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16. 孙犁在《读小说札记》第五则里，提及汪曾祺的《故里三陈》：“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23. 1984年8、9月间，北京京剧院成立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领导小组，汪曾祺是成员之一。汪曾祺参与了六台节目中两台的创作：一是阎肃、汪曾祺编剧，迟金声导演的现代戏《红岩》，由一团排演，最强阵容，由谭元寿、马长礼、张学津、高宝贤分别扮演许云峰、徐鹏飞、华子良、李敬原。二是由汪曾祺改编剧本、特邀尚长春导演的传统戏《钟馗嫁妹》。 24. 1984年8月16日，汪曾祺给陆建华回信，劝他不要搞“汪曾祺著作年表”，说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年表这东西，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才值得为之一写的（就是大作家的年表也很少有人看，除非是研究他的人）”。 《晚饭花集》首印近五万 47. 1985年10月15日，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古苍梧（古兆申）的文章《汪曾祺的〈复仇〉》，文中说：“我所惊叹的是汪曾祺意识流技巧运用得那么纯熟，那么不露痕迹，比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国内许多作家都要高明。” 66. 1986年7月12日出版的《文艺报》之《我与新时期文学》栏目刊出林斤澜《旧人新时期》，谈论自己的三位老友汪曾祺、邓友梅、高晓声的小说观，提到了汪曾祺的两条优势：“遇到比我年轻的汪‘派’，我常说汪有两条：一是语言功力；二是六十大几的人，艺术感觉还这样敏锐。这两条都很难得，真真算是一个作家。” 美国之行 103. 汪曾祺接到邀请，将于1987年8月底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简称IWP）于1967年成立，由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两人创办，是全世界首个由一所大学举办的全球性作家交流计划，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12名作家。该计划的三个原则为：一，让具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二，让这些作家可以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三，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写作计划为期三个月。1979年中美建交后，该计划开始邀请中国作家。 104. 据汪朗回忆，当时中国作协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汪曾祺的时候，“国际写作计划的领导说没听说过这个人，当时没想要他。他就拿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 109. 汪曾祺抵衣阿华当天，就去赴东道主聂华苓家的便宴，吃美国火锅。本期写作计划共有来自27个国家（地区）的33名作家参加。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汪曾祺、古华，来自台湾的李昂、蒋勋、黄凡，香港的钟晓阳。 110. 1987年10月7日是中秋节。聂华苓邀请汪曾祺等晚上在家中聚餐。汪曾祺在家信中描绘了现场：“菜甚可口，且有蒋勋母亲寄来的月饼。有极好的威士忌，我怕酒后失态，未能过瘾。美国人不过中秋，安格尔不解何为中秋，我不得不跟他解释，从嫦娥奔月、中国的三大节，中秋实是丰收节，直至八月十五杀鞑子……他还是不甚了了。月亮甚好，但大家都未开门一看。” 告别沈从文先生 118.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5月11日，汪曾祺上午出外开会，中午回家后才由施松卿告知此事，当日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刊于1988年5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时有编者按：“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应本刊之邀，特以最快速度撰写此文，从北平（北京）传真至本报香港办事处，交由本刊发表。” 120. 1988年 5月15日，汪曾祺在桐庐撰写纪念沈从文的散文《一个爱国的作家》，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5月20日。 121. 1988年 5月18日，汪曾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沈从文遗体告别仪式。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描述：“没有人为他主持这最后的仪式，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只有他的家人，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素朴的灵堂里，向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告别。”“沈先生早年执教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今天在同他崇敬的师长告别时说，沈先生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 遥寄德熙，泪不能禁 147. 199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汪曾祺70岁生日，作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他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154. 1990年11月，吴福辉编的《京派小说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选收15位作家31篇作品。汪曾祺的《老鲁》《戴车匠》《鸡鸭名家》《异秉》入选，与沈从文并列入选作家的篇数第一。吴福辉在《前言》中说：“选了四篇，一方面是汪曾祺的作品处处都合京派的气度标准，流派味道最足，一方面是他解放前收入《邂逅集》的作品，读者已不易得到。《异秉》则似乎是集外的。”汪曾祺致信编者吴福辉，承认自己是“京派”。这是汪曾祺唯一承认的一个流派标签。 212. 1993年10月中旬，江苏电视台到北京拍摄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的专题节目《梦故乡》汪曾祺亲自为片头曲创作歌词《我的家乡在高邮》。片子拍成后，汪曾祺十分激动，看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打趣说他“表现不俗，可以评一个最佳男主角”，可是没有像以往一样听到他反抗的声音，回头一看，汪曾祺直直地盯着屏幕，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 222. 1994年6月，高邮市召集在京高邮籍名人联谊会，邀请了汪曾祺、姜恩柱、秦华孙、汪云等人。汪曾祺在会议期间挥毫作书若干。其间有人开玩笑，说请汪曾祺为高邮的领导写一小幅，上书四字：“青云直上”。汪曾祺明确表示不写，丢下笔坐在一旁抽闷烟，后经人解释劝说，又重新拿起笔写下了郑板桥的诗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并说：“随你们给哪位领导。” 233. 1995年10月底，应温州市瓯海区之请，汪曾祺携施松卿参加由作家、书法家瓯海采风团赴瓯海采风。期间自然少不了为人写写画画，有求必应，往往写到深夜。但也偶有拒绝的时候。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写四个字“清正廉洁”，汪曾祺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 263. 1996年冬，汪曾祺书写四年前所作的诗《岁交春》，并盖闲章“岭上多白云”。书法家林岫请教为何在古稀感怀的吟墨上选用此印，汪曾祺答：“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气清骨”。 264. 汪曾祺在昆明时，曾见过一只小白猫。小猫娇小可爱，在墨绿软缎垫上蜷卧着。它的女主人斜卧在睡榻之上，体态也甚优美。1996年，汪曾祺画《昆明猫》怀念那时场景，题诗：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龙钟一叟真痴绝，犹吊遗踪问晚风。女主人公即1939年往昆明的船上结识、后来在昆明过从颇多的那位广东女士。 “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 265. 1997年1月6日，汪曾祺一行飞赴昆明，参加第二次红塔山笔会。当时的玉烟厂发展兴隆，汪曾祺说此行目的之一是见见但老友褚时健，到后却得知褚时健因被举报贪污而正接受调查。汪曾祺心情沉闷，当晚作感怀诗一首：大刀阔斧十余年，一柱南天岂等闲！自古英雄多自用，故人何处讯平安？ 278. 在宜宾期间，汪曾祺为五粮液酒厂撰书一联：“任你读通四库书，不如且饮五粮液。” 279. 曾任富顺县副县长的表弟杨汝纶自富顺驱车来宜宾相访。汪曾祺与之在翠屏山庄畅谈三个小时，写诗相赠，中有句云：“与君未相识，但可想清光。葭莩亲非远，后当毋相忘。” 284. 1997年5月11日，汪曾祺吃炸酱面时，被面码小萝卜划破了食道血管瘤。夜10时许，食道出血，保姆小陈敲门向邻居詹国枢、杨乔夫妇求助。邻居们拨打120叫来急救车，将其急送北京友谊医院。 286. 12、13日仍出血，14日才基本控制。此时的汪曾祺还同医务人员开玩笑：“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也得把你们写进去”。 287. 14日下午林斤澜来探视，汪曾祺在“只听不说”的医嘱中还是小声对林斤澜说“走四个不是？”似指作家朋友中近来去世的冯牧、陈荒煤、端木蕻良和刘绍棠。 288. 1997年5月16日上午，汪曾祺求医生“开恩”允许自己喝茶水，医生勉强同意以水沾唇。女儿汪朝回家取茶叶时，一代文人汪曾祺猝然离世。

1.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汪曾祺称自己“又解放，又解脱”。他参加庆祝游行，对进驻团工作组提意见，为被整的人说话，贴大字报阐述观点，参加各种座谈会，十分兴奋。有一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是“让我们高呼乌拉”！ 3. 但很快，汪曾祺遭到了北京京剧团内的围攻。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说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4. 汪曾祺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代与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交代是不是“四人帮”留下来的潜伏分子。汪曾祺被“挂”了起来，不给工作，检查问题。 5. 因为被重点审查，汪曾祺进出办公室都是低着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又”是重点。也不敢跟人交谈，又无处可去，只能在资料室喝茶。 15. 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骂清查人员不懂政策，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 17. 汪曾祺在1978年的一篇检查中说：“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58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平反了，思乡了 20. 1978年4月11日，汪曾祺写《我的态度》一文，表示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写下保证：“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 21.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被认为从根本上理论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2019年，该文入选普通高中语文教材。 22. 1977年12月，举行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汪曾祺长子汪朗参加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后的第二次高考，也是首次全国统一高考。汪朗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录取。 23. 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报道，遵照党中央决定，全国“右派分子”全部摘除帽子。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25.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作了“右派”平反结论，称“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 27. 汪曾祺终于不用写交代材料了，但单位也没有分配工作。这个春天，长女汪明从插队农村病退回城，待业家中。父女二人每日闲聊、散步、做饭，过了一段悠闲日子。 28. 1978年11月前后，汪曾祺萌发了为汉武帝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他跟同事讨论过这个选题，也开始收集关于汉武帝的材料，做成卡片。 30. 1979年6月，汪曾祺托朱德熙转致季镇淮信，透露最近“想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写几个历史剧”，写出历史人物的既伟大亦平凡，初步拟定的两个戏是《司马迁》和《荆轲》。 33. 汪朗上写作基础课，写了一篇小说习作。他在钢铁厂当过炉前工，小说写一次因工厂领导瞎指挥造成的事故，工人连夜抢救才保护了设备。次日一早，厂里广播站朗声广播“由于领导英明，指挥得力，才避免了更大损失”。小说结尾是：忙了一夜的工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澡堂里听着广播睡着了。汪曾祺看后，提了个意见：“结尾不好!太平。应该是工人听了这样的广播之后，骂了一句：他妈的！结束。” 34. 李荣、朱德熙是汪曾祺联大同系好友。他们见汪曾祺闲在家里，有心让他换个环境。李荣与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相熟，给胡看汪曾祺的文章，并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 35. 胡乔木此前已经将沈从文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他问汪曾祺是否愿意去社科院文学所。汪曾祺觉得自己的本行是创作，不适合研究，没去。 36. 据林斤澜回忆，胡乔木还曾想让汪曾祺去北京作协，曾在一个香烟壳上写“汪曾祺进作协”。在北京作协的林斤澜很高兴，但汪曾祺不愿意，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此事不知何时，但北京作协是1980年才正式成立的。 新出现的老作家 《受戒》震动文坛 1. 1980年的春节是2月16日。节日前后，汪曾祺应邀为“沈从文将出的选集”写后记，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浏览一遍。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也是他写《受戒》等作品的触因之一。 20. 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两个上午写成了《受戒》，文末自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以1980年为起点，43年前是1937年，时汪曾祺在江阴念高中，初恋。 21. 汪曾祺写《受戒》，完全不知道这篇小说能不能发表。下笔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一些同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啊，为什么要写几十年前一个小和尚谈恋爱？有什么现实意义？揭示了什么重大问题？ 23. 大约是1980年八、九月间，北京文联开汇报会，北京京剧团、《北京文学》都作为下属单位参加。北京京剧团团长杨毓珉汇报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说这小说挺好，看着挺有味道，不过不能发表，不能让它流入社会。《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一听说来了兴趣，找杨毓珉说给我看看行不行？杨毓珉等人死活不同意，说不能外传，不是发表也不行。这大概是怕给汪曾祺惹祸。 24. 李清泉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要求看《受戒》。汪曾祺当年就把《受戒》送给了李清泉，但也附了张条儿，说：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 25. 