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展+姜楠+付宇：优绩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暴政吗？解读《才华贵族》与精英焦虑 - 246 - 关雅荻·刹极9秒 - 开放对话付费合辑

*本期录制于2026年1月29日，上海

开放对话的人：

杨文展，资深译者，《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译者

付宇，「轻刀快马」主播，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

姜楠，「真北咨询」创始人

本期主要内容：

本期节目=围绕资深译者杨文展的新译作《才华贵族》（The Aristocracy of Talent）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这场对谈由关雅荻主持，对话嘉宾为译者杨文展、「轻刀快马」主播付宇以及真北咨询创始人姜楠。

这场长达140多分钟的讨论，远不止于对一本书的解读，它更像是一场诞生于时代焦虑之下的集体精神自救。四位嘉宾结合各自迥异的人生经历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共同剖析了“优绩主义”（Meritocracy）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运作逻辑，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沦为当代中国人普遍焦虑的根源。从理论的历史渊源到鲜活的个体叙事，从体系的内在矛盾到代际间的认知鸿沟，这场对话触及了当下无数人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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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溯源：《才华贵族》的历史脉络与核心论点

要理解当前社会对优绩主义的普遍批判，我们必须首先回溯其复杂的历史渊源。《才华贵族》这本书恰恰为这场讨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宏大的历史视角。本节将深入探讨该书如何为我们理解“优绩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运作逻辑奠定了基础。

根据译者杨文展的介绍，《才华贵族》一书精准地填补了优绩主义“通史”的空白。作者并未局限于当下，而是将视野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深处。书中详尽地追溯了优绩主义的思想萌芽，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古代中国的孔夫子到古以色列的智识传统中发掘线索，再结合近现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清晰地勾勒出这一理念从诞生到演变的坎坷历程。

该书的核心论点极具张力：优绩主义在今天看似理所当然，其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些障碍或者说颠簸”。然而，最吊诡的是，恰恰在它最应盛行的当下，反而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全方位抨击，被视为一种“精英的暴政”和“另一种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全盘否定优绩主义。杨文展分享道，该书作者在结尾部分，依然为优绩主义进行了辩护，并尝试提出使其变得更好的思路与想法。他认为，相较于血统论等前现代的分配制度，优绩主义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这个历史框架虽然至关重要，但在它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发生碰撞之前，仍然是抽象的。这些个体既是其逻辑的受益者，也是其逻辑的牺牲品。正是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才能计算出“才华”的真正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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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体叙事：在优绩主义体系下的个人沉浮与反思

宏大的社会理论最终作用于鲜活的个体。优绩主义究竟是一道通往成功的阶梯，还是一座禁锢心灵的牢笼？本节将通过剖析三位嘉宾截然不同的个人经历，揭示这一体系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命运轨迹与自我认知——他们的故事，正是优绩主义理想与现实激烈交锋的战场。

“小镇做题家”的突围与迷思

作为真北咨询的创始人，姜楠的经历是“小镇做题家”叙事的经典样本。她从东北小城市，通过高考独木桥考入复旦大学，将优绩主义视为帮助她实现阶层跨越的唯一公平途径。然而，进入顶尖学府后，她却迅速从家乡的“天之骄子”沦为全中国聪明人中的“差等生”。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优绩主义的双重性：它既是向上的阶梯，也是持续不断的压力来源。此后，她在外企担任高管，亲手设计和执行KPI考核体系，这段从被体系筛选到设计体系机制的经历，让她对优绩主义的运作逻辑有了独特而全面的理解。

“幸运者”的自省与偶然性

译者杨文展虽也将自己归为“小镇做题家”，但他的路径却充满了自我解构的坦诚。他直言，自己的“做题能力”在外省磨炼，初中时转学至上海，瞬间进入了高考的“Easy模式”。这段经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成功并非全然来自个人才华与努力，户籍、地域等因素所带来的“特权”和“幸运”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甚至自嘲“人生规划到18岁就结束了”，而此后的职业生涯也颇为“坎坷”。他的故事，恰恰对纯粹的“才华+努力”叙事提出了深刻的疑问，揭示了成功背后复杂的偶然与必然。

东亚社会的普遍烙印

主播付宇作为文化诊断者，则从更宏观的视角，指出了优绩主义在东亚社会如何成为一种难以挣脱的“元叙事”。基于对中国青年大量的深度访谈，他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当年轻人被要求叙述18岁前的生命经验时，几乎无法绕开“学校教育”和“原生家庭”两大主题。这背后是一种被牢固构建的文化观念——“只有上大学才能有出息”。这套根深蒂固的叙事，塑造了东亚社会几代人的生命轨迹与价值判断。

这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典型的奋斗者、自我审视的特权受益者和文化观察者——最终汇合于对该体系破碎承诺的共同控诉，这迫使我们对优绩主义本身进行更系统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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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批判：优绩主义为何成为一种“暴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作为“机会平等”理想化身的优绩主义，其弊端日益凸显。它承诺的阶层流动为何逐渐失灵？它又如何演变为一种制造普遍焦虑与失败感的社会机制？本节将系统梳理讨论中提出的核心批判，深入剖析其在当代社会沦为一种“暴政”的深层原因。

