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被诅咒的俄罗斯帝国,迷失在革命与改革的失败轮回中现代主义文学百年(第二季):帝国往事

02 被诅咒的俄罗斯帝国,迷失在革命与改革的失败轮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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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之中,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相对另类的存在。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到列宁的革命,他们不断向西方学习,却又一次次因为自己国家的特殊性陷入到变革的泥潭之中。农奴制带来的阶层矛盾根深蒂固,贵族们的位置异常尴尬。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历史的一次次循环总是让同样的苦难反复出现。

正是苦难催生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太阳照亮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之后白银时代的到来又催生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十月革命”对俄罗斯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重构,在这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俄罗斯文学造就了属于自己的伟大。

如何理解俄罗斯文化的特殊性?文学是如何展示出俄罗斯社会的复杂性?黄金时代之后,俄罗斯文学为什么会进入白银时代,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又对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

嘉宾:

林晓筱

1985年生人,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文学译者,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师。译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弦理论》《永远在上》,大卫•利普斯基《尽管到最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帕梅拉•保罗《至少还有书》,以及艾拉•莱文、萨尔曼•拉什迪、雷蒙•格诺等人的作品,参与合译《格兰塔•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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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哲成

有趣而无用的人做着有趣而无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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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青铜骑士

时间轴:

00:02:12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

00:07:18 彼得大帝对俄罗斯贵族体系的改造

00:11:11 彼得堡城市的建立

00:17:43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法国文化的推崇

00:21:15 法国大革命对俄罗斯民族性的塑造

00:26:01  1812年战争改变了俄罗斯贵族和平民的关系

00:29:50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引起俄罗斯贵族思想的变化

00:35:48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联系

00:38:17 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00:47:31 在黄金时代之后,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转入白银时代

00:54:40 俄罗斯的现代主义如何反西欧

01:00:24 十月革命对俄罗斯现代主义的影响

01:09:38 新生的苏联政权对现代主义的态度

01:20:3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苏联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

01:24:37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普希金画像(彼得·康查罗夫斯基,1932年)

涉及作品与参考书目:

安德列·别雷《彼得堡》

米·阿·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果戈理《彼得堡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普希金《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乔治·奥威尔《1984》

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

刘文飞编《苏联文学反思》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

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

刘文飞著《白银时代的星空》

弗•阿格诺索夫编《白银时代俄国文学》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个人印象》

安杰伊•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

枢密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本期使用音乐:

开场:Swan Lake, Op.20Suite-1. Scene - Swan Theme - Berliner Philharmoniker-Herbert von Karajan

中插:The Nutcracker,Op. 71, TH 14 - Act 1-No. 2 March -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Gustavo Dudamel

