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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跑警报，泡茶馆
1. 汪曾祺到昆明的头两年（1939、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跑警报”是战时昆明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制定的昆明防空警报，设空袭、紧急、解除三种，报警工具为兵工厂用于报时的音响器与六座城门上的警钟。空袭警报拉响之前有预行警报，联大不远处的五华山上升起红球，代表日机起飞，如果日机没有空袭意向，改挂绿灯笼；空袭警报是鸣一长两短，或敲钟1-2-1-2，响三分钟，代表日机进入云南；紧急警报是连续短音或急敲钟，响两分钟，代表日机往昆明而来；解除警报则是拉长音或一下一下有节奏地连续敲钟，响两分钟。
2. 1938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昆明。1940年共轰炸昆明17次。闻一多家后院曾经掉落过一枚炸弹，未爆炸。1940年10月13日，日机再次轰炸，西南联大校舍损失惨重。沈从文、卞之琳合住的宿舍也被炸坏。沈从文从此搬到文林街20号单独居住。
3. 1941年4月29日，下午一点开始预行警报，四点半警报解除。日机共出动27架，投炸弹71枚，空中爆炸弹5枚，硫黄草色弹1枚。炸死52人，负轻重伤者76人。炸毁民房420余间，震毁780余间，损失汽车4辆，马1匹。损毁最重的华山西路至北门街一段，恰是联大教员居住密集区域。“自昆明轰炸以来，盖以此次灾区最广、死伤最重云。”（《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本来打算于这一天举行的“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也因空袭延期。
5. 有市民秘密举报昆明的一位著名中医，说他姨太太是日本人，有汉奸嫌疑。结果该中医被捕。传说宪兵进门抓人的时候，那位日本姨太太正在蚊帐后发无线电报。有人问：“她会如此不小心吗？”
6. 跑警报的时候，只要携带显眼或反光物体，都有可能被怀疑为汉奸匪谍。有人带了张红色毛毯，打算到野外坐卧，刚出西门就被警察拦截。某银行职员在跑警报时被八名警察包围，此时日机已在头上。这位职员让所有警察全都坐下，等日机过去了，才告诉他们：我刚才匆忙，忘了把公事皮包反过来，上面两把洋锁导致反光，现在你们可以搜查我，看看是不是有汉奸嫌疑？警察于是离开。
8. 电影《无问西东》里拍的联大师生野外上课，也是有的。1940年12月3日10点35分，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正在新校舍18甲教室里上《人口问题》，忽闻空袭警报。有学生提议跑警报时继续上课，陈达也同意。大家跑到北门外约六里的小山树林里，离海源寺不远，坐下继续上课。陈达坐在一个坟头上，讲C.Gini、R.Pearl与A.M.CarrSaunders的人口理论，学生11人，专心听课记笔记。那天阳光颇大，无风。别的跑警报的人，路过这里，也站下来听上片刻。陈达说，只可惜小贩叫卖糖果点心的声音，有点打扰上课，不然，比在教室里上课还愉快。（《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9. 1942年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有一位叫徐泽物，论文题目是《空袭与昆明社会》。其中报告：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历次警报时间总共约300小时。联大学生跑警报所费的时间，约等于23周的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期间昆明被空袭炸死者1044人，伤者1414人。
10. 汪曾祺1984年写了《跑警报》，历数联大师生在警报时期的种种表现。他认为日本人轰炸昆明，主要是为了吓唬昆明人，增加市民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11. 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学生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汪曾祺说，联大学生，至少是男生，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
12.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昆明还有一种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
13. 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的茶馆计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个钱数。有的茶馆是外面的女孩子来卖炒葵花子，绕桌轻唤：“瓜子瓜，瓜子瓜。”
14. 茶馆电灯很亮，有的还备有报纸和英文杂志。茶只卖五分钱一盏，买上一盏茶，可以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茶馆一般只有十四五个座位，多数学生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久而久之，附近居民不再光顾，茶馆为联大学生占据为读书写作场所，老板一晚上只能卖六七角钱而已。个别茶馆会表示抗议，多数茶馆则听之任之。
15. 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在昆明泡惯了茶馆，后来到曲靖后还是习惯性地带书到茶馆“泡”，结果被老板娘数落一通：“都像你先生这样，我们的茶馆还开不开了？”
16. 汪曾祺他们跟凤翥街几家茶馆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账，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钱去看电影。昆明的茶馆收市很晚，他们有时会一直坐到十点多钟。然后去逛翠湖的夜色，或是去系图书馆看通宵书。
17. “他们”一般是指“两个外文系的同学”巫宁坤、赵全章，去得最多的一家茶馆，在钱局街上。有课的时候就课后去，没课的日子一早去，各看各的书，写东西，彼此不说话。巫宁坤回忆说：“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
19. 汪曾祺反复写过一位泡茶馆的冠军，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姓陆，长脸，个儿很高。两腿甚长，走起路来有点打晃。这个人曾经徒步旅行了大半个中国。陆同学在南英中学兼课，把脸盆、毛巾、牙刷都放在南英中学下坡对面的一家茶馆里，早起到茶馆洗脸，然后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吃完就喝茶看书。中午，出去随便吃点东西，回来重要一碗茶，接着泡。看书，整个下午。晚上出去吃点东西，回来接着泡。一直到灯火阑珊，才挟了厚书回南英中学睡觉。
20. 还有位朱南铣，是哲学系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于被尿憋死。
21. 何兆武回忆，有一次在茶馆里听两个物理系高一级学长高谈阔论。一个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另一个说看了，然后把手一摆，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创新），是老糊涂了吧。”问的人叫黄昆，摆手不屑的，叫杨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