存在于我头脑中的那个日本也许只是一个孩子用记忆、想象和猜测拼凑起来的情感构建物。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意识到，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的这个日本——这个伴随我长大的宝地——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不确定驱使我在诺福克的那间小屋里奋笔疾书的究竟是不是这样一种情感——“我的”日本既独一无二，又极端脆弱，因为那是某种无法通过外界得到印证的东西。我所做的就是用纸和笔记下那个世界独特的色彩、道德观念、礼仪规范，记下它的尊严、它的缺陷，以及我对它所思所想的一切，赶在它们从我的脑海中消逝以前。我的愿望是，在小说中重建我的日本，保护它免遭破坏；从此以后，我就可以指着一本书，说：“是的。那里就是我的日本。就在那里。” 三年半后，1983年春，洛娜和我身在伦敦，住在一栋高高窄窄的房子顶楼的两个房间里，这房子本身又建在城市最高点之一的一座小山上。那附近有一座电视信号塔，每当我们想要听唱片时，幽灵般的广播人声总是会时断时续地侵入我们的音箱。我们的客厅里没有沙发和扶手椅，只有放在地上的两个床垫，上面铺着软垫。房间里还有一张大桌子，白天我在上面写作，晚上我俩在上面吃饭。这居所不怎么奢华，但我们都很喜欢。前一年我刚出版了我的首部长篇小说，我还为一部电影短片写了剧本，短片很快就要在英国电视台播放了。 有一阵子，对于我的首部长篇我还是颇引以为豪的，但是到了那年春天，一种挠心般的不满感开始露头。问题出在这里：我的首部长篇和我的首个电视剧本太相似了。相似点不在于主题素材，而在于方法和风格。我越看这件事，就越觉得我的小说像是一个剧本——对白加上表演指导。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并无大碍，但我此刻的愿望是创作一部只能以书页传达的小说。如果我的小说带给人别人的体验与看电视大同小异，那么这样一部小说又有什么创作的必要呢？如果文字小说不能提供给读者某种独有的、其他媒介无法呈现的东西，那它又怎敢奢望能对抗电影和电视的力量呢？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病毒感染，卧床休息了几日。等到我捱过了病痛的高峰期，不再整天昏昏欲睡了，我发现被褥中折磨了我好一阵子的那件沉甸甸的东西居然是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当时的书名就是这么译的）。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 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吕少龙，剧点短剧联合创始人，灵矩动漫联合创始人。 音频来源：新腕儿漫剧大会现场

主持： 新腕儿主编张茹雅 嘉宾： 腾讯广告视听文娱行业华北负责人 钱文逸 麦芽传媒副总裁 冉旭 阅文集团漫剧业务部总经理 杨沾 点众短剧引入负责人 郭晓玲 花样年华影业/花次元漫剧创始人 陈七岁 九州文化总编辑 段鹏 音频来源：新腕儿漫剧大会现场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60年代移居、求学英国，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和布克奖评审，2006年入选皇家文学学会。 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来世》《海边》等。 刘勇（格非）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教学、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代表作有《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和《望春风》等，其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他的学术专著《小说叙事学》、《文学的邀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多次再版，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教学工作已逾30年，多次受到学校嘉奖。2017年，格非作为发起者和负责人，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致力于国际文学交流、国内作家工作坊以及校园文学创作指导等工作。开设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小说叙事研究课程。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60年代移居、求学英国，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和布克奖评审，2006年入选皇家文学学会。 