结尾: Зелёная карета -Александр Суханов

苏联电气化宣传海报

制作团队

监制:Peter Cat

统筹:黄哲成

策划:黄哲成

剪辑:黄哲成

编辑:黄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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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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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3:43 彼得将所有的贵族都变成沙皇的仆人,由此确立了这个近代绝对主义(欧洲)国家的基础。传统波雅尔阶层享有一些特定的权利,这些特权源于他们对土地和农奴的监护——曾经存在着一个批准沙皇法令的“波雅尔委员会”,或称杜马,直到1711年才由参议会代替。但是彼得手下的新贵族,其权力和特权大小完全根据他们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的位置高低。彼得制定了“官秩表”,按照贵族的职位(而不是他们的出身)排列,并且允许向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平民授勋。这种几乎军事化的等级划分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读过果戈理作品的读者会知道,俄罗斯的贵族痴迷于等级制。每一个等级(彼得的“官秩表”一共分为十四等)都有特定的服装。从白色到黑色的裤子、从红色到蓝色的绶带、从银线到金线,或者是简单地加一根条纹,这些仪式化的东西在贵族们秩序井然的生活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贵族头衔和着装方式:“尊贵的大人阁下”是对最高两个级别贵族的称呼,“阁下”则是对那些第三等或者第四等贵族的称呼,依次类推。在致函其他等级时,必须遵守严格而复杂的礼仪。对于比自己年轻的贵族,人们可以直接就署上自己的姓氏;但是给年长的贵族,除了署上自己的姓氏,还必须加上头衔和官爵,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结果可能演变成一次丑闻或者一场决斗。按照规矩,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贵族应该在他上级家人的命名日和生日那两天上门祝贺,还包括所有的宗教节日。在彼得堡的舞会和公开场合,长辈站着的话晚辈就不能坐,要不然会被认为犯了严重的过失。因此,在剧院里,低级官员会一直站在舞台的侧门,以防有高级官员在表演开始后才入场。每位官员任何时刻都必须恪守本分。G. A.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曲家N. A.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位远房祖先)1810年被踢出了近卫军,因为他在一次舞会后的晚餐上,松开了制服领子上的第一颗扣子。等级制度还表现在许多物质特权上。驿站的马匹被严格地按照旅客的地位分配。宴会上,食物先要端给与主人一起坐在俄罗斯P形桌子顶端的高等级客人,随后才端给桌子尾端的低等级客人。如果桌子顶端的客人还要第二份,那么这道菜桌子尾端的客人根本就吃不到了。波将金公爵有一次邀请一位小贵族来他的府邸参加晚宴,这名客人被安排坐在桌子的尾端。事后公爵问他对食物是否满意。“非常满意,阁下,”客人回答道,“每一道菜我都看到了。”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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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59:37象征主义的危机,客观上为新的诗歌力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1913年,在彼得堡一份文学艺术刊物《阿波罗》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和戈罗杰茨基的《当代俄国诗歌中的几个流派》两篇文章,这两篇宣言式的文章,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从而宣告了俄国诗歌中一个新的流派——阿克梅诗派的诞生。

“阿克梅”是希腊语单词“άκμη”的俄语译音,原词有“高峰、繁荣”等含义,古米廖夫等人以这个词来自我命名,大约既有标新立异的初衷,也有借这个词所具有的异域色彩和古典意味以体现其创作主张和美学追求的愿望。

1910年,新婚燕尔的年轻诗人古米廖夫和阿赫马托娃前往巴黎,在那儿,古米廖夫曾编了一份叫《天狼星》的诗歌杂志,阿赫马托娃就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不久,也在巴黎求学的曼德尔施塔姆与古米廖夫夫妇相识,他们构成了后来发展成为阿克梅诗派的诗歌集团最初的核心。返回俄国后,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编辑部找到一个位置,主管该杂志的诗歌栏目。《阿波罗》由俄国艺术批评家马科夫斯基于1909年创办,它起先是象征主义的阵地,后来也许因为古米廖夫的作用,它逐渐成了阿克梅主义的喉舌,但从创刊直到1917年停刊,《阿波罗》杂志始终以浓重的古典风味和高雅的美学趣味为其特色。在古米廖夫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些志趣较为相投的年轻诗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对象征主义诗歌“统治”的不满和进行某种新的诗歌尝试的愿望,一个新的诗人集团形成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由古米廖夫等人倡导,在彼得堡成立了文学团体“诗人行会”。“行会”吸引了彼得堡不少年轻诗人,积极参与其活动的知名诗人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纳尔布特、森凯维奇、洛津斯基、库兹明娜-卡拉塔耶娃、阿达莫维奇、格奥尔基·伊万诺夫,稍后还有奥祖普、奥陀耶夫采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涅尔吉亨、瓦季诺夫等。“行会”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北极》杂志和《诗人行会辑刊》等刊物。“行会”是阿克梅诗派的基础,人们也常将“诗人行会”和阿克梅诗派视为同义词,例如,勃洛克在他那篇著名的反阿克梅主义的文章《没有神性,没有灵感》中就用过一个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的副标题:“阿克梅主义者行会”。但是,在阿克梅主义的诗歌纲领正式提出后,“诗人行会”作为一个诗歌组织还是逐渐松散,在1914年之后基本停止了活动。后来,在1921—1923年,一些原先的“行会”诗人又恢复了“诗人行会”的活动,他们继续出版诗集和刊物,最后四本《诗人行会辑刊》就是由流亡国外的“行会”成员在柏林编辑出版的。“诗人行会”后来的活动,也被有些学者视为阿克梅诗派的延续或“复兴”。

