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汪曾祺1939年入校，按说应该于1943年夏天毕业。1943年6月20日《生活导报周刊》“XX新闻”栏有条花絮，形象地形容了毕业生的苦况：“大学中本届毕业同学，既须于跳蚤臭虫夹攻下准备考试，复须于大雨倾盆中或炎日高照下奔走谋求啖饭地，寝席难安，转转反侧，颇有焦头烂额之感。”

2. 毕业前夕，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找汪曾祺谈话，想推荐他留校，教先修班国文，说是先占个位子，省得明年麻烦。他在致朱奎元的信中说：“这事相当使我高兴。别的都还事小，罗先生对我如此关心惠爱，实在令人感激。联大没有领得文凭就在本校教书的，这恐怕是第一次。”

3. 主张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罗常培为汪曾祺写介绍信，叫他持信找先修班主任、植物学家李继侗，信中说“该生素具创作夙慧”。这句话让汪曾祺感动不已。

4. 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

5. 1943年11月起，汪曾祺开始在西南联大师范专修科担任书记。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1946年）》，汪曾祺“学历及经历”一栏注明其为“联大国文学系补学分学生、本校书记”。不过，这个位子次年三月就没有了。

6. 1943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与低班同学好友杨毓珉一起搬离联大宿舍，在民强巷租房居住。杨毓珉此时习篆刻，挂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条件租房。

9. 1943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西南联大等高校的1944级毕业生无需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即可征调为译员或服兵役。

11. 联大当局很重视译员征调事，11月9日，梅贻琦一天之内先后在新校舍及工学院发表两次讲话，宣布规定。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原定10月15日开班，因报名冷清，推迟到11月，期间继续动员，梅贻琦甚至宣布“不应征者立即开除学籍”。

12. 11月12日，西南联大教授会议议决，“本年度四年级学生，自下学期起全部征调，担任阵地服务，以服务成绩作为该下学期毕业成绩”，主要是在云南、缅甸、印度各战地担任随军翻译。12月出台的办法细则，征调对象则只限于男生，充任译员可免修32学分及军训、体育课程。

13. 联大教授们分别约谈本系学生加以鼓励。闻一多曾找中文系学生个别谈话，分析局势，说明担任译员的重要意义。西南联大一些负责人的子弟也报名参加了，如蒋梦麟之子蒋仁渊、査良钊之子査瑞传、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等。

15. 汪曾祺没有应征当译员。汪曾祺则对子女说了隐衷：一是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是当时生活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俩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部位。于是没去参加体检。

17. 1944年的汪曾祺，因为教书报酬太少，又迟迟得不到家里寄来的钱，深陷于经济困顿之中。他在5月7日给朱奎元的信中透露，他身无分文，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当日汪曾祺向另一同乡任振邦借到1000元钱。

18. 1944年4月，在朋友邀约下，汪曾祺还曾到云大附近的南英中学短暂教过一班国文。这个学校每天有升旗、降旗、晚点名等繁琐仪式，还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培训等。任教不久，校方拟让汪曾祺担任训育主任，他以“名士派”为辞婉谢。

19. 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恋。1943年雨季，他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苦闷。

20. 汪曾祺在毕业前夕致同乡朱奎元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当时的感情生活：“我近来感情正为一件事所支配，我愿意自己对一些理想永远执持不变，并且愿意别人也都不与我的理想冲突。这两天最好我们不谈起有关女孩子事情。”

21. 这场恋爱细节不明，要好的朋友后来也不曾提起。只在给朱奎元的信中，汪曾祺敞开了心扉：“我从来没有说过蓝家孩子一句抱怨的话是吧？现在，我的欢喜更是有增无已。我自从不找她以来就没有找过她。我没有破坏我的约言，我没有写一个字给她，虽然我是天天想去找她，天天想写信给她的。我常常碰到她，有时莫名其妙的紧张，手指有点抖，有时又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虽然都不说话，但目光里有的是坦白，亲爱。若是我们两个都是单独的，则相互看着的时间常会长些，而且常是温柔（你莫以为肉麻，我说温柔是别于激动）的笑一笑。我们不像曾经常在一处又为一点心照不宣的事摔开了，倒像是似曾相识，尚未通名，仿佛一有机缘就会接近起来似的。”

22. 暑假前夕，汪曾祺为送“蓝家女孩子”去医院，再次找同乡任振邦借钱。

25. 这段时间，汪曾祺租住在民强巷，十分落魄，在白绵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下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两口”。没有床，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条棉絮“拥絮而眠”。

26. 汪曾祺失恋后，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十一点，坚卧不起，朱德熙见他没露面，就夹一本字典来，“起来，去吃饭！”卖掉字典，吃一顿早饭。

28. 1944年深秋，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假的杨毓珉到民强巷看望生活潦倒的汪曾祺。杨毓珉回忆：住室是一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

29. 1944年，汪曾祺的写了总题为《茱萸集》的一系列散文陆续发表，并希望在自己“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同时他还着手写一系列“给女孩子”，“用温和有趣笔调谈年青女孩子各种问题”。以上文字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

因为演剧，教了中学

33. 1943年10月末，山海云剧社开始筹办中国建设中学。教室借用中华职业社校舍，孙起孟任名誉校长，周大奎为校长。汪曾祺也是创办人之一，并担任国文教学。

37. 1945年7月，施松卿从联大外文系毕业。稍后也进入中国建设中学，成为汪曾祺的同事。

38. 施松卿毕业前后曾在一个管理滇缅路的法国人家里兼做一份家教，教一个女孩学英语，兼做为她洗澡之类的保姆任务，“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吃饱饭”。后来法国人调离滇缅路，想把施松卿一起带走，但施松卿拒绝了。