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来世》《海边》等。 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写作 写作一直是令人愉悦的事。儿时求学之时， 在所有课程安排中，我最盼望的就是写作课的到来，我们可以写故事，或者老师觉得我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每到这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伏在桌面上，从记忆或想象中提取值得讲述的东西。在儿时的练笔过程中，从未有意去叙说什么特别的事， 去回忆某段印象深刻的经历，去表达某个深信不疑的观点，或者抒发内心的委屈。这些写作练习都是老师为提升我们的论说技巧而布置的，并不需要除了老师之外的读者。我写作， 是因为老师吩咐我去写作， 也因为自己乐在其中。 多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这个经历倒了过来，开始由我坐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看着学生们埋头写作。这让我想起戴 · 赫 · 劳伦斯的一首诗，题名为《学校里最好的时光}， 我现在从中引用几句: 我坐在教室的岸边，独自一人， 观察身穿夏日汗衫的男生们 低着圆圆的脑袋，忙碌地书写: 一个又一个，仰起脸来 望着我， 静静思索， 像在看着什么，却又没看见。 然后，又转回头去，带着劳作后的些许 欣喜和激动，又从我眼前转回头去， 已然找到自己想要的，取到势必要取得的。 我前面讲到的写作课， 这首诗再现的写作课， 正如后来发现的那样，都不是真正的写作。 它没有驱动力，没有指向性，没有经过反复的思索， 无休止的重组。 在年少时的练笔过程中，可以说， 我沿着直线写作， 没有多少犹疑， 没有多少修改， 无比单纯。 我读书同样有点随心所欲， 同样没有方向，那时并不清楚这些活动之间的关联有多么密切。 有时，不需要早起去学校时， 我会读书到深夜，直到我的父亲，大概是个失眠症患者，不得不来我的房间， 命令我把灯关掉。 即使你有那个胆量，也不能跟他说，他自己都还醒着，为什么要让你睡觉，因为这样和父亲说话是不合规矩的。 不管怎样， 父亲失着眠熬着夜， 却没有开灯， 生怕影响到 母亲，所以，他的关灯指令是有几分道理的。 后来的写作和阅读经历，与儿时的随兴所至相比，更有条理， 但不变的是我一直乐在其中，不用勉强自己。 尽管如此，这种愉悦的性质还是逐渐发生了变化。 直到移居英国之后， 我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国，对故乡的思念， 独在异乡的苦闷， 使我开始反思很多先前没有考虑过的事情。 在穷困而疏离的漫长日子里， 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写作。 有一点越来越清晰:有些事需要说出口，有些任务亟待完成，有些遗憾和冤屈亟待申诉以及检讨。 首先，我反思了自己匆忙逃离故士之时舍弃的种种。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混乱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 其中的是是非非都淹没在伴随一九六四年革命剧变而出现的暴行之下:关押、处决、放逐，还有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羞辱和压 迫。 我置身于这种局面，又只有青少年的头脑，不可能想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对将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直到移居英国后的头些年里， 我才开始有能力反思这些问题， 反省我们能够施诸彼此的伤害多么可憎可恨， 反观我们曾用以开解自己的谎言和假象。 我们的历史都是片面的，对很多暴行都保持了沉默。 我们的政治是种族化的， 直接导致了革命爆发后的各种迫害: 在孩子面前， 父亲被杀害;在母亲面前，女儿被侵犯。 移居英国后 的我虽然已远离这类事态，心里却不堪其扰，假如当时身处如今仍 然在承受其后果的人群中间， 或许还不至于如此难以抵御记忆的侵 袭。 但是，令我苦恼不己的，还有一些与这类事件无关的记忆: 父 母残忍地伤害自己的孩子，人们被社会教条或性别教条剥夺了充分 的言论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许贫穷和依附关系的存在。 这些 问题存在于所有人类的生活，并非我们独有，但我们不会始终把它 们放在心上， 除非情势要求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我想，对逃离 了创伤、远离了身后的种种、找到安居之所的人来说，这正是一大 心理负担。 