——刘文飞《白银时代的星空》
最悪世代:阿克梅主义诗歌是从象征主义诗歌中脱胎而来的,古米廖夫在他那篇阿克梅诗派的宣言中曾将象征主义称为阿克梅主义“当之无愧的父亲”。阿克梅诗派的代表诗人,如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都曾是伊万诺夫家艺术沙龙中的常客,也都是在那座象征主义的“象牙塔”中赢得最初诗名的;阿克梅诗派诗人们的早期创作,均带有或多或少的象征主义意味,可以说,他们都是从象征主义诗歌起步的,他们也都视安年斯基、勃留索夫、勃洛克、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等象征主义大诗人为自己的创作导师,古米廖夫在他的《忆安年斯基》一诗中曾称他读中学时的校长安年斯基为自己的“第一个老师”,阿赫马托娃在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集》的扉页上写道:“献给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你使我有了不安和写诗的能力。安娜·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戈罗杰茨基甚至曾与库兹明、茨维塔耶娃等接近早期《阿波罗》杂志和伊万诺夫沙龙的诗人一同,被称为象征主义的“第三代”。然而,阿克梅派诗人又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叛逆之子”,他们是作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反对者而登上俄国诗坛的,无论是他们的理论主张还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都体现出了诸多与象征主义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倾向。他们反对象征主义的阴柔和朦胧,主张阳刚和明确;他们反对象征主义的玄学特征和宗教色彩,主张对事物的客观态度和关于世界的现实精神;在继承象征主义在诗歌技巧领域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比如对诗歌的力度和张力的强调、对形象的绘画性和原始性的追求以及对诗语本身的探究,等等。阿克梅诗派对诗本身,尤其是诗语本身进行的探索,为在它稍后兴起的未来主义开了先河。就这一意义而言,阿克梅诗派又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和未来主义诗歌的中介,而阿克梅主义的这一角色和历史意义,在以往的批评中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俄国世纪之初的三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阿克梅诗派是居中的一支。就组织而言,它没有象征主义那么庞大,也不如未来主义那般紧密;就持续的历史和影响的广度而言,它不及象征主义;就对相关艺术的渗透和对社会的冲击力量而言,它又不如未来主义。就文学的发展而言,阿克梅主义是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必然,任何一种文学潮流都不可能永远统治文坛,象征主义衰落后出现的文学空间需要新生力量来填补;但是,若就社会背景来看,阿克梅诗派却显得有些生不逢时,如果说,俄国象征主义是一场席卷欧洲的文学运动和俄国文学内在的发展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未来主义是革命前后昂扬的社会激情在艺术中的体现,那么,阿克梅主义的出现似乎是缺少特定的社会和时代大前提的,而有某种“自发性”和“偶然性”。然而,单就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而言,阿克梅诗派却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首先,阿克梅诗派推出了自己的诗歌大师。阿克梅诗派人数不多,其代表诗人就是通常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森凯维奇和纳尔布特。这几位诗人在当时个个出名,声誉很高,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又都先后发挥过很大的文化作用,而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是对整个20世纪俄语诗歌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歌巨人。其次,阿克梅诗派坚持较为恰当的诗歌立场。与俄国象征主义诗派相比,阿克梅诗派更关注对本民族诗歌精神的体现。阿克梅诗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大多也在法国等地留学,精通西欧文化,但他们却比俄国的象征主义者们有着更多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的创作中虽也时常出现“异域主题”和欧洲情调,但更为醒目的却是他们那种继承俄罗斯诗歌基因、创建民族诗歌风格的自觉努力。与俄国未来诗派相比,阿克梅诗派又更注重对诗歌文化遗产的捍卫和继承。未来派要打倒一切,阿克梅派诗人们则非常珍重从古希腊到象征主义、从但丁到普希金的所有诗歌遗产,戈罗杰茨基对斯拉夫古代民歌的搜集,古米廖夫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介绍,曼德尔施塔姆与但丁的深入“交谈”,阿赫马托娃在晚年对普希金的深刻研究,也许都不是一些偶然现象。