《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此前《北京文学》叫《北京文艺》，改名后第一期，做成了小说专号，当期除了《受戒》，作者还包括李国文、母国政、从维熙、张洁、张弦、陈祖芬、郑万隆等。 26. 1980年12月的《北京文学》《北京日报》《文艺报》纷纷发表张同吾、梁清濂、唐达成等人评论《受戒》的文章，尤其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唐挚）的《赞〈受戒〉》影响最大，唐赞美《受戒》“这样一篇洋溢着诗情的作品的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小说月报》1980年12期也选发了《受戒》。 28. 1981年1月14日，汪曾祺写了篇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曾当面给沈从文下过一个定义：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后来被汪曾祺用来概括自己，加了个前缀“中国式的”。 33. 汪曾祺重写的旧作《异秉》发表于江苏作协主办的《雨花》1981年第1期。《异秉》的写作时间比《受戒》还早，但稿子推荐给《雨花》后，编辑部出现了较大争议，甚至有人说：发这种小说，好象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意思是这根本不是小说。 35. 《雨花》另一位主编叶至诚（叶圣陶之子，叶兆言之父）一直引以为憾的，是没有以最快速度发表《异秉》，以致让《北京文学》发表《受戒》抢了先手。《受戒》引发震动之大，好评之多，也不是《异秉》可以相比。 36. 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转载了《受戒》，汪曾祺应邀撰写了《关于〈受戒〉》。汪曾祺在文中澄清“我没有当过和尚”，说《受戒》“有点像边城”，“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2. 1981年6月末，汪朗在《甘肃日报》的实习结束，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游，在四川遇到了特大洪灾，交通断绝，与家里也断了音信。家里人还开玩笑，说汪朗是不是被长江大水冲走了。 1. 1981年8月20日左右，将近两月音讯皆无的汪朗回到北京，家人才知道，他去了高邮！汪朗在四川遇上洪水后，一路在乐山、成都、重庆滞留，交通恢复后，再沿长江葛洲坝、武汉、庐山、南京一路东行，最后到了镇江，见到大姑汪巧纹，又和大姑一道去了高邮小住。 2. 汪朗在高邮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接待，亲友还好奇地打听：汪曾祺平日是不是总在小本子上随手记下素材？ 3. 汪朗的高邮行明显对汪曾祺有“搅动”作用。汪曾祺于1981年8月26日致信小学同学刘子平，说自己很想回乡看看。但前段时间连续参加笔会，没有为剧院做什么事，不太方便再申请外出，希望高邮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才好向单位说话。 1. 1981年9月下旬，高邮县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剧团发出公函，正式邀请汪曾祺回乡。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的陆建华回忆：县领导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最后他们只好搬出了“《沙家浜》的作者”这个名头，县领导听后神情惊讶，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 2. 1981年9月29日，汪曾祺写了一首诗，用一张毛边纸写成一个斗方，寄赠给朱德熙。跋语更像是一封短简：“四十年前与德熙莲花池小店坐雨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九日曾祺 国庆节后将应邀回故乡小住约一月 书此告别。“诗云：“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朱德熙把这幅字配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1. 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每日看资料，散步，访旧，为人题诗写字。很多人称他“汪老”，他不习惯，数次说道：“才六十岁，怎么就称老、称老作家呢？” 1. 1982年春节期间，胡乔木去看望沈从文，谈起汪曾祺的创作，评价说“无一句空话”。沈从文后来在致学生吴宏聪信中提到此事，并“重译”胡乔木的评语为自己的习惯用语：“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对文字应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数，所以才能在极普通小小故事中，给读者一种清新印象。”他举的例子是《大淖记事》。 1. 1982年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列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种，首印21000册。这是汪曾祺新时期复出后的第一本书，收入短篇小说16篇，创作时间从1940年代至1980年代。 1. 1982年4月，汪曾祺与林斤澜、刘心武，应作协四川分会及四川人民出版社之邀，经陕西赴四川访问讲学。同时被邀的还有广东的孔捷生与贵州的何士光。 2. 四川之行，汪曾祺写了不少诗文，如《成都小吃》：“十载成都无小吃，年丰次第尽重开。麻辣酸甜滋味别，不醉无归好汉来。”这首诗他后来曾抄给朱德熙。 1. 汪曾祺访问新疆、甘肃一个月，1982年9月22日在兰州就开始写作系列散文《天山行色》，回到北京后10月7日完成，共10篇，实际字数9300余字，是汪曾祺散文中罕有的长篇。 1. 汪曾祺在兰州听一位青年诗人说了一件事：某次赶“花儿会”，听见婆媳二人，用韵语交谈，“这媳妇走进一个奶奶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那祷告词是：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哩，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哩，咯咯嘎嘎地笑着哩”。汪曾祺大为惊奇，说是“用诗交谈”，此后多次举此例以说明“民间文学的智慧”。 1. 汪曾祺为沈从文八十大寿写了一首七律贺诗，开头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端木蕻良很赞赏“犹及”二字，汪曾祺自己比较满意的大概是颈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1. 《十月》杂志专刊《长篇小说》创刊，编辑母国政被分配联系汪曾祺，上门约稿。汪曾祺说，想写长篇，“还只有写高邮”，并且说“不一定有多大意思，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形式的长篇小说”。母国政立即想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敦促汪曾祺动笔，汪曾祺说，他需要回高邮住一段时间，但总是难于成行。 1. 1983年3月末，汪曾祺应《北京文学》之邀，到门头沟为北京市青年作者短篇小说创作班授课。一位公社书记告诉汪曾祺：有一天，大队书记开完会，收拾会场时，发现会议桌的塑料台布上有一些用圆珠笔写的字。这些字迹是对面坐着的两位大队书记写的，一人写一句，写的是《受戒》里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这件事让汪曾祺很感动，也促使他思考自己作品能在精神上给读者什么。 1. 1983年8月1日，汪曾祺完成了《故里三陈》。汪曾祺自己说，这组小说是“急就”的，因为王蒙新任《人民文学》主编，要集中发一堆五千字以内的短小说，等米下锅，逼得汪曾祺在酷暑中用两个上午约四个小时赶出来三篇，总共不到八千字。 2. 王蒙看了《故里三陈》后，想用《陈小手》作为杂志头条，但这样做，同期就不能发后两篇。王蒙找汪曾祺商量，偏巧汪去了密云开会，找不着人，只好三篇一起发了。就这样，《人民文学》错过了用《陈小手》做头条，否则会是“带点爆炸性的大胆做法”（汪曾祺）。

奉命改编《芦荡火种》 1. 1963年10月，北京京剧团奉命将《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就是日后著名的《沙家浜》。故事的原本，是崔左夫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记实》，1959年由文牧执笔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上海人民沪剧团1960年11月27日首演时定名《芦荡火种》，反响很大。 2. 改编《芦荡火种》的任务落实到肖甲、汪曾祺、杨毓珉身上。他们进驻颐和园龙王庙，十天时间拿出第一稿，突出地下斗争，改名为《地下联络员》。其中主要场次如《智斗》《授计》都是汪曾祺手笔。 3. 1963年底，在林默涵建议下，上海沪剧团到北京交流演出沪剧《芦荡火种》，随后两团展开“兵对兵，将对将”式的学习交流——汪曾祺等四位编剧结对文牧、杨文龙，切磋剧本。最有艺术光彩的几个唱段（如《智斗》一场中阿庆嫂和刁德一的对唱）都在这一轮修改中产生。 4. 1963年底，汪曾祺再次受命，要将上海的成功话剧《杜鹃山》改编为京剧。剧组赴天津观摩学习《杜鹃山》，汪曾祺第一次近距离、长时间接触了名净（就是著名花脸）裘盛戎。裘盛戎是清末名净裘桂仙之子，裘派艺术创始人，也是北京京剧团奠基人之一。两人日后成为知交。 5. 1964年3月11日，北京市长彭真、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等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彩排，非常满意，当即批准公演。4月10日，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及各省市负责财务的书记观摩《芦荡火种》，一致认为“出色”，李富春甚至说：“这么多现代戏，还是《芦荡火种》成功。” 6. 1964年4月27日，京剧《芦荡火种》剧组进中南海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等领导人观看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对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 7. 后来有一次，汪曾祺亲自听到周恩来总理在布置完工作的时候，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啊！”这正是《沙家浜》里的经典唱词，汪曾祺原创。 8. 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戏曲工作者出席，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茅盾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致贺词。《芦荡火种》参加第一轮演出。 9. 语言学家郑林曦在1964年6月7日《人民日报》“论语说文”专栏发表《喜听京剧唱京音》，对《芦荡火种》不用传统京剧腔，而是用北京音唱念，大加赞扬，7月31日又发表《戏词通俗是京剧的本色》，提倡京剧戏词通俗一些，作者说，《芦荡火种》中“智斗”等唱段能够迅速传唱，“不能不归功于戏词编得通俗好懂而且优美感人”。 10. 1964年6月，《芦荡火种》剧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先后两次印刷共25000册。剧本署名是“汪曾祺 杨毓珉 肖甲 薛恩厚改编（根据文牧编同名沪剧改编）”。署名顺序是当时北京京剧团副团长、文化部艺术局剧目组副组长萧甲确定的，他多年后解释：汪曾祺是主要改编者，所以排第一。（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沙家浜》的版权官司，给汪曾祺晚年造成很大困扰。） 11. 沈从文在1964年7月24日、25日给程应鏐的两封信里，都提到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在文字上的成就。25日信中特别指出：“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程应鏐是西南联大1940年毕业生，时为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12. 1964年9月，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梦庚传达彭真从北戴河带回的毛泽东修改意见：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针对改名建议，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解释：“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汪曾祺后来说：“毛主席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态度’也很好，并不强加于人。” 13. 1965年2月17日，经修改重排，《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开始在北京公演。 14. 1964年冬，汪曾祺同薛恩厚、阎肃到中南海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这是汪曾祺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还有罗广斌、杨益言、林默涵、袁水拍。汪曾祺没有发言，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只记住了江青跟罗广斌说的一句话：“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15. 1965年初春，汪曾祺同罗广斌、杨益言、阎肃、杨毓珉等在颐和园藻鉴堂创作《红岩》剧本。藻鉴堂环境幽静，装修设施现代。他们白天讨论，写作，傍晚绕颐和园闲逛，汪曾祺十分享受此间生活，只有一点让汪曾祺有点受不了：新鲜蔬菜少，总吃炒回锅猪头肉。 16. 1965年3月，根据江青指示，《红岩》创作组赴重庆体验生活，上华蓥山，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先是经历“牢狱生活”，天天被“审讯”，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如同儿戏”。随后住进北温泉的数帆楼改剧本，“洗温泉浴，饮泸州大曲或五粮液，吃非洲鲫鱼”，历十余日。 18. 1965年4月中旬，江青派小飞机把在重庆体验生活的萧甲、汪曾祺、杨毓珉、李慕良等接到上海，再改《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并决定“五一”在上海公演。 19. 1965年5月1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北京京剧团开始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沙家浜》。这是《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后第一次公演，汪曾祺和杨毓珉是改编执笔。上海文艺界随即掀起了学习《沙家浜》改编演出的热潮。 22. 1965年2月24日，沈从文致信巴金，有一大段谈到汪曾祺，希望汪曾祺善于使用长处，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到各种新生活里去接触较多方面新事物，再写几年短篇小说或报道文字，这样有利于汪曾祺搞戏改对人物刻画处理，多方面理解人物。沈从文说：“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 24. 1965年8月，《沙家浜（京剧）》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署：北京京剧团集体改编，汪曾祺 杨毓珉执笔。这是《沙家浜》正式出版的第一个图书版本。 被揪斗与被“解放” 26. 1966年夏，汪曾祺被揪斗，与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反动权威”“戏霸”一起在京剧团内接受批斗、罚跪、剃头和院内游街。 27. 贴汪曾祺的大字报上写着“老右派，新表演”，其罪状之一是与“走资派”薛恩厚合作的《小翠》中有台词说狐狸是大尾巴猫，被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状之二是剧本《雪花飘》中的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被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28. 汪明记得，父亲被揪后第一次回家，样子有点尴尬、可笑。孩子们对父亲亲热如初，评论他的秃头。汪给孩子们讲“黑帮”的新鲜事，也拿“造反派”开心。施松卿告诫孩子们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 29. 被揪斗期间，汪曾祺曾被要求定期向“造反派”递交“一周情况汇报”和问题交待材料。据当时刚调入北京京剧团的陈婉容回忆，汪的文章完全不是普通的检查材料，行文遣词“给人一种舒服、洁净和平和，就像马长礼先生念大批判文章时，抑扬顿挫，如同上韵的朗诵”，其“交代”也如一篇美的散文，有一句写道：“有几个橘子从筐里滚了出来……” 31. 1966年8月23日，一伙“红卫兵”闯进北京市文化局、文联机关大院，扬言要烧毁所存的传统戏装，并勒令文化局交出“黑帮”陪烧。