最终， 我将这些反思的一部分付诸文字， 写得不是特别 有条理、有组织，只是为了稍微理清自己一些混乱模糊的思绪。 然而，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一种令人极度不安的现象正在发生。 一种相对简单的新历史正被构建出来，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改头 换面， 甚至直接抹杀， 或加以重构，以迎合当下认定的"事实"。这种相对简单的新历史是胜利者的必然杰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选择和建构自己的叙事。这种历史也适合那些事不关己的评论家、 学者， 甚至作家: 他们往往透过与自己世界观相吻合的框架来看 待我们，需要"种族解放"与"进步"之类的熟悉叙事。 我们有必要抵制这种历史，因为它罔顾那些见证更早时代的物品、建筑、各种成就，还有使生命得以可能的温情。多年以后， 我再次走在自幼生活的小镇的街道上，场所、风物和人无不是凋敝的景象; 老人们头发花白， 牙齿掉光， 害怕失去关于过往的记忆。 我们有必要尽力把那些记忆保存下来，用文字留住曾经的种 种，打捞出那些人们得以支撑自己生活、理解自己的诸多故事和 时刻。 此外，还有必要记录下自鸣得意的统治者们妄图从我们记 忆中清除的那些虐行和暴政。 我们有必要面对的还有一种历史理解;自从我离它的英国源头更近以后，它就变得更加清晰，比起在桑给巴尔接受殖民教育时，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这代人属于殖民主义的产儿，不同于我们的父辈，也不同于下一代人， 至少所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父母所珍视的东西我们已觉得疏远，或者说下一代人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我们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段正是宗主国拥有高度自信的时期， 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区域是这样，殖民控制的真面日被隐藏在各种委婉语之中，而我们也认同了这种诡诈的手法。我所指的时期是"去殖民化"运动声势浩大地蔓延整个地区，将我们关注的日光引向殖民统治造成 的破坏之前。我们的下一代人有着后殖民时代的失望，也有聊以 自慰的自欺假象，也许无法清楚或者足够深入地认识与殖民者的 相遇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腐败和滥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我来到英国之后，这些问题变得越发清晰，倒不是因为有人 在日常交谈或课堂交流中向我澄清过，而是因为我从某些途径更好地理解了像我这样的人的角色，包括: 英国人在写作和闲谈中讲述的某些关于自己的故事，电视和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笑话所引发的哄堂大笑，还有在商店、办公室或者巴士的日常接触中我 所面临的天然敌意。 面对这种冷遇，我无可奈何，但是随着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 有一种意愿变得日渐强烈，那就是通过写作来 反驳那些鄙视和贬低我们的人群所给出的自以为是的判断。 但是， 写作不应仅仅关于论战和申辩， 不管那多么引人振奋， 令人欣慰。写作并非关于某件事， 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 这种或那种关注:它所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 残暴、爱和软弱迟早都会成为它的对象。我相信写作还必须揭示:什么是与现实相反的可能性， 令硬而专横的眼睛无法捕捉到什么，身形看似矮小的人为何在别人的冷眼下仍能找到自信。 所以， 我发现 也有必要书写这些东西， 采用忠实的笔法， 丑行与美德都能出场， 人类个体摆脱简单化和刻板印象的限定。当此之际，某种美便会从中而生。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为脆弱与软弱，为残酷中的温情， 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善意的能力腾出空间。 恰因如此， 写作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中值得投入、令我流连忘返的部分。当然， 我的生活还有其他部分，但它们与此刻的话题无关。说起来有点奇妙， 我刚开始说到的那种年少时的乐趣数十年过后依然丝毫无减。 最后，我要向瑞典学院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感谢将如此重要的荣誉颁给我和我的作品。 非常感谢！