最后,阿克梅诗派有着独特的诗歌追求。在诸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阿克梅派诗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或许是最大的,如古米廖夫热衷于对神奇国度的描写和对男性气质的歌颂,而戈罗杰茨基则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与民间创作非常接近,如阿赫马托娃只在女性的闺房中反复体味内心的感受,而曼德尔施塔姆则欲将博大的文明积淀溶解在他的诗行里。这也许和阿克梅主义理论本身的不严密、阿克梅诗派构成上的松散等有关,但这反过来也说明,阿克梅派的诗人们是忠于自己的创作的,他们对诗的挚爱以及在诗的不同领域的探索,使阿克梅诗派显示出最为丰富的创作特色,获得了较高的诗歌美学价值和文化品位。 (再复制下一段字数就超了,我再发一个回复)
最悪世代:于是我们看到,阿克梅诗派不仅在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同时,它还在民族精神和外来文化、文学遗产和时代潮流、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团体利益和诗人个性、大的“文化”和具体的“词”等之间成功地找到了最佳的“中庸”位置,因此,阿克梅派诗人才有如此之大的收获和如此久远的影响,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仅由几个诗人组成的、历史只有四五年的阿克梅诗派,却无疑是20世纪俄语诗歌史中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 ——刘文飞《白银时代的星空》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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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8
1:20:07 作为一种临时措施,高尔基一开始支持RAPP提拔工人当作家的尝试,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们的作品质量不高。1932年4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RAPP,同时被解散的还有所有其他的独立文学团体,它们被置于作家协会的统一控制下。高尔基的影响力在这场突然的方向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预料。高尔基本来有两个目的:停止由RAPP领导的毁灭性的“阶级斗争”,以及将苏联文学恢复到由托尔斯泰建立的审美原则上来。1932年10月,在高尔基位于莫斯科的宅邸中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以及50名作家和其他职员。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理论,尽管当时高尔基并没料到日后它会成为苏联所有文艺工作者要遵循的正统教条。高尔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把19世纪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统一起来。它既要描绘苏联平凡的真实日常生活,也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愿景。但是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解,正如1934年在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定义的,它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应当描绘苏联生活的应然,而非实然: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不仅要知道现实本身是什么样的,更要知道它将向何处发展。现实是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是朝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发展的。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的作品,应当表现出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而且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矛盾冲突将要导向何方。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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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38:23 普希金在这项事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法国人战斗他还太年轻——1812年他才13岁,但在就读于皇村中学期间,他目睹了皇村的卫戍部队出发到前线去。这个记忆伴随了他一生:
 