下午他们把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风等人揪出，用卡车送到孔庙，围着焚烧的戏装批斗、抽打他们。老舍的头被打破，被提前送回文联，但在院内再次受到揪斗。当天午夜，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32. 1966年年底，汪曾祺和赵燕侠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反革命”一起，被关进小楼上的“牛棚”，学习、交代、劳动。 33. “牛棚”狭小，仅能放一张长桌，几把凳子，众人挨着围桌而坐。里面的人要出去，外面的就得起身让路。汪曾祺坐在赵燕侠里面，要出去，说了声“劳驾”，请她让一让，赵燕侠没有站起来，腾的一下把一条腿抬过了头顶：“请！”见识了，赵老板的腿功。 34. 1967年4月中下旬，军代表李英儒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先是亲切问候薛恩厚，稍后，见到正在抬煤的汪曾祺，又问他最近在干什么。汪答：“检查、交待。”李英儒说：“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汪曾祺明白，自己的问题大概快要解决了。 35. 1967年4月27日，李英儒找汪曾祺，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汪曾祺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派人来叫去，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行了。”汪曾祺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又把他叫回去，说：“不用五分钟，三分钟就行了！” 36. 群众集合在礼堂。三分钟，说什么？汪曾祺照例承认错误，还了说一句：“某某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这几句话，汪曾祺在1976年后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 37. 汪曾祺4月27日当天就被安排同阎肃一起坐在重要人物旁边看《山城旭日》。从此之后，汪曾祺算是“解放”了。 38. 汪曾祺成了“样板团”的文艺战士，生活上享受特权，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服”：夏天，春秋天各一套，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身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重要人物亲自定的。 40.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日前为纪念《讲话》25周年而举行的会演活动，标题为《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辉煌成果的盛大检阅 八个样板戏在京同时上演》，这是“八个样板戏”说法的最初起源。 41. 1967年年末，汪曾祺奉命将《敌后武工队》改编为京剧，与徐怀中、阎肃、张永枚、刘伍、冯志、杨毓珉组成创作组。阎肃回忆，大家合作默契，其中汪曾祺讨论剧本最有韧性，虽不擅长结构剧情，但写词功底很强。半年后，《敌后武工队》被放弃了。 42. 1968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0月15日开幕，11月17日闭幕。汪曾祺随京剧《沙家浜》剧组参加了此次广交会演出。 46. 1968年，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根据《沙家浜》剧本拍摄了故事片《沙家浜歼敌记》，鲍方导演，影星朱虹、江汉分别饰演阿庆嫂和郭建光。 47. 1969年年初，为改编重排《杜鹃山》，汪曾祺、裘盛戎等主创人员奉命沿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体验生活。经过的主要地方有长沙、浏阳、韶山、萍乡、安源、井冈山、武汉等地。全程军事化管理，曾徒步行军、上高山、下矿井、搞军事演习。汪曾祺、裘盛戎都在“控制使用”中，这次南方之行使两人再次有较长时间的密切接触。 48. 井冈山人说客家话。有位队长介绍情况，说这里没人愿意当干部，自己挺身而出，老婆却反对，说“辣子没补，两头秀腐”。有同志听不懂，汪曾祺为其翻译：“辣椒没有营养，吃下去两头受苦。” 上了天安门 55. 1970年5月21日，拥护毛泽东“五二〇”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百万群众大会在天安门举行，汪曾祺在这一天登上天安门。新华社当天发出电讯，详列登天安门的嘉宾名单，汪曾祺和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的名字列于名单的最末部分。 56. 八年后，汪曾祺在写的检查中谈到当时的心情：上天安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我的名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距离那样近的地方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难忘的幸福。但是我不该得到这种荣誉。 1. 汪曾祺上天安门，引发了一些意外的效应。当时汪朗在山西插队遇上了麻烦，正好赶上汪曾祺上了天安门，大队干部对政治风向敏感，不敢贸然处理汪朗，只说了句“深刻认识”就敷衍了过去。 58. 林斤澜当时正在关牛棚，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笑对汪说：“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59. 唐湜在温州，激动不已，拿着报纸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救了！” 60. 早就被打倒的黄裳却因为“汪曾祺上天安门”受到单位警告，多年后，黄裳告诉汪曾祺：“你上天安门我可惨了。他们把我叫去训了一顿：‘你不可翘尾巴！’” 61. 几日后，在东北劳动改造的邓友梅回京探亲，登门看望了汪曾祺。汪曾祺对邓友梅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 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编《说说唱唱》，很得喝彩 1. 1950年1月，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创刊。主编李伯钊、赵树理。 4. 夏天，汪曾祺回到北京，进《说说唱唱》杂志当了编辑部主任。当时在北京市文委工作的王松声也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回忆道：有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杨毓珉把汪曾祺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 6. 同事曹菲亚回忆，汪曾祺不怎么说话。冬天，屋里冷，汪曾祺经常背靠暖气片，一言不发，抽烟想事。 8. 9月10日，《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汪曾祺为编辑部总集稿人，即编辑部主任。 15. 《说说唱唱》1950年第10、11期连载安徽作家陈登科的《活人塘》。陈登科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写的字就自己造。手稿中有个字是“馬”字去掉四点，后来是康濯猜出来了——“趴”。马没有四条腿，可不是趴下了？！ 18. 《说说唱唱》《北京文艺》两刊每月有一点编辑费，都到饭馆吃掉了，几乎吃遍了北京有名的饭馆。 19. 老舍每年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老舍生日，腊月二十三。汾酒、竹叶青、伏特加，喝什么喝多少随意。菜都是老舍亲自掂配的北京风味。 26. 老舍有一次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 28. 11月，汪曾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中南区第二十二团，赴江西进贤。该团共有成员119人，时任北大西语系教授的冯承植（冯至）任团长。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个团的成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大学教授、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商业局的、园林局的、歌剧院的演员、教会医院的医生、护士长，还有这位静融法师。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31. 汪曾祺1952年去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进驻夏家庄王家梁村。汪曾祺是小组长。组员一是刚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的女高音歌唱演员邹德华，一是嘉兴寺和尚净融法师。 36. 也是在1952年8月，新华社撤销外文翻译部，成立国际新闻编辑部，因外文干部不足，从大学中抽调一批人员加以充实。汪曾祺夫人施松卿从北京大学调入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 剧本得了一等奖 45. 1954年12月11日，汪曾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青年宫举办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00周年会议。 46. 1954年，汪曾祺根据王亚平的建议，从《儒林外史》中找题材，创作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老舍看了初稿，曾在酒后对汪曾祺说：“你那个剧本——没戏！” 47. 《范进中举》在文化局戏剧科的抽屉里压了很长时间，后由袁韵宜推荐给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得到王的肯定，介绍给奚啸伯演出了。这个戏在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剧本一等奖。 50. 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办《民间文学》，工资从文艺六级升为文艺四级，每月180多元。这次调动是因为全国文联某负责人的动议，许以涨工资一级，他拒绝了，说留在北京市文联也可以涨一级工资，那位负责人说那就涨两级。 52. 1955年4月23日，《民间文学》创刊，编辑者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名列编委。 54. 1955年5—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给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编者按语。 56. 1955年7月，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单位人事部门抓住汪曾祺1936年被吸收进“复兴社”的问题不放，使他十分苦恼。后来终于做出结论，属一般历史问题。 63. 1956年9月，汪曾祺作文艺评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于《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 66. 1956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汪曾祺在会上做了发言。涂光群时任《人民文学》编辑，他回忆汪曾祺的发言“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从发言中大家才知道，南京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是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予发表的。 补划成“右派” 68.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9. 1957年5—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同时，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纷纷召开座谈会，向党员、干部、群众征询意见。 70. 在“大鸣大放”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关人士一再动员汪曾祺向党组织提意见。汪曾祺觉得不配合也不好，就写了一篇短文《惶惑》发在单位的黑板报上。文中提到群众对人事工作意见颇多，人事部门几乎成为“怨府”。结尾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73. 汪曾祺的新诗《早春（习作）》，包括《彩旗》《杏花》《早春》《黄昏》《火车》五题，经徐迟编发，刊于《诗刊》1957年6月号。诗人邵燕祥说，只凭“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这两句，汪曾祺就算得上是真正的诗人。 74. 同事刘锡诚后来回忆，汪曾祺那时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都是用毛笔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写完一张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 83. 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突然发现过道里贴满了围攻自己的大字报，措辞激烈，称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且已出现“右派”字样。 84. 事情一开端，接着就是多次批判会，全单位所有人一一发言，罗列汪的各种“罪状”。最终结论下来：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之后，撤销职务，连降三级，工资从180元骤减到105元。 85. 汪曾祺后来在《寂寞和温暖》里写沈沅“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划为“右派”当天，汪曾祺回到家里，对施松卿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86. 《诗刊》1958年第8期发表《读者对去年本刊部分作品的意见》，点名批评穆旦的《葬歌》，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艾青、陈梦家、公刘、邵燕祥等人的诗作，文中涉及汪曾祺《早春》一诗：“北京测绘局赵洪端同志来信，他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恶劣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新中国春天的阴暗情绪，在作者笔下看不到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更看不到社会主义成就有如春天一样的光芒万丈照耀与降福于人民，所看到的只是对新中国春天景物（彩旗、杏花、黄昏、火车）一句句哀伤紊乱的调子。……” 早春（习作） 彩旗 当风的彩旗， 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杏花 杏花翻着碎碎的瓣子…… 仿佛有人拿了一桶花瓣撒在树上。 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 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黄昏 青灰色的黄昏， 下班的时候。 暗绿的道旁的柏树， 银红的骑车女郎的帽子， 橘黄色的电车灯。 忽然路灯亮了， （像是轻轻地拍了拍手……） 空气里扩散着早春的湿润。 火车 火车开过来了。 鲜洁，明亮，刷洗得清清爽爽，好像闻得到车厢里甘凉的空气。 这是餐车，窗纱整齐地挽着，每个窗口放着一盆鲜花。 火车是空的。火车正在调进车站，去接纳去往各地的旅客。 火车开过去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火车喷出来的汽是灰蓝色的，蓝得那样深，简直走不过一个人去；但是，很快，在它经过你的面前的时候，它映出早已是眼睛看不出来的夕阳的余光，变成极其柔和的浅红色；终于撕成一片一片白色的碎片，正像正常的蒸汽的颜色，翻卷着，疾速地消灭在高空。于是，天色暗下来了。 88.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了一段时间。先在十三陵修水库；又赴西山八大处劳动，劳动内容之一是为出口大葱装箱；最后二十多天则是在西山刨坑种树。 89. 1958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行前，与家人一起到前门买下乡用品（牙刷、牙膏、内联升布鞋等），最后剩下80多元钱，施松卿挑了一块苏联表给汪曾祺戴上，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90. 汪曾祺下乡当天，施松卿不能请假回来送行。汪曾祺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张家口的老汪 94.