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拉斯洛穿越回自己的写作房间，讲述对科技时代和普通人命运的思考，又借由一个流浪汉被追逐的故事，引申出了对人类尊严、对反抗、对希望的全部想法。 郑周明编译 在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原本想与诸位谈谈“希望”。但由于我体内所有的“希望储备”已被彻底耗尽，我现在只能先来谈谈“天使”。 1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想着天使。即使现在，我仍在走动——不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眼睛：你们以为我站在这里对着麦克风讲话，但我不是，我实际上正在不停地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再从原点折回去，如此循环往复、来来回回。是的，我在想着天使。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们：这些是一种全新的天使，他们没有翅膀。 假设一下，如果他们背后真长着两只翅膀——而且若那两只巨大的翅膀沉沉地从外袍后伸展开来——那天上的裁缝在替他们做衣服时究竟要如何设计？又是什么不可知的神秘技艺在那间裁缝作坊里飘荡？翅膀当然是在身体之外，是那种“无形的身体”之外，那么他们要把那翅膀安放在哪里？ 可怜的波提切利、可怜的达·芬奇、可怜的米开朗琪罗、乔托、安杰利科修士！如今这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已随着旧天使一起蒸发殆尽。我谈论的是新的天使——我开始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踱步，你们现在才“看见”我站在麦克风前，作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当我开始尝试写作，在仅有四米宽的塔楼小室里摆出沉思姿态时，我的脑中已经出现了模糊的轮廓。这个塔楼房间并不浪漫，不是什么象牙塔，它是用最廉价的挪威云杉木板搭成的，位于一座单层木屋的右上角。之所以变成“塔楼”，只是因为我的土地处在山坡上，这间加建的小屋房间便像塔一样高高立起。原本我因书本不断逼近地盘，不得不在底层加建一间房，而山坡的倾斜使这扩建部分自然升高，上层压在下层之上，因此它成了塔楼。 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实际上是在塔楼小室里踱步——并不真的想谈论天使，尽管那些图像画面仍活在我们心里，由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天才们赐予我们。尽管那些温柔、崇高、令人动容的旧天使仍能触动我们无法相信的内心，但我不是想谈论旧天使。 如今只有新的天使 没有翅膀，也没有那甜蜜缠绕的斗篷。他们穿着普通的街头衣服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据某种模糊的暗示，他们的数量与旧天使一样多。 他们像旧天使一样，在我们生命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如果他们愿意被认出，其实很容易。他们仿佛以另一种节奏、另一种旋律踏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这些在尘土中挣扎、踉跄前行的人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来自“上天”。也许如今根本再没有“上天”这个地方——它可能连同旧天使一起退出了宇宙，把位置让给那永恒的“某处”，在那里只有“埃隆·马斯克们”创造出的疯狂世界来组织新的空间与时间。 此时你们看到的，是一个老人，讲着你们听不懂的语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台前。但实际上，他在一间无法被暖气加热的塔楼房间里，在挪威云杉木板之间踱步——也就是我本人。我此刻突然加快脚步，因为我意识到，要讲述这些新天使，我的步伐必须与思绪的速度一致。 就在我加快脚步的这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这些新天使不仅没有翅膀，他们也没有信息。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只穿着街头服装，如若他们愿意，可以完全不被认出来。但要是他们愿意被认出来，他们会走向某一个人，然后，突然，一瞬间，我们眼前的雾障被揭落，内心的尘土也随之脱落。 我们震惊地冒出一个念头：天哪，是天使。 然而……他们什么都不会给我们。他们身边没有飘着的字句，没有光，也没有低语进耳朵里的一句话。