两大核心假设的动摇

付宇的诊断直指要害，他认为优绩主义建立在两个正在松动的基本假设之上：

假设一：才华是有用的。 在AI时代，这一假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标准化考试所筛选和培养的能力（如记忆、计算、解题），是否依然是社会最需要的核心“才华”？当一个青少年叩问“我花这么多时间背诵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时，整个教育体系的根基已然动摇。

假设二：才华是可以通过努力磨练的。 这一假设在现实面前显得愈发苍白。当户口、家庭背景等与生俱来的“特权”（Privilege）在竞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时，纯粹的个人努力叙事便失去了说服力。从“高考移民”现象到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都揭示了个人努力在结构性不公面前的局限性。

失败的道德化与无尽的竞争

讨论中，付宇提出了对优绩主义最尖锐的批判：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个人的失败变成一种道德缺陷”。在这一体系下，失业等结构性问题被重新包装为个人缺陷。“你之所以没有走上人生巅峰，”付宇犀利地模仿这套话语，“是因为你懒惰，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你没有规划能力。”这种“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叙事，给失败者带来了沉重的道德枷锁。

更残酷的是，优绩主义构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竞技场。付宇以“选调生”为例生动地说明：当下的成功仅仅是下一场更激烈竞争的入场券。你永远在和同水平的对手竞争，“过去为了考上选调生，所有的努力清零了”。在这个体系中，除非站上金字塔的绝对顶端，每个人最终都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代际认知鸿沟

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飙升至如今的60%），在两代人之间刻下了深刻的认知鸿沟。付宇分析，父母辈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大学文凭改变命运的“神话”，这在他们脑中形成了难以磨灭的“思想钢印”。因此，他们无法理解子女辈为何会对贬值的大学文凭感到失望和困惑。这种认知错位，正是当代无数家庭矛盾和青年精神困境的重要根源。

在清晰地认识到优绩主义的种种弊病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出路何在？讨论的焦点自然转向了如何在当下寻找应对之道，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开拓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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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探寻：拥抱、拒绝，还是超越？

面对优绩主义带来的普遍困境，简单的“拥抱”或“拒绝”都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本节将聚焦于嘉宾们提出的更具建设性的思考，探讨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重塑自我价值，并寻求新的可能性。

超越二元对立

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共识：我们不能也无法退回到前优绩主义时代。因为那意味着回归到以血统、出身论英雄的社会，那将是更大的不公。因此，对优绩主义的批判，其真正目的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拒绝“把失败变成一种道德缺陷”的叙事，反对将所有社会风险都个体化的逻辑。

建立内在评价体系

姜楠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建立多元、动态的内在评价体系的重要性。一位观众精辟地提出“不要内化自己的工具化”，这一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同。这意味着，个体需要将自我价值从单一的外部成就（如学历、职位、财富）中解放出来。这种外部评价体系的过度统治，其后果是令人心碎的。付宇分享了一个实习生的故事，她看着同事的简历感叹道：“我知道他所有的教育经历……但我不知道他今年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姜楠则进一步提出，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天赋组合。在AI的加持下，个体可以更高效地将这些“天赋”（talents）转化为独特的“优势”（strengths），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不是在单一赛道上内卷。

在反叛中构建自我

付宇引用与心理学家李松蔚的对话，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一个反叛对象的存在，对于个体的自我认同构建至关重要。一个可供反抗的“东亚式的父亲”形象，或许能帮助孩子在对抗中更好地完成青春期的自我建构。

这一观点可以巧妙地引申至我们对待优绩主义的态度上。付宇总结道：“或许，优绩主义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父亲’形象。”恰恰是在不断反对、质疑和对抗它的过程中，个体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自己，摆脱其单一的价值规训，从而更完整地构建和完成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从被动的接受者，到主动的批判者和反思者，这种角色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在认清体系的局限后，讨论的终点自然地从个体策略上升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文关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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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自由与人之常情

这并非仅仅是一场关于书籍的讨论，而是在一个充满深刻焦虑的时代里，一次集体的意义探寻。从解读《才华贵族》出发，通过嘉宾们真诚的个人故事与深刻的社会分析，这场对话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优绩主义的复杂面貌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

在讨论的尾声，付宇的观点将整场对话的思辨高度提升到了“自由”的层面。他指出，优绩主义诞生的初衷，是为了实现“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让有才华的人能够摆脱出身束缚，自由地施展抱负。而今天我们对它的反思与抗拒，则反映了一代人对承诺幻灭后的转向——寻求“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一种不被单一评价体系所规训、不被他人所定义的自由。

译者杨文展的总结则为这场思辨增添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失败者有尊严，平庸者也可以快乐”，并且，做人“既要有常识也要有常情”。这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制度的最终目的，都应回归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重与关怀。

最后，主持人关雅荻的反思为这场讨论画上了意味深长的句点。他提出，要真正实现内在的丰富与自由，或许需要从根本上降低对物质的过度欲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复杂时代，回归人的主体性与多维价值，或许才是我们应对优绩主义焦虑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