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不再担任此职务。在农科所的传达会上，汪曾祺语出惊人：“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哟！？”四座为之失色。好在农科所的领导只是说：“大家的认识要统一到党指示的思路上来！”后来，在“劳动锻炼”成员小组学习会上，汪曾祺自责说：“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难改的坏毛病：浮躁！” 95. 1959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十五），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因肺心病去世，享年63岁。过了一段时间农科所的领导才把消息告诉汪曾祺。汪曾祺闻讯痛哭流涕。当时也不可能批准一个右派回家奔丧。 96. 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以后，汪曾祺干过大部分农活，能够扛起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走上45度坡的高跳。 97. 后来汪曾祺基本上固定在果园上班。他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他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98.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99. 1959年年底，农科所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对同时下放来的几个人进行鉴定。工人组长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则考虑到他下放才一年，时间太短，再等等。 101. 1960年8月，交了一份思想总结之后，党组织决定为汪曾祺摘掉右派帽子。但汪曾祺原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无接收之意，他只好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02. 1960年8月下旬，汪曾祺承担了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工作地点在农科所下属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这段画马铃薯的日子很惬意，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103. 沽源是清代的军台，汪曾祺在沽源画马铃薯，可以说是“发往军台效力”，于是他用画马铃薯的红颜色在带去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 108. 1961年11月25日，汪曾祺完成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呈给沈从文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张兆和看。第二年春天，《羊舍一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极受重视。 《羊舍的夜晚》稿费乃最高标准 109. 杨毓珉接受陈徒手采访时回忆：“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 114. 1962年 5月20日，汪曾祺写成小说《王全》，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12期。《羊舍一夕》《王全》发表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找到汪曾祺，建议他再写几篇，出一个集子。汪曾祺起初未答应，说自己的东西孩子们看不懂，而且也没什么好写的了。编辑不甘心，三番五次登门约稿，汪曾祺才答应，凑成四万字的一个小说集。 115. 1962年10月给15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称赞《羊舍一夕》，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又为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 120. 1962年，老舍曾在某个场合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21. 《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了千字22元的最高标准，稿酬，和郭沫若、老舍一样，总共800余元，汪曾祺问家人说：“怎么会这样呢？”这笔钱，从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家最大的一笔积蓄。

1. 汪曾祺1939年入校，按说应该于1943年夏天毕业。1943年6月20日《生活导报周刊》“XX新闻”栏有条花絮，形象地形容了毕业生的苦况：“大学中本届毕业同学，既须于跳蚤臭虫夹攻下准备考试，复须于大雨倾盆中或炎日高照下奔走谋求啖饭地，寝席难安，转转反侧，颇有焦头烂额之感。” 2. 毕业前夕，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找汪曾祺谈话，想推荐他留校，教先修班国文，说是先占个位子，省得明年麻烦。他在致朱奎元的信中说：“这事相当使我高兴。别的都还事小，罗先生对我如此关心惠爱，实在令人感激。联大没有领得文凭就在本校教书的，这恐怕是第一次。” 3. 主张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罗常培为汪曾祺写介绍信，叫他持信找先修班主任、植物学家李继侗，信中说“该生素具创作夙慧”。这句话让汪曾祺感动不已。 4. 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 5. 1943年11月起，汪曾祺开始在西南联大师范专修科担任书记。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1946年）》，汪曾祺“学历及经历”一栏注明其为“联大国文学系补学分学生、本校书记”。不过，这个位子次年三月就没有了。 6. 1943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与低班同学好友杨毓珉一起搬离联大宿舍，在民强巷租房居住。杨毓珉此时习篆刻，挂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条件租房。 9. 1943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西南联大等高校的1944级毕业生无需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即可征调为译员或服兵役。 11. 联大当局很重视译员征调事，11月9日，梅贻琦一天之内先后在新校舍及工学院发表两次讲话，宣布规定。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原定10月15日开班，因报名冷清，推迟到11月，期间继续动员，梅贻琦甚至宣布“不应征者立即开除学籍”。 12. 11月12日，西南联大教授会议议决，“本年度四年级学生，自下学期起全部征调，担任阵地服务，以服务成绩作为该下学期毕业成绩”，主要是在云南、缅甸、印度各战地担任随军翻译。12月出台的办法细则，征调对象则只限于男生，充任译员可免修32学分及军训、体育课程。 13. 联大教授们分别约谈本系学生加以鼓励。闻一多曾找中文系学生个别谈话，分析局势，说明担任译员的重要意义。西南联大一些负责人的子弟也报名参加了，如蒋梦麟之子蒋仁渊、査良钊之子査瑞传、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等。 15. 汪曾祺没有应征当译员。汪曾祺则对子女说了隐衷：一是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是当时生活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俩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部位。于是没去参加体检。 17. 1944年的汪曾祺，因为教书报酬太少，又迟迟得不到家里寄来的钱，深陷于经济困顿之中。他在5月7日给朱奎元的信中透露，他身无分文，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当日汪曾祺向另一同乡任振邦借到1000元钱。 18. 1944年4月，在朋友邀约下，汪曾祺还曾到云大附近的南英中学短暂教过一班国文。这个学校每天有升旗、降旗、晚点名等繁琐仪式，还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培训等。任教不久，校方拟让汪曾祺担任训育主任，他以“名士派”为辞婉谢。 19. 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恋。1943年雨季，他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苦闷。 20. 汪曾祺在毕业前夕致同乡朱奎元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当时的感情生活：“我近来感情正为一件事所支配，我愿意自己对一些理想永远执持不变，并且愿意别人也都不与我的理想冲突。这两天最好我们不谈起有关女孩子事情。” 21. 这场恋爱细节不明，要好的朋友后来也不曾提起。只在给朱奎元的信中，汪曾祺敞开了心扉：“我从来没有说过蓝家孩子一句抱怨的话是吧？现在，我的欢喜更是有增无已。我自从不找她以来就没有找过她。我没有破坏我的约言，我没有写一个字给她，虽然我是天天想去找她，天天想写信给她的。我常常碰到她，有时莫名其妙的紧张，手指有点抖，有时又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虽然都不说话，但目光里有的是坦白，亲爱。若是我们两个都是单独的，则相互看着的时间常会长些，而且常是温柔（你莫以为肉麻，我说温柔是别于激动）的笑一笑。我们不像曾经常在一处又为一点心照不宣的事摔开了，倒像是似曾相识，尚未通名，仿佛一有机缘就会接近起来似的。” 22. 暑假前夕，汪曾祺为送“蓝家女孩子”去医院，再次找同乡任振邦借钱。 25. 这段时间，汪曾祺租住在民强巷，十分落魄，在白绵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下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两口”。没有床，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条棉絮“拥絮而眠”。 26. 汪曾祺失恋后，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十一点，坚卧不起，朱德熙见他没露面，就夹一本字典来，“起来，去吃饭！”卖掉字典，吃一顿早饭。 28. 1944年深秋，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假的杨毓珉到民强巷看望生活潦倒的汪曾祺。杨毓珉回忆：住室是一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 29. 1944年，汪曾祺的写了总题为《茱萸集》的一系列散文陆续发表，并希望在自己“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同时他还着手写一系列“给女孩子”，“用温和有趣笔调谈年青女孩子各种问题”。以上文字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 因为演剧，教了中学 33. 1943年10月末，山海云剧社开始筹办中国建设中学。教室借用中华职业社校舍，孙起孟任名誉校长，周大奎为校长。汪曾祺也是创办人之一，并担任国文教学。 37. 1945年7月，施松卿从联大外文系毕业。稍后也进入中国建设中学，成为汪曾祺的同事。 38. 施松卿毕业前后曾在一个管理滇缅路的法国人家里兼做一份家教，教一个女孩学英语，兼做为她洗澡之类的保姆任务，“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吃饱饭”。后来法国人调离滇缅路，想把施松卿一起带走，但施松卿拒绝了。 44. 1945年12月2日，“一二·一”惨案发生之次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联大新校舍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当晚，联大全体同学为死难烈士举行公祭，昆明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六千余人参加，闻一多走在队伍前头。汪曾祺和好友朱德熙、李荣也参加了活动。 48.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演讲完毕回家路上，在西仓坡家门口十几米外被特务枪杀。汪曾祺听到消息，第一时间来到朱德熙家报告消息。何孔敬回忆说：“曾祺和松卿气急败坏地到家里来，对德熙说：‘我们没有估计错，特务乘联大师生走得差不多了，对先生下毒手了。’他们三个人平时到了一块儿，总有说不完的话。这天，三人垂头丧气，沉默无语……” 颓在朱家地铺上，想自杀 49. 1946年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一道出发，沿着他1939年来时原路，昆明，越南，香港，回到上海。 56. 汪曾祺有位小姑爹崔锡麟，是银行界的头面人物，正任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支行经理，后来还当选了“国大代表”。汪菊生让汪曾祺去拜见这位小姑爹，打算让汪曾祺在银行里谋个事。崔锡麟没有推辞，但当面把汪曾祺训了一通，说他不该跟着朱自清闻一多搞什么政治，而应该继承祖业，兴旺汪家。汪曾祺从此不肯再登小姑爹的门，也就与银行业无缘。 59. 汪曾祺写信给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吐露自己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夫人张兆和时在苏州，沈从文又让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给汪曾祺安慰他。 致远中学一教员 60. 九月，李健吾介绍汪曾祺去自己学生办的致远中学教书。这所私立中学在延安中路，本是高级中学，1946年改为初级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整所学校在一座三层的小楼里，教室只占一层半，操场、图书馆与实验室一概没有。这些景况，后来被写入汪曾祺唯一一篇写上海的小说《星期天》里。 65. 1946年12月，汪曾祺在沈从文指导的习作《灯下》基础上，改写成了《异秉》。这篇小说与1980年重写的《异秉》，是汪曾祺“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最佳见证之一。 79. 1947年夏天，在福州英华中学教书的施松卿接到以前西南联大论文导师的信，称北京大学西语系有一个助教位置，问她愿不愿意接受。施松卿接信后立即整装北上。 80. 施松卿先到上海，与汪曾祺订婚。未来公公汪菊生从镇江到上海见儿媳妇，想给她买一只猫儿眼（一种宝石）作为订婚礼物，施松卿拒绝了。 81. 施松卿暑假后任教北京大学，负责公共英语大课。 全世界都是凉的 90. 1948年3月，汪曾祺坐船北上，去投奔已在北大落下脚来的未婚妻。9日抵天津，住在劝业场附近的惠中旅馆。 91. 汪曾祺在天津逛了逛，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的，毫无‘意思’”。他给黄裳写信，说看女鞋，是“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的首项。天津这方面显然不合格。 99. 1948年5月，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进了位于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一个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100. 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没多少。汪曾祺记得有两尊很大的铜炮，称为“将军炮”，张勋复辟时还起用过。还有一架绞刑机，德国进口的，只用过一次，绞死的犯人叫李大钊。汪曾祺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件藏品写说明卡片。 102. 汪曾祺就住在午门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去旧货摊子上买了一盏白磁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在宿舍灯下看书，有时也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104. 历史博物馆有位工人老董，从前在国子监干过，也住在馆里。汪曾祺喜欢跟他聊天，后来以此为题材写了散文《国子监》。老董大概是同治末光绪初生人，1948年也七十多了。他和他儿子都在博物馆当工人。 105. 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这要“归功”于国民政府改革币值，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凡拿国家机关工资的人，等于薪水涨了十倍以上。 106. 这段时间，汪曾祺与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小馆，“苏造肉”、爆肚、白汤杂碎，换着方儿吃。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两人又回到沙滩去吃炒合菜。 108.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病交加，在北大附属医院病逝。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至年底，见诸报刊的悼文达220篇以上。未见汪曾祺当时对这位扬州同乡兼老师的去世有所表达，也未听说参加北京的公祭活动。 112. 1949年1月19日，高邮解放。不久后，父亲汪菊生带着妻儿从镇江回了高邮。 114. 沈从文因为受到左翼阵营的批判，苦闷以致精神失常。他住在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授宿舍，屋后有条小路，沈从文觉得每日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解放军进城前，梁思成林徽因等老朋友邀请他到已经解放的清华园去暂住一段。 南下，复北上 116. 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想“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因为“参加革命工作”在1949年10月1日前，汪曾祺后来也成了一名“离休干部”。 117. 5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终于结婚了。汪曾祺即将南下，两人终于决定结婚，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下馆子吃了面，晚上还到老师沈从文家报喜。 121. 汪曾祺被抽调进了南下工作团宣传先遣队，需要提前南下，进行建团、宣传和报道工作。 125. 汪曾祺原想随南下工作团一路打到广州。但在行军期间，组织要求每名团员讲清自己历史。汪曾祺交代了1936年参加复兴社的事。虽然经过审查他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这样的人不适合留在革命队伍中。 126. 汪曾祺于武汉就地转入地方工作。组织上知道他教过中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让他先在武汉文教局参加接管，后来被派任汉口二女中（今硚口区17中）副教导主任。