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已变得哑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寻求我们的目光、恳求我们回望他们。 因为他们要我们交给他们讯息。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讯息可给。过去，还有问题与回答，而现在既无问题，也无回答。 那么，这算什么遭遇？他们站在那里，我们也站在那里；他们无法从这沉默中得到什么，而我们更无法理解其意义。哑者对聋者，聋者对哑者——如何能有对话、理解？ 于是，此刻——允许我把自己也算进去——所有孤独、疲惫、悲伤而敏感的人，会突然意识到：这些新的天使，其实是“牺牲品”。 我迅速掏出“听诊器”——我总是随身携带——在塔室里踱着步，轻轻把听诊器的膜片贴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胸口。立刻，我听见命运的声音——你们的命运。我跨入某个命运，一种跳动令此刻，也令下一刻骤然改变，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时刻轰然降临——震惊与坍塌的时刻。 因为我的“听诊器”里听出了关于这些新天使的可怕故事：他们是“牺牲品”，不是为我们，而是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战争，自然中的战争、社会中的战争。战争不仅以武器、酷刑、毁灭的方式出现，但在另一端，只需一个恶言、一句不公，一次不体面、轻率、侮辱性的举动，一次对身体与灵魂的伤害。 因为他们在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承受这些，他们在残酷、卑鄙、玩世不恭面前毫无防御。他们的纯洁与无害无法抵挡人类的恶意。只要一次恶言，就足以让他们永远受伤。而我即便说上一万句，也挽救不了。 因为那些伤害根本不可能被修复 2 天使 谈论得已经够多了。让我们改谈人类的尊严吧。 人类——这惊人的生物——你是谁？ 你发明了车轮，发明了火，意识到合作是生存唯一的途径；你获得了惊人的智力，你的大脑庞大、沟回纵横，复杂无比，凭借它，你掌握了对这个世界的支配力，也因此得出许多后来被证明不真实但推动你进化的认识。 你发展、扩张、建立部落、社会、文明。你成功避免灭绝——虽然你也差点灭绝过。你站起来成为智人，制作石器并加以使用，发现火。后来因为一个细微之处——你的喉咙不像黑猩猩那样贴合——你得以产生语言，与大脑的语言中枢一同发展。 其后，你发明了文字，你掌握了哲学思考，把经验与宗教分开；你发明了时间；你发明了舟车，跨越地球的未知之地，掠夺能掠夺的一切；你意识到力量集中之价值；你绘出那些被认为无法触达的行星；不再把太阳当作神，把星辰视为命运；你发明并重新塑造了性别角色；你很晚但总算发现了爱情；你发明了情感、共情、知识习得的层级；最后，你进入太空，抛下鸟类，飞向月球，在那里迈出第一步；你发明了能将地球炸毁数次的武器；你发明了科学，其灵活性使得“明天”不断推翻今天仅能想象之物；你创造了艺术，从洞穴壁画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从原始节奏的黑暗魔法到巴赫 最终，你随着“历史进步”，突然完全开始相信一无所有；你借由自己发明的设备摧毁了想象力，你只剩短期记忆；你舍弃了对知识、美与道德良善这一高贵而共同的品质 别动，你还要去火星吗？不，别动，那里的泥沼会把你吞下 但你的进化之路，是如此壮丽、令人屏息。然而，很不幸，它无法再度重复 3 说了够多关于人类的尊严了。让我们改说“反抗”吧 我曾经试图在我的书《世界在前进》里触及这一点，但因为我对自己写得仍然不满意，我想再试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潮湿、闷热的下午，我在柏林，正在地铁下层的某个站台等车。和所有的地铁站台一样，站台在列车正确方向的起点处装有一个巨大的、带信号灯的镜子，部分用于帮助司机观察整列车厢，部分用于精确指示列车到站时车头应该停在的那一厘米不差的位置，以便乘客上下车。镜子当然是给司机看的，而红灯则标示列车必须停止的垂直点，当乘客上下完之后，这些灯会变成绿色，列车即可继续穿过隧道。 除此之外，镜子下方到隧道入口之间的地面上画着醒目的粗黄线，还有警示标牌提醒必须避免事故、遵守规则。黄线的意义是：即使站台在黄线后还延伸了几米，旅行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跨越这条线。黄线与隧道入口之间是一片严禁进入的区域，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踏入这片禁区。 我正等着从克罗伊茨贝格方向来的列车，突然我注意到：禁区里有人。 那是一个流浪汉。他的背因为疼痛而弯曲，脸也因痛苦略微侧向人群，像是在寻求同情似的，他正试图往铁轨上方的步道小便。从他那痛苦扭曲的样子可以看出，这个排尿对他来说极其折磨，他只能一滴一滴地排出。 