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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序言：（选读）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先民们曾为我们创造了在世界上有其重要地位的历史遗产，使中国成为一个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包袱，又是财富。甩掉包袱，开发财富，无疑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
我曾在一篇题为《论本土传统文化的选择》（《人民日报》1989年6月26日）的文章中标举出几条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观念，即：
1．不能把传统文化视作圣人贤哲的遗留，只能保存、维护而不容去选择。更不要以逝去的枷锁来束缚后来的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包袱。
2．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累积。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积累过程中自然会有沉渣，因此传统文化势必会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即使其精华部分也不能说毫无瑕疵，只是随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
3．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死亡遗体，它既有过去源头，又有现实特色，更是未来起点，所以必有可备选择的，不可轻率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齐泼掉。4．传统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物质的、制度的、风习的、思想的、上层的、民间的等等。即使儒家思想也非单一而是杂陈的，儒学大师荀况在其《法行》篇中就曾记述过一位学者的质询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5．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与现代社会间有矛盾冲突，如平等与等级、开放与封闭、改革与保守、横向吸收与垂直承受等。要明辨矛盾，择善而从，并且善于认识和反思传统。
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关“耻”的人物典型纳于十余万文字之中，确实颇费周章：既要照顾到各个不同朝代，又要考虑到选择明耻、无耻人物的平衡；既要注意所选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略有印象，也要发掘若干新人新事。归根结蒂还要检阅一下是否有可征信、可依据的资料。经过研究筛选，终于确定了四十五人。明耻者二十三人，立为正篇，既有传颂人口的坚贞不屈的汉苏武、昏夜拒金的汉杨震、知耻自新的晋周处、闻鸡起舞的晋祖逖以及明代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等；也有鲜为人知的忠义智勇的唐段秀实、碧海丹心的宋郑思肖、大义斥奸的明杨继盛和清的烧车御史谢邦定与抗日英雄柯铁等。无耻者二十二人，贬人附篇，既有遗臭万年的指鹿为马的秦赵高、残暴肆虐的隋炀帝、残害忠良的宋秦桧和清的卖国太后慈禧等，也有吮痈无耻的汉邓通、奢靡挥霍的晋石崇、口蜜腹剑的唐李林甫和权诈作伪的清是镜等。
当然，这戋戋之数远远不能概括完备，只是努力撷取，用可读的文字，提供给人们一面可资借鉴的“人镜”，以证明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可备选择的东西，而不要把传统文化一概视如敝屣！
正篇
01：舍利取义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南）国君的两个儿子，复姓墨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夷齐”是后人依其品行所赠尊号。他们的父亲生前指定小儿子叔齐为太子，父亲去世后，叔齐认为不应违背长幼之序，执意将王位让给伯夷；伯夷则以“不可违背父命”为由坚决推辞。兄弟二人都视争权夺位为耻辱，秉持“舍利取义”之心，最终双双离家出走，国人只好拥立叔齐的次兄为国君。
当时商纣王暴虐无道，他空有蛮力却狡诈拒谏，既横征暴敛、沉迷酒色，又创炮烙、灭族等酷刑镇压百姓，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而西北的周族在西伯（周文王）治理下，修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伯夷、叔齐听闻后便前往投奔，抵达时却恰逢周文王去世，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
周武王遵照父亲遗训，载着周文王的灵牌大举伐商。伯夷、叔齐认为“父丧未葬便动干戈，非孝；以臣伐君，非仁”，于是拉住武王战车的马头直言劝谏。武王身边卫士欲杀二人，姜太公赶忙阻止，称他们是“仁人义士”，并派人将二人扶走。
后来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周朝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违背伦常、无忠孝仁义”的社会，耻于生活在周统治下，便隐居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市南），决心“不食周粟”，仅靠采摘野菜充饥。几天后二人饿倒，临终前作《采薇歌》明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于嗟洵兮，宁之衰矣。”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中。
二人虽有“迂腐”之处，但其“耻于争权、坚守操守”的精神，如同日月江河，千百年来始终是华夏子孙“洁身守道、舍利取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