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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至今我还能流利地背出当时我外婆家的弄堂地址大通路143弄4号。后来经伟华表姐提醒，那个弄堂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大成里”。
现在，应该是因为跟一个叫大统路的路名相似，大通路如今改成了大田路；原先的石库门弄堂以及周边的环境，也因为一些商业开发，早已经今非昔比了（前些年有一次还特地拐过去，想来一番故地重游的，但完全已经是没有一丁点那时候的痕迹了）。
当然，无论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心灵深处，却已然存有那个时代、那个弄堂房子近乎完整的记忆。
大通路，说是一条路，其实很短。它就介于（北面的）北京西路和（南边的）凤阳路之间。现在看地图，是南北向的，但我记忆里怎么总感觉是东西向的（可能是儿时记忆的某种偏差吧）
“大成里”就处在“大通路”（文中还是按记忆中的路名称之）偏北京西路一端、东面一侧（坐东向西方向）。面向弄堂正门靠左边，是另一个小弄塘（这个小弄堂里也有我一些儿时不是很好的记忆），那个小弄堂再过去，记得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药厂，好像叫“田丰药厂”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药厂的包装和仓储部分，因为记得它马路斜对面一条小路进去，就是它的生产制作工厂车间了，每天叮叮哐哐的很是热闹。
现在大致知道，所谓的“弄堂”，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对石库门房子的一种泛称吧。一般的石库门房子，靠街面的，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指的“石库门”，而走进弄堂，则还有另一番天地（尽管那个天地在如今看起来，尚不够宽泛）。
我外婆住的是4号房子，也就是说，还有5号、6号，好像一直到10号，当然也是有1号、2号和3号的。每一个号门里面，都是一套套完整的石库门建筑，一股脑地分别挤着好几家人家。我们住的，好像是4号房子的前客堂间，有两个10个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外间是外婆住的，里面一间还住着我的大姨妈一家6口呢（里面那间有个比较高的窗户，窗户外面就是弄堂的进口通道）。可能因为大姨妈家的人太多，地方太小，所以外婆住的那间，便成了准“公用”的了通常两个表哥和表姐，晚上都睡在外婆那间屋子里。
这么多人，怎么就能够睡在那么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呢？原来，那个时候时兴一种“叠叠床”，就像现在的双层床，但那种床很是简陋，就是用铁管子造的，一有人爬上去，就会吱吱作响；可是当时（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里，谁都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记得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睡的外婆和我谁一张大床（其实也不大，也就3尺的那种），两个表哥和两位表姐，分别睡那张“叠叠床”的上下铺，可能当时还都是孩子，两两睡着，也都还能对付。记得可能小表哥（“虫”，后面详述）因为是大姨妈特别宝贝，所以有时候是跟他爸妈一起睡的（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除了我妈妈和大姨妈，我外婆还有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舅舅）。当时大舅舅是在（甘肃）兰州“插队下乡”，逢年过节可能会回来一下；小舅舅当时一开始是在广州“参军”（好像是空军地勤兵之类的，反正不是飞行员）。两个舅舅经常分别回上海，一来的话，就跟外婆一起睡那张“大床”，外婆就会帮我支一张“帆布床”睡。
再后来小舅舅从广州复原回来，可能是“复员军人”被照顾，没多久就分配到了“住房”（就是6号门里的一个亭子间）；后来6号门里也发生了一些人性该有的“复杂”故事，这是后话。
2，帆布床的故事。
就先来说说那张“帆布床”。
说起那张“帆布床”，至今还很有些“心有余悸”。原来，那帆布床是一种结构比较特殊的床具。它是用一些木棍作支架，再串上帆布。睡时将两根木棍串上帆布的两头串口，木棍两头再套上相邻的木棍（有锲口），将中间的帆布绷紧，便是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了；不用时抽掉两头的木棍，拢起床具，帆布随木棍一起叠起来，体积缩小，往哪个旮旯里一杵，还真不占地方（看来，这也是这种床具在那个人均住房不足3平米的年代里十分“流行”和受欢迎的最大原由了吧）。