当我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周围的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在我们眼前扰乱了这个下午。忽然间，几乎是触手可及的、普遍一致的意见在空气中成形：这是丑闻，必须立即结束。这名流浪汉必须离开，黄线所象征的规则必须恢复其效力。 本来，如果这流浪汉能顺利排完，重新回到我们之间，然后慢慢走上楼梯离开，也许不会有问题。但他没完，大概也无法完。而事情变得更加麻烦，是因为在对面站台突然出现了一名警察。他从那边高声喊叫，和流浪汉几乎是面对面，语气坚决地命令他立即停止。 这些车站为了安全是这样建造的：相对方向行驶的列车的两条铁轨之间有一个大概十米宽、近一米深的轨道。所以如果一位乘客想换方向，是绝不可能直接跳下轨道、走十米到对面站台的，他必须走到站台尽头，上楼梯、穿过上层走廊，再下来。直接穿越轨道不仅“更加禁止”，而且是致命的。我如此详细地描述，是因为那名愤怒的警察——保持着某种尊严，但也利用着他的权力与善意——也必须按照同样路线：跑到楼梯，上去，跨过走廊，再下来，才能到我们这一侧。 在他试图到达楼梯顶端之前，他已经喊了好几声，但流浪汉完全不理会他，仍然侧着脸朝向我们，用无法改变的痛苦目光看着我们，同时尿滴继续落在铁轨上，这对规则、秩序、法律和常识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警察甚至可以说：这人“装聋”，对他而言更是痛苦。 当然，流浪汉也把警察算在了心里。他知道凭自己的痛苦和虚弱，绝不可能在警察赶到之前结束排尿并逃走。因此，当他注意到警察在对面站台加快脚步，甚至开始奔跑，想赶到上方的走廊，再下来抓住他时，流浪汉用巨大的困难停止了排尿，朝我们的方向逃去，试图尽快到达最近的楼梯并消失。 这是恐怖的追逐。 我们站在站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完全安静了，因为一眼就能看出：这逃跑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流浪汉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他的腿和指挥双腿的大脑似乎都不再正常运作。他看着那边的警察每一米都艰难地推进着，而他自己这边，却只能靠可怕的努力，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双臂乱挥。警察看着两人之间那十米距离，那十米对他来说是折磨、是不公平的障碍。而对流浪汉来说，那十米却是延迟——一种毫无意义但真实存在的延迟，也许能给他带来一丝逃脱控诉的希望。 从警察的角度，他象征着法律，象征着所有人公认的善与正义；而对面那拒绝理性、违背规则的人，则象征着恶。是的，在这一刻，警察代表着“必然的善”，但也在这一刻，他束手无策。 就在我羞愧地看着这场“米与厘米”的不人道竞赛时，我忽然精神高度集中，而这种高度集中让那个瞬间凝固了。停在他们互相注意到对方的那一刻：善良的警察看到恶的流浪汉正在禁区里小便；而不幸的流浪汉也看到警察看到了他。 他们之间隔着十米。 警察抓紧了警棍，在奔跑的前一刻僵住了，他的肌肉绷紧，准备跳跃。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如果他直接跳过这十米会怎样？ 而另一边，受到十米“保护”的流浪汉则双倍无助地挥动着手臂、剧烈颤抖。 就在这里，我的注意力停止了，直到今天仍停在那里。我脑中始终停留着那个画面：愤怒的警察挥着警棍开始追赶流浪汉，那一刻，理所当然的“好人”奔向了衣衫褴褛的“恶人”，而且不仅仅是奔向恶，更是奔向恶本身。 在这一冻结的图景里，我直到今天仍能看到：远处站台上那个奔跑的人，每一步跨出一米；而在我们这一边，那个有罪的、呻吟、颤抖、无力、几乎因痛苦而瘫痪的人，每一步只能是一厘米。 是的，在这场竞赛里，善良——因为那十米的存在——永远追不上恶。 因为十米永远无法跨越。即便警察最终在列车进站时抓住他，在我眼中，那十米依然是永恒的、不可逾越的。我的注意力只感受到：善永远追不上挥动着的恶。善与恶之间，没有希望，一点也没有。 列车带着我驶离，而我脑中不断回荡着那颤抖与挥动的身影。突然，一个闪电般的问题穿过我的脑海：这个流浪汉——以及所有被排斥的人——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反抗？然后我挥去这个念头，因为我告诉自己：不，我想到的反抗是不同的。因为那种反抗，是针对整个整体的反抗。 女士们先生们，每一次反抗都是针对“整体”的。而现在，当我站在你们面前，当我在家乡那座塔楼里的脚步变得缓慢时，那趟地铁旅程又一次在我心中闪现。一站接一站亮起，我在隧道里穿行、却从未下车。从那天起我就一直乘坐着那列地铁，因为没有哪一站是我能下车的。 我只能看着车站一一滑过，我感觉自己已经思考过一切，也说尽了我对反抗、对人类尊严、对天使，甚至对于希望的全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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