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瘾是被设计出来的：Meta 与 Google 同时被判承担责任

本周一起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案件，引发震动。

原告KGM（化名）现年20岁，从6岁开始使用YouTube，9岁开始使用Instagram。她声称自己发展出了强迫性使用模式（单日最长可达16小时），并因此遭受了焦虑、抑郁、身体畸形恐惧症及自杀意念。

被告并非普通公司，而是两家定义了当代互联网形态的科技巨头——

Meta Platforms（Instagram 母公司）与 Google（YouTube 母公司）。

在这起围绕“未成年人是否被平台设计诱导成瘾”的陪审团审判中，裁决首次明确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平台是否需要为“让人上瘾的设计”承担责任？

与以往“模糊归责”不同，2026年3月25日，洛杉矶陪审团在 KGM 案中裁定 Meta 和 Google 对“成瘾设计”承担责任：

这是首批针对“社交媒体成瘾”的陪审团审判案件之一，被视为数千起类似案件的“风向标”（Bellwether trials）。

裁决关键：设计缺陷与成瘾机制

陪审团裁定平台需承担责任的核心原因在于其明知故犯的设计理念。

内部证据：
Meta的“Project Myst”研究：内部文件显示，Meta知晓那些经历过“不良内容影响”的儿童最容易对Instagram上瘾，且家长无力阻止。
内部通讯： Meta内部将平台效果比作“贩毒”和“赌博”；YouTube备忘录将“观众成瘾”列为一个目标；Instagram员工自称为“上瘾推手”（Pushers）。

法律突破：尽管被告援引《通信规范法》第230条（Section 230，通常保护平台不对用户内容负责），但法官指示陪审团区分“内容”与“交付方式”。陪审团最终认定，虽然平台可能对内容免责，平台对内容的交付方式（即算法推荐和界面设计，如推送通知、无限滚动）负有责任，从而限制了第230条的保护范围。

辩护与反驳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核心争议点在于成瘾的归因。

被告主张：
家庭因素： Meta辩称KGM在使用社交媒体前就面临家庭挑战，社交媒体反而为她提供了健康的出口。
CEO证词： Mark Zuckerberg作证称，他并不试图最大化用户每月的使用时间。
医疗记录： YouTube律师指出KGM的病历中从未提及对YouTube的成瘾。

原告反驳：律师Mark Lanier强调，公司拥有“企业知识”（Corporate Knowledge），即明知产品有害且针对儿童，却仍进行营销和否认，这在法律上等同于烟草诉讼案中的责任认定。

“知情同意”的现实困境

很多讨论会把问题归结为：用户是否自律，家长是否尽责。

但本案揭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人无法对自己不理解的系统，做出真正的“知情同意”。

原告从6岁开始使用平台。她的父母既看不到企业内部研究，也无法理解算法如何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说“本可以更好地使用家长控制功能”，更像是在要求一个人去读懂一份用外语写的合同。

家长控制：一场注定失衡的对抗

以Instagram的家长监管工具为例，家长需要：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理想化前提上：家长有时间、有技术能力，且孩子愿意配合。

但屏幕的另一端，是：顶级工程师，数十亿级算力和以“停留时长”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这并不是一场对等的竞争，把它归咎为“家长没有管好”，本质上是一种对责任的转移。

行业影响与未来展望

此案被视为科技巨头的“烟草时刻”，预示着行业监管的巨变。

连锁反应：这是Meta本周在美国法院遭遇的第二次重大失败（2026年3月24日，新墨西哥州陪审团裁定 Meta 隐瞒儿童性剥削风险并误导公众）。未来还有超过20起类似的“风向标”审判即将进行。

此案标志着司法界对科技平台责任认定的重大转折，将平台责任从单纯的“内容管理”延伸至“算法设计与成瘾机制”，为未来全球针对科技巨头的类似诉讼确立了关键的法律先例。

在一个由算法驱动注意力的时代，责任，究竟应该落在谁身上？

如果“上瘾”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仅仅要求用户自律、家长监管，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