你会想起:战争很快就席卷了我们,
我们向所有的哥哥们告别,
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回我们的课桌,
心中嫉妒着那些独自去死
抛下我们的人……

尽管不像他们,普希金从未去过欧洲,但是他却呼吸着欧洲的空气。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父亲书房里的法国藏书。他的第一篇诗作(作于他8岁那年)就是用法语写的。后来他发现了拜伦的诗歌。欧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完全扎根,则要多亏1812—1817年间他在皇村中学所受的教育——这是一所模仿拿破仑的公立中学建造起来的学校,借鉴了大量英国公立学校的课程,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皇村中学同学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在这里结下的友谊,使得普希金愈发将俄罗斯的欧化视作一种精神: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联合真是太奇妙了!
它像一个灵魂,将永远存在下去——
不可分割、发自内心而又快乐无比,
它受到了博爱的缪斯的祝福。
不管我们的未来将如何不同,
不管我们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依然不变: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而皇村则是我们的祖国。

然而,不管普希金如何地向往西方,他仍然是一个俄罗斯诗人。由于父母的忽视,他实际上由农奴出身的保姆带大,保姆的故事和歌曲给了他一生的创作灵感。他喜欢民间故事,常常到乡村集市去收集农民的故事和他们使用的词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诗歌。他跟1812年的军官一样,认为地主照顾农奴的义务,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重要得多。

他也将这种义务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并且希望塑造一种基于口语的书面语言。十二月党人将这看成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呼吁用一种“每个公民都能理解”的语言书写法律。他们试图创建一套俄罗斯的政治词汇,而不是照搬外来的概念。1812年战争的历史,按照格林卡的呼吁,应该用一种“简洁明了、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撰写,因为是来自各阶层的广大人民参加了这场解放我们祖国的战争”。在1812年的士兵看来,民族语言的创建似乎成为培养袍泽情谊、塑造一支基于多数人的新兴民族的手段。“如果有人想了解我们的人民,”十二月党人的诗人、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写道,“那么他必须和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吃一样的东西,庆祝同样的节日,跟他们一切去树林里打猎,或者坐上农民的马车到集市去。”普希金的诗歌首次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他使用通俗的俄语创作,从识字的农民到尊贵的公爵,人人对他的诗歌都耳熟能详。通过他的诗歌,普希金创造了一种民族语言,令其在众口传唱中发扬光大,这是他了不起的成就。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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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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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05:46 🫨当时录的时候这段也是说话重叠了吗?
最悪世代
最悪世代
2026.1.07
11:10 哈哈哈😂“1703年,那是一个春天,彼得在涅瓦河的入海口画了一个圈…”
Dolores_伊:哈哈哈哈哈哈 恶酱太有梗了
最悪世代:这是林老师说出来的😂
这期听完,值回票价。
黄哲成
:
每一期都值回票价的,好么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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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4:35 那位契卡人员看了看证件,向奥·曼出示传票。奥·曼读了传票,点点头。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这叫“夜间行动”。正像我后来获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坚信,在每一个夜晚,在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可能遭遇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夜间危险的浪漫传说。我本人曾听说一个故事,说巴别尔就曾开枪,重伤一名“我们的人”,讲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儿,她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得到高升。对于她来说,这些传说与为上“夜班”的父亲担惊受怕的心情密切相关,她父亲和蔼善良,非常喜爱孩子和动物,在家时总是抱只小猫在腿上,但他教导他女儿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有错,对任何问题都要坚决说“不”。这位怀抱小猫的和善之人,却断不会替那些被迫承认各种指控的被调查者开脱。“他们干吗要这么干呢?”女儿常学着父亲的样子说道,“要知道,他们这么干,结果让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了进去!……”“我们”,也就是那些带着传票在夜间造访的人,就是那些进行审讯和作出判决的人,他们同时也会在闲暇时分将关于夜间险情的有趣故事讲给朋友们听。这些关于夜间激情的契卡传说时常让我想起巴别尔脑门上的那个小窟窿,这个小心翼翼、脑门高耸的聪明人,一生中或许从未举起过手枪。

他们走进我们安宁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进强盗老巢,走进贼窝,走进秘密实验室,在这里,头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准备炸药,打算展开武装抵抗。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闯入了我们家。