2. 1939年5月之后，沈从文全家迁往呈贡。每周沈从文到联大上课三天，大部分时候住在文林街20号联大教员宿舍楼上把角临街的一间屋子里。汪曾祺回忆沈从文这间宿舍：“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移密就疏，办法倒也简单。” 3. 沈从文一进城，他这间屋子里就不断有客人。来客是各色各样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内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也不限于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学院的都有。这种时候，汪曾祺必去拜访、闲聊、借书、还书。这大概是汪曾祺一生中与沈从文接触最频密的一段时间。 4. 沈从文的藏书很杂，有文、史、哲、宗教、人类学、心理学，也有陶瓷、髹漆、糖霜、观赏植物……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买了来，就是准备借人的。同学借了不还，沈从文也不在意。于是沈从文藏书散落在无数个西南联大毕业生的行李里。 5. 汪曾祺每次去沈从文宿舍，都随便挑几本书，看一星期。他自称“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沈从文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句话汪曾祺记了一辈子，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问过沈从文。 11. 沈从文首次对外提到汪曾祺，目前所知是在他1941年2月3日致施蛰存的信里。施蛰存1938年曾与张兆和母子结伴到昆明，1941年正任教于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沈从文在信里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 12. 汪曾祺听课随意，经常旁听其他年级的课程。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是为四年级开设的，他在二年级就旁听了。闻一多口才上乘，富有想象力，课程非常“叫座”。不仅文学院理学院的学生来听，连远在拓东路工学院的学生，都会穿过昆明城来一睹闻一多的风采。教室里里外外全都是人。 13. 闻一多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学美术，讲文学课也发挥特长，“图文并茂”。汪曾祺描述说：“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所以他能把伏羲女娲这样相当枯燥的课题，讲出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14. 闻一多上课，一派名士风范。学生是可以抽烟的。上《楚辞》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原话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篇》）闻一多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15. 但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喜欢闻一多这种讲课风格。闻一多从前在青岛大学讲课，也是这种风格，后来学校闹风潮，有学生在黑板上写打油诗讽刺闻一多上课喜欢“呵呵”地笑。诗曰：“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挣四百多，一堂课四十分钟，经得住你呵几呵？” 18. 汪曾祺有一次替一家小报向闻一多约稿。闻一多觉得汪曾祺精神状态很颓废，把汪曾祺痛斥了一顿。汪曾祺毫不示弱，直率地表示对闻一多参与政治活动不以为然。回宿舍后，汪曾祺给闻一多写了一封短信，说今天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一多回信说：“你也对我高射了一通。今天晚上你不要出去，我来看你。”汪曾祺后来说“闻先生是很喜欢我的”。 19. 1944年1月，低班同学好友杨毓珉修习闻一多“唐诗研究”要交读书报告，自己没有时间，委托汪曾祺代写。汪曾祺代他写的期末读书报告名为《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文末缀完稿时间为“晨5时”，足见熬了一夜。闻一多收到作业激赏不已，夸杨毓珉：“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 西南联大众师生 27. 逻辑学教授金岳霖在“知识论”课堂上一时兴起，忽然背诵起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诗行，发音准确、清脆，语调优美，富于感情，倾倒四座。 29. 算学系教授华罗庚是数学家中的诗人。他曾与闻一多两家人同挤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华罗庚有诗咏其事：“排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后闻一多遇难，华罗庚亦有诗悼之：“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31. 联大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在1945年前一直兼任理学院院长，他主张学生要有较广的知识面。他指导学生选课时要多选外系的课，物理系学生如果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他常不肯签字，而劝学生改选文学院的唐诗、逻辑等课。 48. 汪曾祺年轻时恐怕不太喜欢杜甫，尤其是那些沉郁悲壮的诗句。他说过：“杜甫的《北征》，我是到中年以后才感到其中的苍凉悲壮的。”但是汪曾祺喜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希望自己的小说，能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59. 1940年下半年，有位叫马千禾的同学考入联大中文系。马千禾已经26岁，直接进二年级，比汪曾祺低一个年级。虽然是小班上课，但汪、马当时关系不近。马千禾1938年入党，是由中共南方局安排进入联大的，以学生身份从事地下活动。这一安排，与1940年10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有关。当时缺乏政治热情的同学私下称马千禾为“职业学生”。马千禾后来也是知名作家，改名马识途。 60. 1997年4月25日，汪曾祺赴四川成都，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在宾馆与马识途见面。一见面就拿出一张紫葡萄画送给马识途。马识途问“学长，近来贵体如何？”他答：“粗安。”开幕式时，两人坐在一起。同桌作家听到比汪曾祺大许多的马识途称汪“学长”，感到不解，马识途遂说明详情。汪曾祺开玩笑说：“你那时是在当‘职业学生’呀！” 社团生活 66. 联大有个综合性社团“群社”，在汪曾祺大一下学期开始的时候，“群社”的文艺股独立出来，因当时窗外冬青迎风傲寒，乃取名“冬青文艺社”。汪曾祺是冬青社最初成员。其他创社成员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萧荻、马健武、刘博禹、萧珊、张定华、巫宁坤、穆旦、卢静、马尔俄、鲁马等。 68. 冬青社文艺沙龙成员之间互相叫外号，大家称刘北汜为“礼拜四”，称杜运燮为“都都”，叫施载宣为“小弟”，陈蕴珍（萧珊）叫“小三子”……汪曾祺的绰号是啥？不得而知。 77. 1941年10月，中文系四年级的学长林抡元与几位同道商量办一个文学刊物，第二年刊物出版，这就是联大校园刊物中著名的《文聚》。“文聚”这个名字是沈从文起的，他给了这批年轻人大力的支持。汪曾祺自然是文聚社的积极分子。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还有马尔俄（蔡汉荣）、马蹄（马杏垣）、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刘北汜、田堃（王铁臣、王凝）、辛代（方龄贵）、罗寄一（江瑞熙）、陈时（陈良时）等。 78. 1940年上半年创作、发表的小说《钓》，目前被确定为汪曾祺的起步之作。小说写一次垂钓过程中的纷纭思绪，文思奇崛，造语刻意，透着青春作者的绚烂特征。“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好吧，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年青的梦吧”，“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将珍重地贮起”，这都不像在讲故事，像在作诗。 79. 目前所见汪曾祺最早发表的散文（说散文诗或更恰当）《私生活》，刊于成都《国民公报》“文群”副刊（靳以主编）第372期（1941年12月9日）。文中有着梦呓般的奇想和绚烂的比喻，如“我很虚怀若谷的逐一叩问他们（邻居们）的姓名（……）天，他们的答复像一个图章上印出来的”；灯影里的蛾子“永远辞别暗，追逐光，它是旅程是一支颠来倒去的插在严冰与沸水之间的温度计的水银柱”。 80. 在从香港到越南的轮船上，汪曾祺结识了一个带孩子的广东籍陈姓妇女，年过而立，风姿很美。她的孩子很喜欢和汪曾祺玩。后来在昆明期间，汪曾祺有次应邀到陈家作客，陈女士所养的一只小白猫卧着墨绿垫子上，给汪曾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汪曾祺说自己不善画猫，晚年却不只一次画过墨绿缎垫上的“昆明猫”，并赋诗记之，有句云“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

跑警报，泡茶馆 1. 汪曾祺到昆明的头两年（1939、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跑警报”是战时昆明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制定的昆明防空警报，设空袭、紧急、解除三种，报警工具为兵工厂用于报时的音响器与六座城门上的警钟。空袭警报拉响之前有预行警报，联大不远处的五华山上升起红球，代表日机起飞，如果日机没有空袭意向，改挂绿灯笼；空袭警报是鸣一长两短，或敲钟1-2-1-2，响三分钟，代表日机进入云南；紧急警报是连续短音或急敲钟，响两分钟，代表日机往昆明而来；解除警报则是拉长音或一下一下有节奏地连续敲钟，响两分钟。 2. 1938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昆明。1940年共轰炸昆明17次。闻一多家后院曾经掉落过一枚炸弹，未爆炸。1940年10月13日，日机再次轰炸，西南联大校舍损失惨重。沈从文、卞之琳合住的宿舍也被炸坏。沈从文从此搬到文林街20号单独居住。 3. 1941年4月29日，下午一点开始预行警报，四点半警报解除。日机共出动27架，投炸弹71枚，空中爆炸弹5枚，硫黄草色弹1枚。炸死52人，负轻重伤者76人。炸毁民房420余间，震毁780余间，损失汽车4辆，马1匹。损毁最重的华山西路至北门街一段，恰是联大教员居住密集区域。“自昆明轰炸以来，盖以此次灾区最广、死伤最重云。”（《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本来打算于这一天举行的“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也因空袭延期。 5. 有市民秘密举报昆明的一位著名中医，说他姨太太是日本人，有汉奸嫌疑。结果该中医被捕。传说宪兵进门抓人的时候，那位日本姨太太正在蚊帐后发无线电报。有人问：“她会如此不小心吗？” 6. 跑警报的时候，只要携带显眼或反光物体，都有可能被怀疑为汉奸匪谍。有人带了张红色毛毯，打算到野外坐卧，刚出西门就被警察拦截。某银行职员在跑警报时被八名警察包围，此时日机已在头上。这位职员让所有警察全都坐下，等日机过去了，才告诉他们：我刚才匆忙，忘了把公事皮包反过来，上面两把洋锁导致反光，现在你们可以搜查我，看看是不是有汉奸嫌疑？警察于是离开。 8. 电影《无问西东》里拍的联大师生野外上课，也是有的。1940年12月3日10点35分，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正在新校舍18甲教室里上《人口问题》，忽闻空袭警报。有学生提议跑警报时继续上课，陈达也同意。大家跑到北门外约六里的小山树林里，离海源寺不远，坐下继续上课。陈达坐在一个坟头上，讲C.Gini、R.Pearl与A.M.CarrSaunders的人口理论，学生11人，专心听课记笔记。那天阳光颇大，无风。别的跑警报的人，路过这里，也站下来听上片刻。陈达说，只可惜小贩叫卖糖果点心的声音，有点打扰上课，不然，比在教室里上课还愉快。（《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9. 1942年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有一位叫徐泽物，论文题目是《空袭与昆明社会》。其中报告：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历次警报时间总共约300小时。联大学生跑警报所费的时间，约等于23周的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期间昆明被空袭炸死者1044人，伤者1414人。 10. 汪曾祺1984年写了《跑警报》，历数联大师生在警报时期的种种表现。他认为日本人轰炸昆明，主要是为了吓唬昆明人，增加市民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11. 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学生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汪曾祺说，联大学生，至少是男生，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 12.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昆明还有一种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 13. 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的茶馆计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个钱数。有的茶馆是外面的女孩子来卖炒葵花子，绕桌轻唤：“瓜子瓜，瓜子瓜。” 14. 茶馆电灯很亮，有的还备有报纸和英文杂志。茶只卖五分钱一盏，买上一盏茶，可以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茶馆一般只有十四五个座位，多数学生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久而久之，附近居民不再光顾，茶馆为联大学生占据为读书写作场所，老板一晚上只能卖六七角钱而已。个别茶馆会表示抗议，多数茶馆则听之任之。 15. 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在昆明泡惯了茶馆，后来到曲靖后还是习惯性地带书到茶馆“泡”，结果被老板娘数落一通：“都像你先生这样，我们的茶馆还开不开了？” 16. 汪曾祺他们跟凤翥街几家茶馆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账，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钱去看电影。昆明的茶馆收市很晚，他们有时会一直坐到十点多钟。然后去逛翠湖的夜色，或是去系图书馆看通宵书。 17. “他们”一般是指“两个外文系的同学”巫宁坤、赵全章，去得最多的一家茶馆，在钱局街上。有课的时候就课后去，没课的日子一早去，各看各的书，写东西，彼此不说话。巫宁坤回忆说：“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 19. 汪曾祺反复写过一位泡茶馆的冠军，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姓陆，长脸，个儿很高。两腿甚长，走起路来有点打晃。这个人曾经徒步旅行了大半个中国。陆同学在南英中学兼课，把脸盆、毛巾、牙刷都放在南英中学下坡对面的一家茶馆里，早起到茶馆洗脸，然后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吃完就喝茶看书。中午，出去随便吃点东西，回来重要一碗茶，接着泡。看书，整个下午。晚上出去吃点东西，回来接着泡。一直到灯火阑珊，才挟了厚书回南英中学睡觉。 20. 还有位朱南铣，是哲学系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于被尿憋死。 21. 何兆武回忆，有一次在茶馆里听两个物理系高一级学长高谈阔论。一个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另一个说看了，然后把手一摆，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创新），是老糊涂了吧。”问的人叫黄昆，摆手不屑的，叫杨振宁。