我的那段因睡帆布床而心有余悸的记忆，就来自在外婆家住的那段时期。
可能是因为那张帆布床年龄太大的缘故吧，那两根用来绷紧帆布的木棍的隼头和床上的那些契合木榫头的凹槽，都早已经磨损、显得越来越平滑，很难牢固地加以契合。有一次，我正熟睡当中（可能还做了个什么恶梦），只觉得胸口和嗓子眼憋闷得厉害，一下憋“醒”后，心里很“清楚”，但就是使不上劲儿让自己真正醒来。我虽出于熟睡中、但意识却很清醒，我是醒又醒不过来、叫也叫不出声，真是恐惧到了极点，怕因此就一口气憋死过去了。于是，我在昏睡中一直使劲地用力挣扎着，好像内心在说，你得醒过来，不醒你就会彻底憋过去的！
后来不知怎的，就一下子醒了过来，深深地换了一口气。醒来后我觉得自己的头往后仰得厉害，原来是帆布床一头的木棍送掉了，帆布因此垂落了下去，难怪我的头朝后“仰”得这么厉害，当然无法正常地呼吸了！
后来，这样的情形，又重复出现过不止一两次，我那一段时间里真是害怕到了极点，天天晚上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睡觉但是，也许是因为害怕，我从没有向外婆提起过这个事情。
3，弄堂口的清晨。
既然是弄堂房子，那弄堂口就是演绎那个生活状态的一个绝妙的窗口了。
前面提起过，外婆家的那个弄堂（大成里），一边就是北京西路，另外一边是凤阳路，其实很短的，大概也就400多米的样子。当时的那一段路，也还算是条柏油小马路，平日里也有些机动车经过但是那时候汽车是很少的，偶尔会有一两部上海牌小轿车之类的经过，都会引起路边人们的注目礼；但是，这么小的马路，公交车是不通行的。因此，也使得这条马路的两侧，一溜的界面房子住家比如大成里印象中就是1号到3号那几幢，在弄堂里面有入口，在面向马路的那头，也各自会有一个门口可进入。
外婆家的弄堂口，可真是个热闹的所在啊！
清晨，天还没大亮呢，一声声“倒马桶！马桶拎出来！”的吆喝声便传了开来。因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抽水马桶），家家户户那些“出口问题”的解决，可都仰仗着藏匿在每家角落里的那只斑驳不堪的马桶哩。于是，每天，便会有“倒马桶的”（如今应该尊称“环卫工人”才是）推着盛装马桶污物的推车（后来也有用上黄鱼车的），一条条弄堂地吆喝过去、倒过去。而那倒马桶的车一走，整个弄堂都会被人们用马桶哗腺（一种用竹子扎成的“刷子”）淘洗马桶的声音所包围“唰唰唰”、“唰唰唰”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紧接着，弄堂里走进走出的，都是些到附近饮食店买早点心的人，大多买了油条的人，用一根筷子串着，跑去各自家里。
一直等到那些小朋友们都去了学校，大人们都去了单位上班，弄堂口便顿时清静了下来。等到要再重新热闹起来，就是傍晚那些小家伙放学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放了学的小朋友都往家里一钻的（不是做功课，就是看电视）；那时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放了学，弄堂口就是集聚地，不用约定，都形成了习惯。
在弄堂口干嘛哪？“聚众”玩呗。
玩什么呢？那就多了去了。拿我自己来说，在外婆家上了两年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后来初中一年级的两个学期好像又回过来这里上的），从来都不曾记得一放学就在家里做功课的，都是在弄堂口玩。再加上我的表哥只大我一岁，而且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正好是个“皮大王”，在弄堂里（拿今天的话说）还挺有人气的。于是我就整天价跟在他屁股后面跑进跑出的。
我们玩什么？男孩子“文雅”一些的，像刮刮“刮片”、拉拉“叉铃”（空竹）、钉钉铜（块）、猜猜电影票（票价）、拉拉树叶子（比谁的树叶的茎不易断）、刮刮香烟牌子，还有就是调调年历片和邮票什么的；有时也跟女孩子一样，造造“房子”来着……
如果是玩稍微疯一点、野一点的，那就是像“斗鸡”啊、“双脚不落地”，还有像“跳鞍马”，还有滚铁圈，当然，还有打“弹子”（一种玻璃珠子）也是当时很流行的游戏。
当然，那时候，也有在家里“安静”玩的时候。当时有一种今天看来很有益的活动，就是刻花样，现在叫剪纸，不过现在的剪纸都是电脑和数码所为，那时候的“花样”，可都是我们纯手工用刻刀（其实就是那种削铅笔的方刀片）一道一道刻出来的。
那刻的“花样”，参照物哪来呢？一种是初始“原创”的，就是看中某张“小书”（连环画）里的画面了，撕下来，然后倚着画面上的细小线条，一刀、一刀地刻。刻的时候也要动脑子，就是那画上的线条都得设法给连起来，否则就无法完整地体现要刻的画面了。