他们检查了证件,出示了传票,并确信不会有抵抗,然后开始搜查。勃罗茨基忧郁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也不动。他身材巨大,就像某个野蛮民族的一尊木头雕像,他坐在那里呼哧着,他呼哧着坐在那里。他神情凶狠,怒气冲冲。我很偶然地求他帮个忙,好像是让他在书架上找本书给奥·曼,他却抢白道:“让曼德施塔姆自己来找。”然后便又呼哧起来。天快亮时,我们已经能在两个房间里自由走动,疲惫不堪的契卡人员甚至不再紧盯着我们,勃罗茨基突然缓过神来,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请求准许他去趟洗手间。负责搜查工作的官员面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您可以回家了。”“什么?”勃罗茨基惊讶地反问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员重复了一句,转过身去。军官们都很蔑视他们的平民帮手,勃罗茨基或许就是被他们安排到我们家里来的,好让我们在听到敲门声后来不及销毁某些手稿。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最悪世代:这是能分享的段落吗?😶‍🌫️
最悪世代
最悪世代
2026.1.07
1:23:54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
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虫一般油腻,
他的那些言辞准确就像秤砣,
仿佛蟑螂触须的胡髭含着笑意,
他的长靴筒闪着寒光。
而在他周围站着一群细脖的领导,
他玩弄这帮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人啼啭,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声大气地唠叨,
发布一个个命令仿佛安装马蹄铁:
这个钉鼠蹊,钉前额,那个钉眉头,钉双眼。
不论怎样判死刑——都像吞食马林果似的甜蜜,
这个奥塞梯人有一副宽广的胸怀。

——曼德尔施塔姆《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1933.11)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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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4:35 不过,必须指出,曼德尔施塔姆对一种新历史处境的态度并不是公然的敌意。总的来说,他认为这只是生存现实的一种较严酷的形式,只是质量上的新挑战。自浪漫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关于诗人挑战独裁者的概念。但是,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候的话,这种行动如今也是绝对荒谬的:独裁者已不再使你有机会跟他单挑。我们与我们的主人之间的距离,只能由后者来缩短,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诗人惹麻烦是因为他在语言上,间接地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优越性,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一首歌是语言抗命的一种形式,其声音对很多东西产生怀疑,而不是只对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它质疑整个生存秩序。而它的敌对者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

认为是那首反斯大林的诗招致曼德尔施塔姆的厄运,这未免太简单化了。这首诗,虽然具有毁灭性力量,但它只是曼德尔施塔姆处理这个并不算新的时代的主题的副产品罢了。就此而言,在同年(1933年)较早时写的《阿里奥斯托》一诗中,有更毁灭性的句子:“权力是可恶的,如同理发师的手指……”尚有很多其他的。然而我认为,这些掴耳光的评论本身并不足以引来歼灭法则。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或这里那里溢入政治的抒情诗人,那把横扫俄罗斯各地的铁扫帚可能就会错过他。毕竟,他已接到警告,而他可以像别人那样从警告中得到教训。然而他没有,因为他那自我保存的本能,早已让位给他的美学。是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那巨大的抒情张力使他远离同代人,并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孤儿——“全苏联规模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因为抒情是语言的伦理学,而这种抒情优越于人类互相作用所能产生的任何成就,不管用来衡量这成就的标准是什么——正是这优越性产生一件艺术作品并使它流传下去。这就是为什么那把其目标是对全部人口进行精神阉割的铁扫帚不可能错过他。

这是一个纯粹两极化的例子。毕竟,歌是重构的时间,对此哑默的空间一向怀着敌意。前者由曼德尔施塔姆代表,后者则选择国家作为武器。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死于一个集中营,这个死亡地点有某种可怕的逻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那里正是国家拥有的空间的最深处。这约略是从彼得堡所能去的俄罗斯境内最远的地方。…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1977)
最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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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3:13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带有选择性的方式——连篇累牍地研究托尔斯泰的创作天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多数作品,要么加以谴责,要么采取视而不见的忽略态度。乔治·卢卡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出版了大量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无论讨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他的文学批评能力都充满活力,得心应手。但是,在他卷帙浩繁的批评见解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偶尔提到。在其早期著作《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中,卢卡奇在最后一段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不过,该书突然用含糊其辞的文字告诉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在卢卡奇研究的19世纪问题的范围之内。1943年,他总算写出了一篇论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的文章。颇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卢卡奇引用了勃朗宁这一诗句作为他自己的座右铭:“我希望证明自己的灵魂!”但是,那篇文章态度犹豫不决,讨论非常肤浅,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