流亡大学 1. 汪曾祺入学之后，大半年间，联大没有电可用。1940年3月30日，西南联大新校舍才开始安装电灯。 2. 入学后头两年，汪曾祺主要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25号。新校舍是赶建起来的，1939年下半年投入使用，虽然是土坯平房，但设计者却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汪曾祺这样描述它：“土垒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 3.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大统间，每间二十张双层木床，可住四十人。有些学生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汪曾祺睡在靠门的上铺，下铺是一位历史系河南籍刘姓同学。《鸡毛》中写到两个同学住上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正是以自己的事实为原型。 4.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管理松散，有些校外人员长期借住在此。同济大学学生、青年小说家曹卣就住在汪曾祺住的25号宿舍，整天趴在木箱上写小说，作品很早就在《文学》上发表。两人因此相识。 5. 联大学生的膳食，是学生自组膳食委员会，每人每月交15元左右。按照1940年物价，每担米百元左右，联大的公米价格在五六十元。米饭自然是糙米，掺有很多沙子甚至老鼠屎，被称作“八宝饭”，每人可吃五六碗。八人一桌四小碗菜，饭没吃到一半菜就没了。 6. 汪曾祺从念初中时起就喜欢京剧，常约同学带着胡琴来宿舍唱戏过瘾。住在他斜下铺的广东同学郑智绵非常讨厌京剧，汪曾祺一开口唱，他就骂道“丢那妈，猫叫！” 7. 郑智绵是电机系学生，他除了恨京剧，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从不跑警报。他像一般广东人那样爱吃甜食，每当大家仓皇地跑警报时，他就留下来用白瓷缸子煮冰糖莲子，因为这时候没人跟他抢开水炉子。 8. 汪曾祺是“厉家班”的铁杆粉丝。厉家班是京剧教育家厉彦芝于1936年于上海创办的京剧科班，抗战后辗转湘鄂黔滇，最后落脚于重庆。1940年昆明大戏院的一次义演中，联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吴晓铃与厉家班的名角厉慧良合作《麒麟阁》，学界名家罗常培、许骏斋、全振寰纷纷受邀前来捧场。吴晓铃发现中文系学生汪曾祺也在观众席上。当然汪曾祺是自己买票来看戏的。 9. 因为资源紧张，联大学生事事需“抢”。坊间流传联大“五抢”之说：早起抢洗脸水，抢图书馆位置，三餐抢粥饭，因此很多学生自命为“强盗”，有一学生每日哼唱自编的“木兰从军歌”：“太阳一起抢到夜，快把功夫练好他，强盗贼来都不怕……” 10. 联大共有五处图书馆，其中师范学院有两处。书籍匮乏，不能外借，只能内阅。当班逾时不还者，要罚款、警告，三次则记过，这就被计入“信用记录”，会扣除下个月的贷金。 11. 只有教授可以借阅校内图书馆的藏书。从朱自清日记看，他常常利用的除了文科研究所图书室和联大图书馆，还包括昆华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中法大学图书馆。 12. 大图书馆是新校舍唯一一座瓦顶建筑，从早七点开到晚上十点，中间两次闭门各一小时左右。总共只有座位不到500个，远不能满足两千多在校生的需求。 13. 西南联大大图书馆，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也抢指定参考书。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很多学生还不肯走。有人描绘学生破门而入的场景：“馆门一启，即蠹涌而入，有拉破长衫者，有跌倒在地者，有竟将职员柜台推翻者，联大学生常以此自豪，谓我辈读书须争先，绝不可后人，方显得精神。” 14. 联大大图书馆，汪曾祺只进去过几次。他说“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 15. 汪曾祺经常去的是中文系的小图书馆。他和几位同学手里有钥匙。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汪曾祺差不多每夜去系图书馆看书，也没什么目的系统，从心所欲随便瞎看，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这时下铺那位刘同学已经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去了。 选课与考试 1. 大学一年级的汪曾祺修习的课程以公共课为主，计有：大一国文、逻辑（金岳霖）、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皮名举）、经济学概论（陈岱孙）、大一军事训练、大一体育（马约翰）。真正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几乎没有。西南联大这种“重基础、宽口径”的通识教育，數十年后又被重拾。 2. 《大一国文》的课本，对汪曾祺影响巨大，被他称作“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教科书的特点，一是古今选篇注重“非功利性的生活态度”，汪曾祺称其为“京派语文”。二是重视语体文。1942年教育部筹划部编本《大一国文》，朱自清也是委员之一，但中央大学的复古倾向占据上风，选目排斥新文学。联大仍坚持原来的方针，1945年出版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反而增加了语体文的分量。《大一国文》选文中，汪曾祺尤其欣赏林徽因作品，但据《朱自清日记》记载，浦江清曾激烈反对林徽因《窗子以外》入选。 4. 大一国文“作文”课教师是陶光。他是清末名臣端方的孙子，1934年清华中文系毕业。陶光深受俞平伯、刘文典等教授器重，擅书，昆曲则得红豆馆主（溥侗）亲传，工冠生。他比汪曾祺大七岁，汪曾祺后来写他“面白皙，风神朗朗”，“同时穿两件长衫”，“嗓子好，宽、圆、亮、足”，“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陶光是沈从文姨妹张充和的追求者，1948年迁台，1951年穷愁倒毙于台北街头。 5. 汪曾祺多次说到：“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按照课程表，沈从文在联大期间开（教）过至少八门课，其中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大二各体文习作（一）、各体文习作（二）乙（语体），选修课有各体文习作（三）、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实习。这里面有三门是在汪曾祺离校之后开设的。经综合判断，汪曾祺在“大一国文”课上，即开始受教于沈从文。 6. 大一国文“读本”部分期末统一命题阅卷，试题之一是“读《示众》及《我所知道的康桥》所得印象的比较”。这简直像从前科举题里的“截搭题”，对联里的“无情对”。鲁迅小说《示众》与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都入选了《大一国文》，但这两篇有什么好比较的呢？求当年的试卷，想看。 7. 教汪曾祺“逻辑”课的，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金岳霖与世无争，以顽童心态从事乏味的逻辑研究，这一点似乎与汪曾祺很相投，难怪汪曾祺要专门为他写一篇《金岳霖先生》。其实，金岳霖早年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相当“入世”的学问，后来才转向逻辑哲学。金岳霖的思维方式相当抽象，他曾说自己一生的思维，没有在某件具体事物上停留过哪怕五分钟。与此相对，他的记忆力极差——从三十岁起，他就常常忘记自己是谁。 8. “西洋通史”的老师是皮名举先生，他有一句名言：“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9. 皮名举每年都让学生画历史地图。轮到汪曾祺这班，要求画的是“马其顿地图”。皮老师在汪曾祺的地图作业后批道：“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末，汪曾祺只得了37分。 10. 按要求，两学期平均要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下学期“西洋通史”考试时，汪曾祺左右各坐一位历史系同学，他左抄抄，右抄抄，最后通算，勉强及格——这很了不起，因为下学期至少要拿到83分才行，汪曾祺考了85分。据我考证，被抄的两位大神，其中一个是钮钧义，后来任职扬州中学。他的弟弟钮经义也是联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的功臣之一。 14. 刚上大学的汪曾祺什么模样？比汪曾祺高一级的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校舍25号门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 15. 历史学家何兆武则在《上学记》里回忆：“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20. 汪曾祺大二的课表上有一门《中国文学史》，算是中文系的当家课程，6个学分。任课教师是刚毕业留校没几年的余冠英，他也是地道的扬州人。余冠英的课，汪曾祺作品中没有提及过，倒是他的关于汉代乐府民歌的研究，汪曾祺多次引述。 21. 汪曾祺记得大二的英语课由一位俄国老太太教的，“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我对她的英文也莫名其妙”，汪曾祺遂对英语学习失去了兴趣。不过查联大学程表，没有这样一位俄罗斯外教的记录。我就此请教过翻译家巫宁坤先生，他也不记得外文系有这样一位俄国老师。 22. 刘文典任教“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的《庄子》。汪曾祺听了这门课，可惜只记住了开场头一句话：“《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经常离题抨击同侪的学问，例如某些缺乏己见的校勘专家。 23. 1941年下半年，汪曾祺修习刘文典主讲的“昭明文选”课（即“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文选）”）。刘文典上课随意，一个学期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有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在黑板上写了挺长的一个法国字，举了好多外国例子。”《海赋》见《文选》卷十三，以铺张扬厉的笔法表现海，其中有大量描绘海的状貌气势的双声叠韵词，诸如泱漭澹泞、沥滴渗淫、浟湙潋滟、浺瀜沆瀁、渺㳽湠漫等词语，这可能是刘文典发挥“拟声法”的由头。 24. 汪曾祺能写旧体诗，一方面归功于小时候祖父的旧学训练，另一方面也受益于1942年秋季学期选修王力教授的“诗法”课。授课内容，可以从王力后来成书的八九十万言巨著《汉语诗律学》中略窥大概。全书紧扣格律形式，全面涉及“近体诗”“古体诗”“词”“曲”“白话诗和欧化诗”各类诗体。这门课对汪曾祺后来的诗歌、戏曲创作影响当颇深。 25. 汪曾祺平常不记笔记，临到考试时借同学笔记本看。1941年夏在大二结束前夕的期末考试中，他接连开夜车看笔记，导致“大二英文”因睡过头而错过考试，被判零分。这是他没能毕业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后来的一连串麻烦。

战乱中离开了故乡 1. 高邮这座小城里，没有什么新文学的书。汪曾祺反反复复看的，只有两本书，两本书反反复复看了两年。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这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出的盗版，沈从文自己编的正版叫《从文小说习作选》。 3. 汪曾祺之前也读过林琴南，张恨水，郁达夫，巴金。但屠格涅夫和沈从文让他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屠格涅夫是外国人，而且已经死了54年，沈从文呢？他在北京，还是上海？ 4. 1938年6月、7月，日军飞机连续轰炸高邮。8月，日军又炸开了苏北运河大堤，高邮再次变成一片泽国。驻扬州的日军往北面打，中国守军反击，两军在高邮、宝应一带形成僵持局面。 5. 这年夏末，姐姐汪巧纹师范毕业后远赴重庆考大学，是她违抗父命的结果。汪曾祺送姐姐到大运河边乘船。这条路，明年汪曾祺也要走。 6. 1938年，汪曾祺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等校辗转借读。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也不管他，喝酒时给他倒一杯，抽烟时一人一根，还给他点上火。“父子多年成兄弟”，这句话也是父亲说的。 7. 1939年3月，西南联大在昆明等地开学。6月，沈从文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 8. 1939年10月，日军攻陷高邮，一月内五次屠杀、奸掠四乡。国民党高邮县党部、县政府撤逃农村。城内成立汪伪政权高邮县党部。新四军苏皖支队进入扬州地区。 9. 这年夏天，汪曾祺已经到了上海，会合了几位同学，准备去云南考大学。他下这个决心，跟姐姐汪巧纹的来信有关。汪巧纹从重庆给汪曾祺寄回一封信，嘱咐他要考大学。正是这封信，可能决定了汪曾祺终生从文之路。 考上了西南联大 1. 汪曾祺赴昆明，以海路为主：从上海乘船，经广州、香港、到海防，再乘火车到昆明。几个人一起乘船经香港到越南河内，再转乘火车，经滇越铁路到昆明。从上海到昆明，一共走了半个多月。 2. 汪曾祺想报考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刚刚成立。此前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名在长沙办学数月，华中局势恶化后，再南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记载：“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3.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记载的，实际只是联大南迁三条路线之一，即被称为“现代教育史上的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规模约在336人左右。另外还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汽车，经广西、贵州到云南；另一条是坐火车到广州，换海船经香港、印度洋到越南海防，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最后这条路线最经济安全，选这条路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汪曾祺入滇的路线与此大体相同。 5. 在从香港到越南的轮船上，汪曾祺结识了一个带孩子的广东籍陈姓妇女，年过而立，风姿很美。她的孩子很喜欢和汪曾祺玩。后来在昆明期间，汪曾祺有次应邀到陈家作客，陈女士所养的一只小白猫卧着墨绿垫子上，给汪曾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汪曾祺说自己不善画猫，晚年却不只一次画过墨绿缎垫上的“昆明猫”，并赋诗记之，有句云“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 6. 刚到昆明时，汪曾祺曾去拜访高邮老乡，西南联合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孙云铸。《联大八年》所附“教授介绍”这样介绍孙云铸：“孙先生为人颇不拘谨，烟卷不离口，西服，但爱穿浅口带绊（袢）子的本地敞鞋，粗墨玳瑁眼镜。没事的时候遇到孙先生，往往昂首而过，仿佛根本没有看见；但如有事，即使你坐在破茶馆的角落里，孙先生也会把你找得出来。