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000事》缘起

2019年底，我在赶写一些研究汪曾祺的文字，以备2020年的汪曾祺百年纪念之用。反复读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以及别人写他的文字，突然生了一个念头：好不好用《世说新语》的体裁，来写写汪曾祺的一生呢？

越想越觉得靠谱。汪曾祺是很看重《世说新语》的。这部难于归于现代文类的作品——不少文学史著说它是“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在这里其实都是中国独特的文类，跟西方传来的note、novel大相径庭，实在要讲，大概就算是中国最早的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

汪曾祺对《世说新语》的夸赞可谓多矣！

“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晚饭花集〉自序》，1983）

“《世说新语》里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语言要和人物贴近》，1982）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小说笔谈》，1982）

“散文化小说的人像要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完气足。《世说新语》，堪称范本。”（《小说的散文化》，1986）

“《世说新语》是魏晋语言的宝库。”（《浅处见才》，1988）

“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历史悠久。《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采生动，世无其匹。”（《关于散文的感想》，1988）

他还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受《世说新语》的影响很大。汪曾祺自己也是一样。连他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也是出自其书。他在1987年接受采访时说：” 桌上这些书是我经常翻的，《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世说新语》，这其中记人的部分我都很喜欢，可当小说看。”

所以，若是用“世说体”，来写一写这位可爱的老头儿，他一定不会反对吧。而且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写作理念：人生是由断片构成的，哪有什么完整的起承转合，要写生活，需要懂得留白，“寥寥数语，皆具风神”。

想来想去，觉得很兴奋，在想象中，这是一些用近似汪曾祺风格来写汪曾祺的文字。

《世说新语》有1200多则，我也给要写的这些事确定了一个数目：1000。

2019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的公号“杨早讲史”上发出了这个预告：

◆ 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杨早讲史”打算搞个大动作来纪念一下。

◆ 这个动作叫做“关于汪曾祺，你需要知道的1000件事”。简称“千汪事”。

◆ 以汪曾祺的生平、经历，来贯通从1919年到1997年这一个世纪，1000件事，不一定全是汪曾祺的事，但一定与他的周边，他的时代有关——还是在“讲史”。帮你更好地读透汪曾祺，以及他的时代。

◆ 一个人出了名，真假传闻必多。我虽自认严谨，尚称博闻，但独饮不欢，孤掌难鸣，我要邀请两位汪曾祺研究的大咖，《汪曾祺全集》分卷主编徐强、李建新，帮我找事、把关。

◆ 事件的排列，大致依据生平时间线索，但也不一定。

◆ 感谢阅读汪曾祺带来的趣味和温情，这个大动作，纯粹为了记念这一点。

徐强兄、建新兄对汪曾祺作品、行状、思想，都比我熟得多。他们两位能够出手，这本书的质量便有了保障。徐强兄并且给了此书一个定位：“《千汪事》在年谱传记之外，独辟‘条陈撮述体’叙史新体例。”这话应该放在腰封或封底。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范范，真是眼尖到凌厉的地步。“千汪事”刚发出第一期，她就在微博上私信我，希望能够出版此书。于是在春节前很快就商定了此事，三位作者签了合同。

接下来就是厚厚的2020，千汪事变成了一股潜流，在封闭与隔离之下，恐慌与烦闷之中，忙碌与纷乱之间，它总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这当然要感谢徐强、建新二位的配合与宽容，还要感念他们的积累，足以保证这个大动作不致流局。同时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生王朴微，他疫情期间枯守家中，承担了公号更新的任务，排版，找图，再与各位作者讨论润色。每逢周二周五，往往是他催我，我再去催徐强或建新。范范则是每周刷存在感，动之以软语，晓之以红包。不管怎样，这本小书，总算是按期完成了。

本书写作分工如次：

杨早负责撰写1920-1939（高邮）、1946-1949（上海与北平）、1977-1983（北京）诸条目；

徐强负责撰写1936-1946（昆明）、1962-1976（北京）、1991-1997（北京）诸条目；

李建新负责撰写1949-1962（北京/张家口）、1984-1990诸条目；

由杨早负责统稿。

今年，我们已经谈论了太多的汪曾祺。可是，“以汪曾祺的生平、经历，来贯通从1919年到1997年这一个世纪”，这个目标，又完成了几何呢？我不敢说。建新说，这个作家虽然只留下了200多万字，但细抠的话，可以一直做到我们退休。我知道有人会嫌这话，好像把汪曾祺看得太高太重要了，其实不然，通过一位作家窥见他一生经历的人事，进而体悟一个时代的“风神”，这样的入口，并不好找。碰上了，就不该错过。

杨  早  作于京东豆各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