情况很难朝着相反方向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信奉的世界观的全盘否定。此外,它们包含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必然会加以排斥的预言。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希加洛夫式的人物和宗教大法官式的人物可能在人间王国中暂时取得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统治本身带有致命缺陷,是不人道的,注定会以混乱和自相残杀告终。在感觉敏锐、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群魔》肯定就像一幅预测灾难的算命天宫图。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审查制度就是根据这一观点操作的。在为时不长的反斯大林年代中,出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重回正轨。但是,显而易见的情形是,即便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无产阶级和非宗教的制度也不可能让太多的人阅读并且思考梅思金公爵的奇遇,阅读并且思考希加洛夫和韦尔霍文斯基的寓言,阅读并且思考《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些表现“支持与反对”的章节。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再次成为来自地下的声音。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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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43:28 塔吉雅娜和奥涅金的关系模式后常在俄国小说中复现,一位渺小柔弱的男人和一位强壮女人的并置,几乎成为屠格涅夫和其他作家笔下的俗套。然而,普希金的经典态度,即针对男性不带怜悯的同情和针对女性不予奖赏的尊重,却从未再现。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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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40:34 在18世纪,法语和俄语的使用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法语是关于思考和情感的,俄语则是有关日常生活。俄罗斯人区分文学的语言形式(法语或者法式的“沙龙”俄语)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形式(农民说的质朴语言,和商人以及小职员的口语差别不大)。这些语言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举个例子,贵族给沙皇写信应该用俄语,用法语写信会被认为失礼;但是与沙皇交谈,则如同贵族之间的社交场合,一向使用法语。另一方面,妇女的书信往来应该使用法语,不管对象是君主还是所有的官员,因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语言;使用俄语会被看成极度粗鄙的行为。然而在私人信件中,则甚少这种约束,到了18世纪末期,贵族的两门语言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可以在俄语和法语之间自由地转换,不着痕迹。一页纸左右的文字语言切换可以达十几次,有时候甚至出现在一个句子中间,而且并非为了某个主题。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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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1:36 从一开始,这座神奇地从海平面升起来的城市就在大众的心目中拥有传奇的地位。俄国人说彼得在空中建造了这座城市,然后再将它像一个巨大的模型一样放到地上。这是唯一能解释在沙上建城的理由。首都彼得堡没有打地基这件事,成为彼得堡神话的基础,也是俄罗斯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灵感的来源。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彼得堡是一座虚幻的城市,一个充满了奇幻和幽灵的超现实王国,一个《启示录》中描绘的陌生国度。它是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1835)中孤独的鬼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1866)中像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幻想主义者和杀人犯的故乡。从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到别雷的《彼得堡》(1913—1914),摧毁一切的大洪水经常成为这座城市关于世界末日传说的主题。但是这个预言却有着现实基础:因为这座城市正是建造在地面之上的。为了抬升地基,街道上铺了大量的碎石子,以免其被水淹没。城市早期洪水泛滥频繁,使各种修复和加固的工作成为必要,也导致它的地势越来越高。1754年,当现在的冬宫(彼得堡的第四座建筑)开始建造时,它用来打地基的地面比50年前足足升高了3米。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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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7:08 我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所谓小,是指R-13个体,所谓大,则是声势浩大的整体,也就是我们的国立诗人与作家学院。我就无法理解,古人创作的文学与诗歌作品显而易见地荒谬滑稽,而他们对此竟然视而不见,从而彻底浪费了艺术所向无敌的巨大力量。太可笑了,每个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同样可笑和荒唐的是,古人眼里的大海,只会没日没夜傻乎乎地撞击海岸,蕴藏在海浪里取之不尽的巨大能量也只是用来描述澎湃的热恋激情。而我们却从波涛绵绵的情话中获取了电力,即便白浪滔天的大海犹如桀骜不驯的野兽,可我们把它驯服成了宠物。现在,就连诗歌野蛮不羁的本性也同样被我们驯化制服。如今的诗歌已经不是恬不知耻的莺歌燕语了,诗歌已经成为国家的仆役,诗歌就该带来好处。