立身处世之道有三，曰：能吃，能睡，能玩，对于吃尤其特别感兴趣，无论上课讲演很少不提及吃饭的。” 8. 众所周知，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不过，沈从文进入联大，比汪曾祺入学时间早不了多少。沈从文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先协助杨振声编辑教科书，1939年6月27日受聘于联大。汪曾祺7月初报考联大，此时沈从文任教联大还不足一个月。 10. 汪曾祺自幼常发疟疾，在越南再次感染，到昆明几天后即发病入院，高烧四十度。护士怕他烧坏挺不住，为他注射了强心针。汪曾祺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化验确诊后，护士又给汪曾祺注射了“606”，吓得汪曾祺连忙辩称自己“没有梅毒”——他不知道，606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汪曾祺疟疾未愈，属于带病参加高考。据他自己回忆，当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晕晕忽忽地进了考场。 12. 1939年的“高考”与此前不同，系由教育部组织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今天的说法叫“联考”，这样大学和考生的成本都比较低。昆明考区的考场设在云南大学。明清时期云南的乡试场所，即云南贡院，原址正在云大校内。 13. 1939年度“联考”文史法商组的必试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丙（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外国史地；选试科目有物理、化学（任选其一）；生物。 14. 国文考题有三道：一、文言翻译为语体（《礼记·礼运》第一节）；二、语体翻译为文言（“蒋委员长之演说辞”），三、作文（《建国信仰与救国主义为精神总动员之基本条件》）。好想知道一辈子写不来应用文的汪曾祺是怎么写后两题的。 15. 英文考试中，有一道汉译英题目，是一段日记，其中有“我刷了牙，刮了脸……”汪曾祺不知道“刮脸”怎么翻译，乃译为“把胡子弄掉”——某种意义上，作家就是会变着法子说话的人。汪曾祺也有这种天赋。 16. 汪曾祺大学同班同学，按照入学花名册，报到者约有19人，包括正取生15人，试读生（多有华侨背景）4人。女生共有5人。年龄最大的是33岁的试读生施真（女），最小的17岁。当然后来因为转出转入，班级成员常有变化。同学中日后成为语言学家有李荣、朱德熙，文字学家有梁东汉，作家和编辑家有刘北汜。 17. 同样在1939年，在马来亚长大的福建长乐籍考生施松卿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联大的新生花名册上，汪曾祺的年龄为20岁（采虚岁），施松卿的年龄为19岁，但事实上，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大两岁。 18. 入学两个月后，汪曾祺在联大意外地见到了巫宁坤。他俩高一在镇江军训时认识，已经三年不见。巫宁坤比汪曾祺晚到昆明两个多月，考取了外文系。镇江结识的另一好友赵全章，也考到外文系。从此三人常常同进同出。汪曾祺后来不止一次写到自己泡茶馆写小说，陪在他身边的多半是这两位好友。

高中正是初恋时 1. 1935年夏天，汪菊生陪同汪曾祺去考江阴的高中。乘坐的小轮船上，一名新来的侦缉队员以检查为名，勒索钱财，汪菊生一掌把他打了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 2. 汪曾祺考上了江阴南菁高中。考前住在小栈房，次早醒来，汪曾祺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父亲一夜未睡，点一支蜡烛，见到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不让臭虫骚扰儿子睡觉。民国小旅店臭虫之多之扰人，可参见艾芜《南行记》。 3. 南菁中学源自1882年创立的南菁书院，是江苏全省最好中学之一，学校面积约37亩（25000平方米），校门前有20亩农场，还有校产2万亩。学生648人，教职员35人。 4. 汪曾祺读南菁中学高中部，每年要交学费36元，膳费46元，宿费10元，讲义费4元，图书馆费2元，体育费2元。共计100元，可以买2500斤米。 5. 南菁中学数理化英文教学全省闻名，但轻视文史。汪曾祺就很头疼高一高二的英文课本太深：除了兰姆的散文，还有《为什么经典是经典》这样难懂的论文，还有一课是《凯撒大帝》里凯撒遇刺后安东尼在尸体前的演讲！此外，还要背扬州中学编的单页《英文背诵》五百页。 6. 汪曾祺晚年写过《悔不当初》，交代自己为啥中学英语学不好，一是初中基础差，二是不用功，三——是甩锅给教英文的吴锦棠先生，吴老师每一年级都用的是同样的考题，答案当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而且吴老师特别宽松，背一段课文写上去，哪怕所答非所问，也给分。 7. 两年高中生活，汪曾祺过得蛮写意。尤其星期天，到街上买买东西，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挑一两本便宜书，下午躺床上吃粉盐豆，喝白开水，读李清照辛弃疾词。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考试、分数……置之脑后。唯一遗憾终生的是，江阴河豚名闻天下，高中两年，竟没有吃到。 8. 高一升高二那年，国民政府通过《暑期军训办法》，规定中学生军训考核纳入会考成绩。没有参加军训，或军训成绩不合格的毕业生，不得升入高中或大学。汪曾祺回忆，当时学生对这条规定并不反感，因为学校、报纸天天在喊“国难当头”，学生中的救国意识相当浓厚。 9. 汪曾祺的继母，给他洗屎裤子的张氏娘因肺炎离世。这一年年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0. 高一暑假，汪曾祺去镇江参加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这里汇集了苏州、扬州、无锡、常州、江阴各地高一学生。汪曾祺在这里认识了扬州中学的巫宁坤（《一滴泪》作者，《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后来在西南联大，在北京，他俩还会重逢。 11. 同训中还有一位名人：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一般认为非蒋亲子，是戴季陶的儿子，他自己晚年也承认）。他当时在东吴大学念一年级。每到星期六下午，就听见政治处秘书叫“二少爷！二少爷！”，就是南京来长途电话，或是接他回南京的车到了。 12. 集训除了军事训练，还有就是党国要人的演讲。比如叶楚伧讲“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青年的党，中国青年是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周佛海讲“信仰领袖要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等等。 13. 集训将结束时，所有学生调集南京，接受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穿着草绿色毛料军服，马刺是金色的。他的训话，就是将国民党党歌像国文课一样从头至尾讲一遍。每讲一段，就用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喝一大杯水。下面的学生嘀咕，猜玻璃杯里盛的是参汤，不然训话训不完。 14. 军训回来上高二。军事教官把汪曾祺等几名同学召集到家里，成立了一个复兴社小组，汪曾祺当了组长。复兴社全称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相当于蒋介石的党卫军，又称为“蓝衣社”。社长是蒋介石本人，重点发展“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但是汪曾祺不关心政治，连每月必须完成的“可疑人物”都提不出来，只好写上了南菁中学校长的名字。这件事后来导致汪曾祺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转入地方工作。 15. 政治上没什么进步，汪曾祺初恋了。对象是同班同学夏素芬。有一天同学们早上一进教室，看见一黑板的情诗，旧体诗。同学们面对这种表白，可能有一点愣。大家一起看了一阵，汪曾祺自己把黑板擦了。另一位女同学章紫后来回忆说，当时汪曾祺成绩不好，人也不帅，性格也不活跃，而且还是苏北人，江阴本地同学有点瞧不上他，“但还是有才华”，意思是光有才华有啥用。 16. 对于初恋，汪曾祺从未详细回忆过，只在说到各地水果哪家强时，突然说到江阴的水果店：“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会费，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对了，还有一句“难忘潵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透露出当时的一点故事消息。1980年代中期，汪曾祺到江阴参加笔会，据说还通过电话，未能登门。 17. 初恋未果，父亲倒是又要结婚了。他写信给汪曾祺姐弟，让他俩去邵伯参加婚礼，因为新娘是邵伯大地主家的女儿，有庄园，有壕沟吊桥那种。姐弟乘船到了码头，新娘家派长工推着独轮车来接，一边坐一人。 18. 暑假回家。新娶的任氏娘很客气，叫汪曾祺“大少爷”，一直到四十多年后才改称“曾祺”。汪曾祺在家给夏素芬同学写情书，父亲就在一边瞎出主意。真是父子多年成兄弟。 19. 高三没法回江阴上了，“遂成离别”。因为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江阴。汪曾祺只能在家自学。高邮也岌岌可危，风声紧急的时候，祖父、父亲会带着子女到乡下的庵赵庄避难。叫庵赵庄，是因为那里有一座菩提庵。

大洪水来了 1. 1931年，洪水来了。8月26日，运河堤多处决口，仅挡军楼一处就死伤、失踪一万多人。泰山庙附近捞尸2000多具。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洪灾，中国被灾国土达3/4，受灾人口2520万人，相当于当时美国所有农民。高邮所属里下河地区是灾区中的重灾区，受灾民众约350万人，逃荒人数达140多万人。西方评论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丁玲的《水》等名著反映了这次水灾的惨况。 2. 水灾期间，汪曾祺一家住进汪宅旁边竺家巷一家茶馆的楼上，挨到一星期后水退才回家。是年粮食绝收，汪家虽然不至于挨饿，却老是吃茨姑汤、芋头梗子汤，而且茨姑不去嘴子，很难吃。此后三四十年，汪曾祺一直不爱茨姑。直到1980年代去沈从文家拜年，吃了一次张兆和做的茨姑，才重新对茨姑有了感情。 3. 江苏水灾义赈会在《申报》上刊登了题为《救命！救命！！救命！！！》的启事。美国传教士何伯葵发起成立了上海华洋义赈会，发放面粉2000吨，资金来源是一位匿名者捐出的20万元。汪曾祺父亲汪菊生每天出去参与救灾赈灾，拿一根很粗的竹篙，既可以撑船，需要泅水时也能当救生圈用，往边远的四乡八村送义赈会发放的面饼，救活了很多人。 4. 秋季开学，汪曾祺升入六年级。不能忘怀刚刚经历的洪灾，他在国文课上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高邮运堤决口后的感想》，国文老师高北溟评为“情感真挚、层次分明、语言流畅的好文章”，张贴在布告栏里。终其一生，汪曾祺念念不忘故乡的水患。 5. 六年级，教国文的是张敬斋。他教得最好的是《老残游记》，讲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让汪曾祺对济南异常向往。可能是因为太爱黑妞白妞说书了，张老师对书中提到一个发议论的少年人“湖南口音”非常不满，说“为什么是湖南口音呢”“湖南话很蛮，俗说是湖南骡子”，一通地图炮，汪曾祺一直记得。 6. 汪曾祺小学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在茶馆吃早茶，听以读《易经》与算卦著称的名医张仲陶大赞《史记》如何如何好，尤其是《项羽本纪》怎样怎样生动。汪菊生灵机一动，把汪曾祺领到张仲陶家中，专门跟张学《项羽本纪》。张仲陶在自己与汪曾祺面前各放一本《史记》，但不看书，微闭着眼睛，背诵一段，讲一段。张仲陶的声音本来低哑，只有背诵《史记》时，声音是朗朗的。 7. 汪曾祺上了高邮县立初中，教小学五年级国文的高北溟也从五小调到了初中，又接着教汪曾祺初一初二的国文。高北溟在课本之外，自选讲义，归有光的文章特多。他讲归有光，让汪曾祺体会到归有光“善于描写妇女和孩子的情态，尊重妇女儿童”，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汪曾祺。如果你不是汪曾祺，当高北溟的学生可能会比较痛苦，背不出古文，高老师会打学生，挨过打的学生很多。 8. 初二代数老师王仁伟，贫穷，辛劳，多疑，易怒。虽然汪曾祺代数不好，但王仁伟很喜欢汪曾祺。有一次汪曾祺病了，几天没去上学。王仁伟问与汪曾祺同班的堂哥汪曾濬：“汪曾祺的病怎么样了？”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大怒：“你死了我也不问！” 9. 街上有个卖画的画师，叫张长之，才二十多岁。没学过画，看别人画画，看会了，敢开店。他什么都画，不中不西，用色鲜明。给人写信，从不贴邮票，自己在信封上画一张，一样能寄。有一次画了一张画，一棵芭蕉，一只五彩大公鸡，挂在墙上。汪曾祺回忆说：这画没人买——谁会在家里挂一张“鸡芭图”？ 10. 这一年祖父教汪曾祺做八股文——都民国二十二年了。祖父说，如果在清朝，自己这孙儿可以中一个秀才。为此，祖父赏给汪曾祺一个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名贵的原拓字帖。这一年汪曾祺的祖父七十大寿。地方送给他的寿序里，写上了他儿子汪菊生在前年水灾中划船救人的事迹。 11. 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著《闲话扬州》一书，书中涉及批评扬州陋习，引起扬州人，尤其是女性大反感，组织了“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将易君左与中华书局告到江苏地方法院。易的上司周佛海出面多方斡旋，还请出了陈果夫，最终易君左道歉、辞职，中华书局向扬州赠送价值2500元图书，并封禁《闲话扬州》。扬州人一时名震全国。连扬州人朱自清写了篇《说扬州》，收入文集时也被商务印书馆拒绝，怕再引风潮。 12. 汪曾祺数学不好，数学老师都爱汪曾祺。初三几何老师顾调笙，很是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自己母校中央大学，而且要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无奈汪曾祺虽然画画常常被美术老师用作范本，但几何总是学不好，顾老师白费许多心血，最后叹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 13. 1935年，高邮县政府资金异常困难。八月，三千余名挑土民工，领不到水利费，口粮不继，涌进县府讨债，官员逃散一空。十二月，七十多名教师到县府索薪，讨回两月薪金，仍被克扣四分之一。 14. 汪曾祺初中已经会唱、爱唱京戏，主攻青衣，旁人说他嗓子很好，高亮甜润。他在家里唱，父亲汪菊生给他拉胡琴。学校开同乐会，父亲也去给他伴奏，陪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汪曾祺离乡后，对面炕房的小伙计阎世俊，比汪曾祺小五岁，也爱唱京戏，汪菊生也给他拉过胡琴。2019年采访阎世俊，他说：“汪菊生，好人！”

1. 1920年3月5日（正月十五），汪曾祺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科甲巷汪宅。 2. 如果高邮名人有个排行榜，汪曾祺未必能进前三。高邮被称为帝尧（尧舜那个尧）故里；苏门四学士之一，传说娶了苏小妹的秦观秦少游；引清兵入关，绞杀南明末帝永历的吴三桂，这些人都有可能排在汪曾祺前面。 3. 高邮还曾经是秦始皇孙子子婴的封地。我大学教古文字的老师认为，高邮最重要的人物是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至于待过、路过高邮留下诗篇的名人就更多了：苏东坡、金兀术、文天祥、康熙、乾隆……谁让高邮是大运河的枢纽之一呢？ 4. 高邮之得名，就是因为秦置邮亭于此，亭在高台之上，故称高邮。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这儿呆过五个月，主理驿站公文。 5. 高邮汪家，来自安徽歙县。汪曾祺后来成名后，回歙县去寻过根，发现皖南一带，姓汪的真多。 6. 汪家很大。汪曾祺说有多少平米他不知道，就知道两条巷子夹着前后门，一条围墙，开了九家店：豆腐店、南货店、烧饼店、药店、烟店、糕店、棉席店、布店、剃头店。县史资料说，这处房子面积367.5平方米，有二十四间半房。汪曾祺父亲名下的房产有26处，这里是其中之一。 7. 汪曾祺祖父汪嘉铭是清末“拔贡”，就是高级的秀才。他有两三千亩田，两家药店，一家布店。祖父又是眼科医生，看病免费。爱吃咸鸭蛋爱喝酒。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 8. 汪曾祺的生日是元宵节，他父亲的生日是重阳节。他父亲在南京上中学时喜欢运动，足球踢后卫，撑竿跳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这是一个全才，也会看眼科，会演奏近十种乐器，绘画书法篆刻皆通，做风筝也是好手。父亲对汪曾祺影响非常大。 9. 汪曾祺的大伯父养了十几只猫。猫也是有品的，最名贵叫“玳瑁猫”，有白、黄、黑三色，还有“铁棒打三桃”“雪里拖枪”“乌云盖雪”各种名目。汪曾祺从小跟着大伯父养猫。后来自己虽然不养，对猫很有好感。 10. 汪曾祺的二伯父是革命元勋黄兴的迷弟。在南京上中学历史课，因为教员言语中对黄兴不恭，上去就打了教员一个嘴巴。后来从南京回家过暑假，路过镇江，被挑夫敲竹杠要高价，他一气之下背上行李自己走，没走几步，吐血而亡。 11. 二伯父吐血而亡，无子，二伯母喜欢汪曾祺，就把汪曾祺过继给了她。二伯母孙氏，就是后来《晚饭花·珠子灯》的原型。小说里的王常生，就是二伯父汪长生。 12. 汪曾祺没当过和尚，但在道观、寺庙里有寄名，法号叫“海鳌”。他从小就长得黑，到自家开的药店里去，管事和伙计都叫他“黑少”。 13. 汪曾祺的母亲杨氏在汪曾祺三岁时就病逝了。因为是肺病，她独自移住一间小房里，也不准别人抱着汪曾祺去看她。汪曾祺只记得跟着父亲，陪母亲到外地看病，坐船。父亲在船头钓鱼，船里挂了很多大头菜。母亲的味道，在汪曾祺记忆里，就是大头菜的味道。 14. 汪曾祺五岁进了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是第一届学生。他进幼稚园的时候，还给母亲戴着孝。幼稚园唯一的老师王文英特别怜爱汪曾祺。七十年后，汪曾祺专门写了一篇《师恩母爱》来怀念王老师。 15. 1927年夏天，汪曾祺从幼稚园毕业。照毕业照时，唯一的一头木马让汪曾祺骑着，老师对他的宠爱可见一斑。 16. 接下来就是进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这小学成立九年了，全校只有六个班。学校隔壁是承天寺，573年前，张士诚在这里称王，国号大周。汪曾祺后来说“敝乡于二百六十年之间出过两位皇上”，一个是在高邮称王的泰州人张士诚，一个是祖籍高邮的东北人吴三桂。（张士诚称王于1354年，吴三桂称帝于1678年，实相距324年） 17. 小学一年级国语课选了一首《咏雪》：“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汪曾祺从诗中感受到了“美”，他后来甚至将自己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都归结于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来的。张国良口述苏州评话《三顾茅庐》，也有这首诗，说是刘关张雪天访孔明时联句。诗简而美，非常适合小学生诵读体会。 18. 二年级国文课本里有一则谜语：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谜底是“画”。汪曾祺觉得“这对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是有好处的”。即使不是谜语，这也是一首好诗。 19. 汪曾祺上完三年级，因为成绩好，跳了一级，这下坏了，本来各科成绩都好，跳级后只有语文成绩还是好，数学成绩掉队了。