另一种“二手”的，就是拿“原创”的花样做底子，放在一张白纸下面，用铅笔斜着涂抹，这样，下面花样的线条就映在白纸上了，然后再在印了花样的纸上刻。所以，那时候也有“印花样”一说。
记得那个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最酷、也是最流行的花样，就是斯大林的头像。因为斯大林的形象比较硬朗，尤其是那胡子，很好刻、有很能体现斯大林的特征。
“闷”在家里玩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在家里做好的铅丝枪，拿出来玩。这铅丝枪，顾名思义，就是用老虎钳（其实就是钢丝钳）把铅丝拗成各种枪的形状，然后再用铜丝在外面裹上一层作表面。这种铅丝枪做得可大可小，大一些的就是直接拿在手上当“真枪”玩，小一些的，做得更精细，就是准备“收藏”起来的，无聊的时候、或者有其他小孩来家里玩，就会拿出来欣赏、把玩和显摆。
现在想来，那时的孩子，还真的聪明拗出来的铅丝枪，真是形神兼备，像极了！
4，做砖头和画毛主席像
一到星期天（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双休日，只休星期天一天），弄堂口可就更热闹了。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聚拢到弄堂口来，煞是令人兴奋的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因为各家人家的屋子面积和空间太小的缘故吧，反而促成了人情的凝聚。
记得有一两年里，正是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到处都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标语。弄堂口还摆上了造砖头的夹子那不夹子长方形，把湿泥装进去以后，用大木槌敲严实了，再用一根细铅丝在上面一拉（lá），然后把木夹子两头松开，一块死角方方的泥砖雏形就出现了。那些泥砖都整齐地码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应该淋不着雨吧），等积累到一定数量了，再由专人专车（其实也就是黄鱼车吧），把湿泥砖运到据说是烧窑的地方，烧成红砖（据说如果淬一下火，就成了青砖了，具体不详）。那些砖头在那种年代里，可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烙印来着，据说大多被用来造防空洞了。
说起防空洞，就想起那时候的警报演习，模仿有原子弹要袭击过来，如何在学校和老师的组织下有序地躲进防空洞。现在想想，那时的国防教育还真有一点意思在里面，这可是现在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行为意识呵。
记得那个时候，还流行在弄堂的墙壁上画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当时流行的大多都是画《毛主席去安源》之类的（现在有考证说去安源的根本不是毛，而是刘？具体待细考）。一般是把原画上打上格子，再在墙上也打上相同数量的格子。然后由某位“画家”，每天一早就爬上高高的架子，先用铅笔打轮廓，之后再用一种颜料（现在来说就是广告色了，记得还是“马利牌”的来着），把整个壁画按照宣传画，“一模一样”地复刻完成。
也许就因为对那个时候那些“画家”（现在想来，其实也就是画匠吧），能在墙壁上画上那么“像”的画，画的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觉得画画是一种特别神奇的工作，兴许自己后来热爱美术，与其也有些关系吧。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印象中当时画那幅巨大画像的，应该就是红卫了。红卫就住在8号门里的，当时大致二三十岁；在我当时年幼的心里，红卫就像个男神，因为除了画画，他还能“造”电视机！后面有些故事，也与他有关。
不过，现在看起来，当年的那些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很多都是那么的荒唐。大家都在为了一个自己都不理解的“崇高”的东西（某种意识形态）在看齐、在努力，在辛苦，甚至在牺牲。（其实都是所谓“斗争”的需要），荒废了多少人力物力啊。
其实当年最缺的就是物资了，人倒是“多”得很可人都去做了些荒唐的事情了，真正物质和财富的创造，自然也就更为缓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可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些？即便有，也不敢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