就拿我们著名的《算数口诀表》来说,要是没有乘法口诀表,我们怎么可能从小学起就真诚热切地爱上算术四则运算?有一首古典格式的诗歌《玫瑰刺》里就说过:守护者就是玫瑰的刺,守护着娇嫩的国家花朵不受粗暴的触碰……看到天真的孩子们嘟着小嘴巴,奶声奶气地祷告一样诵读这首诗,任你再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坏小孩摘花一把抓。玫瑰的硬刺扎疼他,小淘气——哇、哇——逃回家。”——等等等等。还有《恩威荣主日日颂》呢?有谁读了不会对这位号码中的号码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会对他忘我工作的精神膜拜有加?还有谁读了都会不寒而栗的红皮书《法庭判决精华集》呢?还有不朽的悲剧剧本《上班迟到的号码》?还有每个号码都必备的《性交卫生诗集》呢?

生活中所有的琐碎与美好,都严丝合缝地嵌进了金石良言中。

我们的诗人已不再于高高的九重天飘忽不定,而是降落到了凡尘。他们也伴随音乐制造工厂播放的进行曲,踩着精准的机械节拍,和我们的步调完全一致。只有在清晨电动牙刷的沙沙声中,在恩威荣主的机器发出电弧炸裂声时;只有当雄壮的《大一统国家国歌》响起时,在光洁透亮的夜壶发出的暧昧铮淙声中;只有窗帘落下响起让人心跳加速的咔咔声时,在最新烹饪手册欢快的介绍声中;只有勉强声闻户外薄膜的震颤时,我们的诗人才会诗兴大发。

我们的神明就在人间,在尘世,和我们在一起——就在守护局里,在厨房里,在作坊里,在卫生间里。神明变得和我们别无两样,所以嘛,我们也变得像极了神明。未曾谋面的外星球读者啊,我们一定要去你们那里,去找你们,把你们的生活变得理性而又精准,变得完美,就和我们的一样……

——扎米亚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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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2:50 新一轮对先锋派的打击卷入了文化政策的一场反动中。随着20世纪30年代走入尾声,苏联政权完全放弃了建立与旧文化区别开来的“无产阶级”或者说“苏维埃”式文化的努力。反之,它推动了19世纪民族传统的回归,当然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形式加以重现。重提“俄罗斯民族经典”是斯大林政治谋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其统治的那一剧变年代,它通过文化创造出一种稳定的现象,尤其是要高举自己那一套民族艺术旗帜,来抗衡“外国”先锋派的影响。在所有艺术门类中,19世纪的经典都被奉为苏联艺术家应当效仿的榜样。阿赫玛托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无人问津,而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虽然不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释】)的全集倒是数以百万计地出版,以满足新一批读者的需要。风景画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濒临绝种,结果突然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宠儿,尤其是展现苏联工业征服自然世界壮举的画。这些风景画遵循的都是19世纪末画家的风格,比如列维坦、库茵芝和巡回展览画派,有些年龄大些的画家年轻时还可能跟他们学过画。正如伊凡·格隆斯基所评论(以《消息报》编辑向来的直率作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鲁本斯、伦勃朗和列宾”。

【注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列宁所鄙夷(虽然他也没读过),后者有一段对《群魔》——其中有对俄国革命精神的精妙批判——的著名批评,说它是“反动的垃圾”。除了卢那察尔斯基以外,没有苏联领导人希望把他的作品奉为文学经典,甚至高尔基也不想要他。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书印数很少,在1938—1941年间不过卖出了大约10万册。与此相比,托尔斯泰的书则卖出了500万册。只是在赫鲁晓夫的解冻运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开始增印。1956年为纪念其去世75周年出版的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印了30万册——但以苏联标准来看,这还是相当少的。——原注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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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7
1:21:49 我注意到,上演莎士比亚、谢里丹或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时,观众(其中一些一看就是乡下人)很容易对舞台上的表演或演员所念的台词做出反应——例如,听了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押韵的对句,马上就会大声表示赞成或者反对;有时候,观众的情绪会非常强烈,在西方来访者看来,既反常又感人。
——以赛亚·伯林《个人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