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成就 一 个人修养 晏子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论仁者、贤者、贪者、不肖者概莫例外，因此从来不“患死”、不“哀死”，把生老病死看作是自然规律。 他始终保持乐观大度的心情，身心健康延年益寿。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此举受到许多诸侯国的赞誉。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常说的“万人称誉，多寿病法”的道理。 廉洁无私，心胸坦荡。晏子辅佐齐国三公，一直勤恳廉洁从政，清白公正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眼下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晏子乐观豁达，处其自然。他曾辞退了“三年而未尝弼过”的高纠，主要嫌这个人三年都没有指出过自己的过错。孔子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 一节俭观念 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所以，他对那些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自己则从节俭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杂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败坏。 一重视礼教 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晏子与后来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晏子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内谏》）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晏子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没有礼，人就成了禽兽。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带头不讲礼，国家根本就会动摇。 一治国之道 “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子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 平时于天”。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动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对外则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不事挞伐。齐景公要伐鲁国，他劝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遗其执，以明吾德”，景公“乃不伐鲁”。 一政治品格 晏婴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 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介子推，又名介之推、介推，后人尊为介子，中国春秋时期晋国大臣。 晋骊姬之乱后，公子重耳出逃至翟国，介子推同偃、赵衰、魏犨、胥臣等人追随一同逃亡。晋文公归国后，赏赐那些一同跟从流亡者，介子推没有向晋文公索要俸禄，晋文公也没有给介子推赏赐俸禄。介子推同母亲说明情况后，就携母隐匿在山林之中，最终隐居而死。 追随重耳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宠妃骊姬，欲废掉太子申生，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由是引发一系列变乱。 太子申生被骊姬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重耳避难奔翟，随行贤士多人，主要人士有五人，即：狐偃、赵衰、魏犨、司空季子（胥臣）及介子推，又有“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犨”之说。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 辞官不言禄 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重耳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介子推却认为忠君的行为发乎自然，没必要得到奖赏，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例如：竖头须）为了贪小便宜通过说些难听的话也来请赏，介子推因此很气愤，进而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 抱树而死 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邻居解张为子推不平，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 晋文公看到这首诗后，后悔自己忘恩负义，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才知道他已隐入绵山。晋文公便亲带广众人马前往绵山寻访。谁知那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无法可寻。晋文公求人心切，听小人之言，下令三面烧山。没料到大火烧了三天，介子推的影子也没见。晋文公叫人在山前山后放火，周围绵延数里，火势三日才熄，介子推终究没有出来。

序言：（选读）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先民们曾为我们创造了在世界上有其重要地位的历史遗产，使中国成为一个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包袱，又是财富。甩掉包袱，开发财富，无疑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 我曾在一篇题为《论本土传统文化的选择》（《人民日报》1989年6月26日）的文章中标举出几条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观念，即： 1．不能把传统文化视作圣人贤哲的遗留，只能保存、维护而不容去选择。更不要以逝去的枷锁来束缚后来的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包袱。 2．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累积。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积累过程中自然会有沉渣，因此传统文化势必会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即使其精华部分也不能说毫无瑕疵，只是随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 3．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死亡遗体，它既有过去源头，又有现实特色，更是未来起点，所以必有可备选择的，不可轻率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齐泼掉。4．传统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物质的、制度的、风习的、思想的、上层的、民间的等等。即使儒家思想也非单一而是杂陈的，儒学大师荀况在其《法行》篇中就曾记述过一位学者的质询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5．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与现代社会间有矛盾冲突，如平等与等级、开放与封闭、改革与保守、横向吸收与垂直承受等。要明辨矛盾，择善而从，并且善于认识和反思传统。 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关“耻”的人物典型纳于十余万文字之中，确实颇费周章：既要照顾到各个不同朝代，又要考虑到选择明耻、无耻人物的平衡；既要注意所选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略有印象，也要发掘若干新人新事。归根结蒂还要检阅一下是否有可征信、可依据的资料。经过研究筛选，终于确定了四十五人。明耻者二十三人，立为正篇，既有传颂人口的坚贞不屈的汉苏武、昏夜拒金的汉杨震、知耻自新的晋周处、闻鸡起舞的晋祖逖以及明代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等；也有鲜为人知的忠义智勇的唐段秀实、碧海丹心的宋郑思肖、大义斥奸的明杨继盛和清的烧车御史谢邦定与抗日英雄柯铁等。无耻者二十二人，贬人附篇，既有遗臭万年的指鹿为马的秦赵高、残暴肆虐的隋炀帝、残害忠良的宋秦桧和清的卖国太后慈禧等，也有吮痈无耻的汉邓通、奢靡挥霍的晋石崇、口蜜腹剑的唐李林甫和权诈作伪的清是镜等。 当然，这戋戋之数远远不能概括完备，只是努力撷取，用可读的文字，提供给人们一面可资借鉴的“人镜”，以证明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可备选择的东西，而不要把传统文化一概视如敝屣！ 正篇 01：舍利取义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南）国君的两个儿子，复姓墨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夷齐”是后人依其品行所赠尊号。他们的父亲生前指定小儿子叔齐为太子，父亲去世后，叔齐认为不应违背长幼之序，执意将王位让给伯夷；伯夷则以“不可违背父命”为由坚决推辞。兄弟二人都视争权夺位为耻辱，秉持“舍利取义”之心，最终双双离家出走，国人只好拥立叔齐的次兄为国君。 当时商纣王暴虐无道，他空有蛮力却狡诈拒谏，既横征暴敛、沉迷酒色，又创炮烙、灭族等酷刑镇压百姓，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而西北的周族在西伯（周文王）治理下，修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伯夷、叔齐听闻后便前往投奔，抵达时却恰逢周文王去世，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 周武王遵照父亲遗训，载着周文王的灵牌大举伐商。伯夷、叔齐认为“父丧未葬便动干戈，非孝；以臣伐君，非仁”，于是拉住武王战车的马头直言劝谏。武王身边卫士欲杀二人，姜太公赶忙阻止，称他们是“仁人义士”，并派人将二人扶走。 后来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周朝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违背伦常、无忠孝仁义”的社会，耻于生活在周统治下，便隐居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市南），决心“不食周粟”，仅靠采摘野菜充饥。几天后二人饿倒，临终前作《采薇歌》明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于嗟洵兮，宁之衰矣。”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中。 二人虽有“迂腐”之处，但其“耻于争权、坚守操守”的精神，如同日月江河，千百年来始终是华夏子孙“洁身守道、舍利取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