《汪曾祺1000事》缘起 2019年底，我在赶写一些研究汪曾祺的文字，以备2020年的汪曾祺百年纪念之用。反复读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以及别人写他的文字，突然生了一个念头：好不好用《世说新语》的体裁，来写写汪曾祺的一生呢？ 越想越觉得靠谱。汪曾祺是很看重《世说新语》的。这部难于归于现代文类的作品——不少文学史著说它是“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在这里其实都是中国独特的文类，跟西方传来的note、novel大相径庭，实在要讲，大概就算是中国最早的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 汪曾祺对《世说新语》的夸赞可谓多矣！ “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晚饭花集〉自序》，1983） “《世说新语》里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语言要和人物贴近》，1982）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小说笔谈》，1982） “散文化小说的人像要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完气足。《世说新语》，堪称范本。”（《小说的散文化》，1986） “《世说新语》是魏晋语言的宝库。”（《浅处见才》，1988） “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历史悠久。《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采生动，世无其匹。”（《关于散文的感想》，1988） 他还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受《世说新语》的影响很大。汪曾祺自己也是一样。连他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也是出自其书。他在1987年接受采访时说：” 桌上这些书是我经常翻的，《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世说新语》，这其中记人的部分我都很喜欢，可当小说看。” 所以，若是用“世说体”，来写一写这位可爱的老头儿，他一定不会反对吧。而且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写作理念：人生是由断片构成的，哪有什么完整的起承转合，要写生活，需要懂得留白，“寥寥数语，皆具风神”。 想来想去，觉得很兴奋，在想象中，这是一些用近似汪曾祺风格来写汪曾祺的文字。 《世说新语》有1200多则，我也给要写的这些事确定了一个数目：1000。 2019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的公号“杨早讲史”上发出了这个预告： ◆ 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杨早讲史”打算搞个大动作来纪念一下。 ◆ 这个动作叫做“关于汪曾祺，你需要知道的1000件事”。简称“千汪事”。 ◆ 以汪曾祺的生平、经历，来贯通从1919年到1997年这一个世纪，1000件事，不一定全是汪曾祺的事，但一定与他的周边，他的时代有关——还是在“讲史”。帮你更好地读透汪曾祺，以及他的时代。 ◆ 一个人出了名，真假传闻必多。我虽自认严谨，尚称博闻，但独饮不欢，孤掌难鸣，我要邀请两位汪曾祺研究的大咖，《汪曾祺全集》分卷主编徐强、李建新，帮我找事、把关。 ◆ 事件的排列，大致依据生平时间线索，但也不一定。 ◆ 感谢阅读汪曾祺带来的趣味和温情，这个大动作，纯粹为了记念这一点。 徐强兄、建新兄对汪曾祺作品、行状、思想，都比我熟得多。他们两位能够出手，这本书的质量便有了保障。徐强兄并且给了此书一个定位：“《千汪事》在年谱传记之外，独辟‘条陈撮述体’叙史新体例。”这话应该放在腰封或封底。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范范，真是眼尖到凌厉的地步。“千汪事”刚发出第一期，她就在微博上私信我，希望能够出版此书。于是在春节前很快就商定了此事，三位作者签了合同。 接下来就是厚厚的2020，千汪事变成了一股潜流，在封闭与隔离之下，恐慌与烦闷之中，忙碌与纷乱之间，它总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这当然要感谢徐强、建新二位的配合与宽容，还要感念他们的积累，足以保证这个大动作不致流局。同时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生王朴微，他疫情期间枯守家中，承担了公号更新的任务，排版，找图，再与各位作者讨论润色。每逢周二周五，往往是他催我，我再去催徐强或建新。范范则是每周刷存在感，动之以软语，晓之以红包。不管怎样，这本小书，总算是按期完成了。 本书写作分工如次： 杨早负责撰写1920-1939（高邮）、1946-1949（上海与北平）、1977-1983（北京）诸条目； 徐强负责撰写1936-1946（昆明）、1962-1976（北京）、1991-1997（北京）诸条目； 李建新负责撰写1949-1962（北京/张家口）、1984-1990诸条目； 由杨早负责统稿。 今年，我们已经谈论了太多的汪曾祺。可是，“以汪曾祺的生平、经历，来贯通从1919年到1997年这一个世纪”，这个目标，又完成了几何呢？我不敢说。建新说，这个作家虽然只留下了200多万字，但细抠的话，可以一直做到我们退休。我知道有人会嫌这话，好像把汪曾祺看得太高太重要了，其实不然，通过一位作家窥见他一生经历的人事，进而体悟一个时代的“风神”，这样的入口，并不好找。碰上了，就不该错过。 杨 早 作于京东豆各庄

四僧 游峨眉，遇四僧。 宿洪椿坪寺，来了两个外方的和尚。一个稍瘦，一个粗壮而黑。他们和寺僧谈好了食宿，上楼安顿。不一会，发现他们在后殿拜佛。拜下去，起来，再拜下去。这样要拜一百零八拜。这样的拜法，是要一点体力的。若叫我拜一百零八拜，非得脑充血不可。正拜着，黑和尚忽然起来，飞奔出殿。原来他内急了。到厕所里轻松一下，回来接着拜。 我们之中有人上楼和他们攀谈，得知他们是从五台山来的。他们发愿要朝四大名山。他们每个月有二十多块钱生活费，都省了下来，积攒了十几年，攒够了路费。四大名山是五台、普陀、峨眉和九华山，各为文殊、观音、普贤和地藏的道场。五台山是他们的本山，不必说。他们已经朝了普陀，在峨眉山已经拜了几处佛寺，明天就要下山了。接着，便要到安徽朝九华山。瘦和尚是河北人，家道小康，和妻子很恩爱。妻子死了，他万念俱灰，到处游逛，到五台山，出了家。黑胖和尚是五台本地人。 他们说他们在普陀看见观音显相了，善财、龙女，清清楚楚。昨天，他们从金顶下来时，又看见了普贤的法相。瘦和尚先看见的。黑壮和尚起先没看到，心里很急，后来也看到了。不过瘦和尚还看到普贤前面有飞天舞女，黑壮和尚说他没有看到，自愧诚修不如瘦和尚。瘦和尚是有文化的，说：“我们是唯心主义者，你们是唯物主义，说这些，你们不会相信。” 天热，晚饭后，住在寺里的游客坐在大殿前廊上凉快。有一个本寺的和尚也坐在长凳上。这和尚四十多岁了。但看起来很少相。他穿了僧衣，把一只脚从黄色的僧鞋里脱出来，脚上穿的却是葡萄灰色的尼龙丝袜。他架着二郎腿，把一只穿了葡萄灰丝袜的脚很风流地轻轻地抖动着。这坐态实在不大像个出家人。我们谈起那两个外来的和尚拜了一百零八拜，他说：“那有什么！我们到了人家那里，还不是得拜！”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拜一百零八拜，他说：“那晓得咧！佛教的数目，常常是一百零八。我们用的数珠，也是一百零八颗。”有个冒冒失失的小伙子问：“你吃不吃肉？”他很坦率地说：“肉还是要吃的！”——“吃不吃酒？”——“酒还是要喝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赶出去了。回家，还了俗了。后来，就不管那些了！”听口音，他就是山下的人。 从三峡出川，在武汉到北京的火车上，对面卧铺上又是一个和尚。这位和尚穿了干干净净的茶褐色的尼龙丝短僧衣，——他告诉我们这叫“罗汉衫”，一看就是个有地位的和尚。和尚而坐卧铺，自然“不简单”。那两位朝四大名山的五台山僧是绝对舍不得坐卧铺的。他是汉阳某寺的方丈。到北京，是去参加佛教协会理事会的。讨论的内容是：今后各地寺庙归谁管。现在有三种情况：归文物局、归园林局、归和尚管。现在大部分意见是：归和尚管。他认为当然应该由和尚管。和尚管寺庙有一套经验，别人管管不好！这位方丈和尚是有学问的，他曾经在重庆、桂林，住了三次佛学院。我问他“三邈三菩提”是什么意思（我的小说《受戒》里用了这句），他说：“这是译音，不能照字面讲。”我们谈起在峨眉山遇见两个五台山僧人，他们说看见了观音和普贤的法相了，有没有这种事；方丈说：“那晓得咧！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我忽然想起，这位方丈我好像曾经见过。“你见过我？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后期。”——“那可能。”——“你的庙宇、佛像，都保存得很好，没有遭到破坏。”这一下引起了他的兴头：“那是！几派红卫兵都曾经‘进驻’我的寺院，就是没有破坏！”——“你有什么本事？”——“我跟他们搞好关系呀！我说宗教是宗教，庙 宇、佛像是国家文物。”——“你有没有说佛教是迷信？”——“那就过分了！”他带了一些素鸡，说“这是本寺做的”（我知道这寺里的素斋很有名）。车里热，怕坏了。我们给他出主意，拿到餐车，请他们放在冰箱里。他去了，一会就办妥了。这位方丈人情练达，长于应酬，言谈得体，而眼角时时流露出一点狡黠。这些素鸡他是带到北京送人的，就是说，去“搞关系”的。 这四个和尚：五台山的两个，自求多福，是和尚里的庸人；洪椿坪的和尚身在空门不出家，是和尚里的浪子；那位方丈，是穿了僧衣的国家干部。 和尚也是各色各样的。 （1987）

大妈们 ——人寰速写之三 我们楼里的大妈们都活得有滋有味，使这座楼增加了不少生气。 许大妈是许老头的老伴，比许老头小十几岁，身体挺好，没听说她有什么病。生病也只是伤风感冒，躺两天就好了。她有一根花椒木的拐杖，本色，很结实，但是很轻巧，一头有两个杈，像两个小犄角。她并不用它来拄着走路，而是用来扛菜。她每天到铁匠营农贸市场去买菜，装在一个蓝布兜里，把布兜的袢套在拐杖的小犄角上，扛着。她买的菜不多，多半是一把韭菜或一把茴香。走到刘家窑桥下，坐在一块石头上，把菜倒出来，择菜。择韭菜、择茴香。择完了，抖落抖落，把菜装进布兜，又用花椒木拐杖扛起来，往回走。她很和善，见人也打招呼，笑笑，但是不说话。她用拐杖扛菜，不是为了省劲，好像是为了好玩。到了家，过不大会，就听见她乒乒乓乓地剁菜。剁韭菜，剁茴香。她们家爱吃馅儿。 奚大妈是河南人，和传达室小邱是同乡，对小邱很关心，很照顾。她最放不下的一件事，是给小邱张罗个媳妇。小邱已经三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她给小邱张罗过三个对象，都是河南人，是通过河南老乡关系间接认识的。第一个是奚大妈一个村的。事情已经谈妥，这女的已经在小邱床上睡了几个晚上。一天，不见了，跟在附近一个小旅馆里住着的几个跑买卖的山西人跑了。第二个在一个饭馆里当服务员。也谈得差不多了，女的说要回家问问哥哥的意见。小邱给她买了很多东西：衣服、料子、鞋、头巾……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装了半车，蹬车送她上火车站。不料一去再无音信。第三个也是在饭馆里当服务员的，长得很好看，高颧骨，大眼睛，身材也很苗条。就要办事了，才知道这女的是个“石女”。奚大妈叹了一口气：“唉！这事儿闹的！” 江大妈人非常好，非常贤慧，非常勤快，非常爱干净。她家里真是一尘不染。她整天不断地擦、洗、掸、扫。她的衣着也非常干净，非常利索。裤线总是笔直的。她爱穿坎肩，铁灰色毛涤纶的，深咖啡色薄呢的，都熨熨帖帖。她很注意穿鞋，鞋的样子都很好。她的脚很秀气。她已经过六十了，近看脸上也有皱纹了，但远远一看，说是四十来岁也说得过去。她还能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买菜，都是骑车去。看她跨上自行车，一踩脚蹬，哪像是已经有了四岁大的孙子的人哪！她平常也不大出门，老是不停地收拾屋子。她不是不爱理人，有时也和人聊聊天，说说这楼里的事，但语气很宽厚，不嚼老婆舌头。 顾大妈是个胖子。她并不胖得腮帮的肉都往下掉，只是腰围很粗。她并不步履蹒跚，只是走得很稳重，因为搬动她的身体并不很轻松。她面白微黄，眉毛很淡。头发稀疏，但是总是梳得很整齐服贴。她原来在一个单位当出纳，是干部。退休了，在本楼当家属委员会委员，也算是干部。家属委员会委员的任务是要换购粮本、副食本了，到各家敛了来，办完了，又给各家送回去。她的干部意识根深蒂固，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家庭妇女。别的大妈也觉得她有架子，很少跟她过话。她爱和本楼的退休了的或尚未退休的女干部说话。说她自己的事。说她的儿女在单位很受器重；说她原来的领导很关心她，逢春节都要来看看她…… 在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店铺里，只要有人一学丁大妈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神气，大家就知道这学的是谁，于是都哈哈大笑，一笑笑半天。丁大妈的走路，实在是少见。头昂着，胸挺得老高，大踏步前进，两只胳臂前后甩动，走得很快。她头发乌黑，梳得整齐。面色紫褐，发出铜光，脸上的纹路清楚，如同刻出。除了步态，她还有一特别处：她穿的上衣，都是大襟的。料子是讲究的。夏天，派力司；春秋天，平绒；冬天，下雪，穿羽绒服。羽绒服没有大襟的。她为什么爱穿大襟上衣？这是习惯。她原是崇明岛的农民，吃过苦。现在苦尽甘来了。她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儿媳妇都在美国，按期给她寄钱。她现在一个人过，吃穿不愁。她很少自己做饭，都是到粮店买馒头，买烙饼，买面条。她有个外甥女，是个时装模特儿，常来看她，很漂亮。这外甥女，楼里很多人都认识。她和外甥女上电梯，有人招呼外甥女：“你来了！”——“我每星期都来。”丁大妈说：“来看我！”非常得意。丁大妈活得非常得意，因此她雄赳赳气昂昂。 罗大妈是个高个儿，水蛇腰。她走路也很快，但和丁大妈不一样：丁大妈大踏步，罗大妈步子小。丁大妈前后甩胳臂，罗大妈胳臂在小腹前左右摇。她每天“晨练”，走很长一段，扭着腰，摇着胳臂。罗大妈没牙，但是乍看看不出来，她的嘴很小，嘴唇很薄。她这个岁数——她也就是五十出头吧，不应该把牙都掉光了，想是牙有病，拔掉的。没牙，可是话很多，是个连片子嘴。 乔大妈一头银灰色的卷发。天生的卷。气色很好。她活得兴致勃勃。她起得很早，每天到天坛公园“晨练”，打一趟太极拳，练一遍鹤翔功，遛一个大弯。然后顺便到法华寺菜市场买一提兜菜回来。她爱做饭，做北京“吃儿”。蒸素馅包子，炒疙瘩，摇棒子面嘎嘎……她对自己做的饭非常得意。“我蒸的包子，好吃极了”，“我炒的疙瘩，好吃极了”，“我摇的嘎嘎，好吃极了！”她间长不短去给她的孙子做一顿中午饭。她儿子儿媳妇不跟她一起住，单过。儿子儿媳是“双职工”，中午顾不上给孩子做饭。“老让孩子吃方便面，那哪成！”她爱养花，阳台上都是花。她从天坛东门买回来一大把芍药骨朵，深紫色的。“能开一个月！” 大妈们常在传达室外面院子里聚在一起闲聊天。院子里放着七八张小凳子、小椅子，她们就错错落落地分坐着。所聊的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谁家买了一套组合柜，谁家拉回来一堂沙发，哪儿买的、多少钱买的，她们都打听得很清楚。谁家的孩子上“学前班”，老不去，“淘着哪！”谁家两口子吵架，又好啦，挎着胳臂上游乐园啦！乔其纱现在不时兴啦，现在兴“沙洗”……大妈们有一个好处，倒不搬弄是非。楼里有谁家结婚，大妈们早就在院里等着了。她们看扎着红彩绸的小汽车开进来，看放鞭炮，看新娘子从汽车里走出来，看年轻人往新娘子头发上撒金银色纸屑……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