44. 1945年12月2日，“一二·一”惨案发生之次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联大新校舍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当晚，联大全体同学为死难烈士举行公祭，昆明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六千余人参加，闻一多走在队伍前头。汪曾祺和好友朱德熙、李荣也参加了活动。

48.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演讲完毕回家路上，在西仓坡家门口十几米外被特务枪杀。汪曾祺听到消息，第一时间来到朱德熙家报告消息。何孔敬回忆说：“曾祺和松卿气急败坏地到家里来，对德熙说：‘我们没有估计错，特务乘联大师生走得差不多了，对先生下毒手了。’他们三个人平时到了一块儿，总有说不完的话。这天，三人垂头丧气，沉默无语……”

颓在朱家地铺上，想自杀

49. 1946年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一道出发，沿着他1939年来时原路，昆明，越南，香港，回到上海。

56. 汪曾祺有位小姑爹崔锡麟，是银行界的头面人物，正任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支行经理，后来还当选了“国大代表”。汪菊生让汪曾祺去拜见这位小姑爹，打算让汪曾祺在银行里谋个事。崔锡麟没有推辞，但当面把汪曾祺训了一通，说他不该跟着朱自清闻一多搞什么政治，而应该继承祖业，兴旺汪家。汪曾祺从此不肯再登小姑爹的门，也就与银行业无缘。

59. 汪曾祺写信给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吐露自己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夫人张兆和时在苏州，沈从文又让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给汪曾祺安慰他。

致远中学一教员

60. 九月，李健吾介绍汪曾祺去自己学生办的致远中学教书。这所私立中学在延安中路，本是高级中学，1946年改为初级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整所学校在一座三层的小楼里，教室只占一层半，操场、图书馆与实验室一概没有。这些景况，后来被写入汪曾祺唯一一篇写上海的小说《星期天》里。

65. 1946年12月，汪曾祺在沈从文指导的习作《灯下》基础上，改写成了《异秉》。这篇小说与1980年重写的《异秉》，是汪曾祺“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最佳见证之一。

79. 1947年夏天，在福州英华中学教书的施松卿接到以前西南联大论文导师的信，称北京大学西语系有一个助教位置，问她愿不愿意接受。施松卿接信后立即整装北上。

80. 施松卿先到上海，与汪曾祺订婚。未来公公汪菊生从镇江到上海见儿媳妇，想给她买一只猫儿眼（一种宝石）作为订婚礼物，施松卿拒绝了。

81. 施松卿暑假后任教北京大学，负责公共英语大课。

全世界都是凉的

90. 1948年3月，汪曾祺坐船北上，去投奔已在北大落下脚来的未婚妻。9日抵天津，住在劝业场附近的惠中旅馆。

91. 汪曾祺在天津逛了逛，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的，毫无‘意思’”。他给黄裳写信，说看女鞋，是“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的首项。天津这方面显然不合格。

99. 1948年5月，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进了位于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一个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100. 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没多少。汪曾祺记得有两尊很大的铜炮，称为“将军炮”，张勋复辟时还起用过。还有一架绞刑机，德国进口的，只用过一次，绞死的犯人叫李大钊。汪曾祺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件藏品写说明卡片。

102. 汪曾祺就住在午门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去旧货摊子上买了一盏白磁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在宿舍灯下看书，有时也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104. 历史博物馆有位工人老董，从前在国子监干过，也住在馆里。汪曾祺喜欢跟他聊天，后来以此为题材写了散文《国子监》。老董大概是同治末光绪初生人，1948年也七十多了。他和他儿子都在博物馆当工人。

105. 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这要“归功”于国民政府改革币值，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凡拿国家机关工资的人，等于薪水涨了十倍以上。

106. 这段时间，汪曾祺与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小馆，“苏造肉”、爆肚、白汤杂碎，换着方儿吃。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两人又回到沙滩去吃炒合菜。

108.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病交加，在北大附属医院病逝。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至年底，见诸报刊的悼文达220篇以上。未见汪曾祺当时对这位扬州同乡兼老师的去世有所表达，也未听说参加北京的公祭活动。

112. 1949年1月19日，高邮解放。不久后，父亲汪菊生带着妻儿从镇江回了高邮。

114. 沈从文因为受到左翼阵营的批判，苦闷以致精神失常。他住在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授宿舍，屋后有条小路，沈从文觉得每日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解放军进城前，梁思成林徽因等老朋友邀请他到已经解放的清华园去暂住一段。

南下，复北上

116. 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想“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因为“参加革命工作”在1949年10月1日前，汪曾祺后来也成了一名“离休干部”。

117. 5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终于结婚了。汪曾祺即将南下，两人终于决定结婚，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下馆子吃了面，晚上还到老师沈从文家报喜。

121. 汪曾祺被抽调进了南下工作团宣传先遣队，需要提前南下，进行建团、宣传和报道工作。

125. 汪曾祺原想随南下工作团一路打到广州。但在行军期间，组织要求每名团员讲清自己历史。汪曾祺交代了1936年参加复兴社的事。虽然经过审查他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这样的人不适合留在革命队伍中。

126. 汪曾祺于武汉就地转入地方工作。组织上知道他教过中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让他先在武汉文教局参加接管，后来被派任汉口二女中（今硚口区17中）副教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